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我非常高興能來到這里，也非常榮幸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這么多人面前發(fā)表演說，我多少覺得有得誠惶誠恐。人們覺得這類事情對于寫作的人來說是輕而易舉且順其自然，可是對于一個作家——至少是小說家而言——演講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這就像學校課堂里區(qū)別書面和口頭作業(yè)的差別，小說家更有寫的才華，而不是說的本領。他已經習慣了保持安靜，他演講起來會吞吞吐吐，因為他早已習慣把自己的話刪掉。在幾遍的修改之后，他的表達可能變得明朗。但真的發(fā)言時，要修正那笨拙的語句就手足無措了。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中的一些人在演講時一會兒躊躇遲疑，一會兒流利飛快好像我們等著隨時被打斷。這也是為什么我和許多人一樣產生了寫作的欲望，在童年結束的時候。你希望大人們會讀你寫的東西。也就是以那種方式，他們才會靜下來聽你說，也不會來打斷你。同時，他們才會真的了解你的心聲。
得知獲獎的時候我覺得這很如夢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為什么你們選擇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強烈地意識到一個小說家對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得無知，而讀者們對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說家永遠成不了他自己的讀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時刪掉手稿的語法錯誤、重復或者多余的贅述的時候，他對自己的書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畫家在天花板上畫壁畫一樣，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細節(jié)，距離太近，就沒有作品的整體感。
寫作是一項奇怪的、孤獨的活動。在開始寫一部長篇故事的頭幾頁總有叫人沮喪的情緒。每天你都覺得自己在一條錯的軌道上，進而產生一種強烈的沖動調轉頭去走另一條路。重要的是，不要屈從于這股念頭，要堅持下去。
當你快寫完一本書的時候，感覺仿佛掙脫了，已經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我敢說，你寫結尾段的時候，書會“展現(xiàn)”出一種敵意，迫切地掙脫你的枷鎖。而且當它離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時間給你想最后的幾個詞。它結束了——這本書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經把你忘卻。從現(xiàn)在開始，它會從讀者那里找尋它的自我。當這些發(fā)生的時候，你就會感到強大的空虛和一絲被拋棄的感覺。這也是失望的表現(xiàn)，因為你和書的親密關聯(lián)是那么短暫。這種不滿和未完成的感覺就驅動著你去寫下一本書，再恢復兩者的平衡。
所以，讀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說和讀者的關系宛如沖洗攝影膠片的過程。暗房里，影像一點一點清晰起來。當你讀小說的時候，也會產生類似的化學反應。不過，要維系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和諧，重要的就是永遠別讓讀者透支，不知不覺地哄哄他，給他足夠的空間讓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針灸的藝術，針要插在精確的要點上，神經系統(tǒng)才能流通順暢。
我一直妒忌音樂家，因為他們掌握著比小說高級的藝術。詩人也是，很像音樂家和小說家。從孩提時代起我就寫詩，這就是為什么我記得以前讀過的讓我共鳴的話：“寫不成詩的人來當散文家”。對于小說家來說，音樂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觀察到的人、景、街譜成曲，這對他來說可能還不完美。他會后悔沒能做一個真正的音樂家，也沒法寫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個戰(zhàn)爭的孩子
諾貝爾獎宣布后用來代表我的一個短語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戰(zhàn)法國被占領期間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樣，我是戰(zhàn)爭的孩子，更準確地說，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歸功于被占領時期的巴黎。當時生活在巴黎的人想盡快忘記的地方，至少只要記得日常的細節(jié)，那些展現(xiàn)了他們所幻想的與和平歲月并無差異的生活點滴。后來，當他們的孩子問起當年的歷史，他們的回答也是閃爍其詞。要不然，他們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時光從記憶中抹去，還有就是隱瞞一些事情，不讓孩子知道。可是面對我們父母的沉默我們明白了一切，仿佛我們自己也親歷過。
被占時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樣”繼續(xù)——戲院、電影院、音樂廳和餐館依舊營業(yè)。收音機里還放著音樂。去看戲、看電影的人還比戰(zhàn)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讓人們聚在一起避難，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墒�，離奇的細枝末節(jié)都在說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樣。鮮少的汽車、寧靜的街道……都在表明這是一個寂靜之城——納粹占領者常說的“盲城”。
就在這樣噩夢般的巴黎，人們會在一些之前從不經過的道路上相遇，曇花一現(xiàn)的愛情從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見也是未知。而后，這些短暫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結果——新生命降臨。這就是為何對我而言，巴黎帶著原初的黑暗。如果沒有那些，我根本不會來到這個世界。那個巴黎一直纏繞著我，我的作品也時常浸潤/沐浴在那朦朧的光中。
一個作家的出生時間和那個年是他永久的標記。如果他寫詩，詩句就表明著他所處的時代，也永遠不可能在其他的時代里寫成。葉芝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我總是被《柯爾莊園的天鵝》所打動。葉芝在公園里看著天鵝在水中滑行：
自從我第一次數(shù)了它們
十九度秋天已經消逝
我還來不及細數(shù)一遍，就看到
它們一下子全部飛起
大聲拍打著它們的翅膀，
現(xiàn)在它們在靜謐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測，美麗動人，
可有一天我醒來，
它們已飛去。
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
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
使人們悅目賞心?
十九世紀的詩歌里常常有天鵝——波德萊爾或馬拉美的詩里都有。但這首詩不可能是在19世紀寫的。它有著20世紀才出現(xiàn)的特定的節(jié)奏和憂郁。
20世紀的作家偶爾也會感覺被他們時代所禁錮。閱讀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或帶來一種特定的戀舊之情。在那些年歲，時間慢慢地流逝。那樣的節(jié)奏與小說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為“緩慢”讓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從那時開始，時間加速，斷斷續(xù)續(xù)地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就是過渡的一代。我好奇著下一代，在互聯(lián)網、手機、電子郵件和微博時代出生的人，他們如何通過文學來表達這個注定每個人都會“相連”，而且“社交網絡”侵蝕了一部分親密和私密的東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賦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為小說的主題。不過我對文學的未來仍抱著樂觀態(tài)度，我深信未來的作家會守護并繼承衣缽，就像荷馬以來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總要在作品里試圖表達一些永恒的東西，閱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盡管已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盡管安娜穿著1870年代的裙子，我們依然覺得她離我們很近。還有諸如愛德加·艾倫·坡、梅爾維爾、司湯達這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他們離世后兩個多世紀，遠比他們在世時更受歡迎。
用X光審視巴黎
那么，小說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樣的距離?他們需要與生活保持一點距離，因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會看不清生活本來的樣子。但是這樣的距離不會限制作者將書中人物和現(xiàn)實中的人物建立某種聯(lián)系。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爾斯泰一下就從一個臥軌自殺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說人物的影子。宏觀到托爾斯泰描寫天空和風光，圍觀到他描寫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閃，這種寫作者將生活寫入作品的天分隨處可見。這種狀態(tài)不是自戀，因為這種狀態(tài)需要同時忽視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錯過每一個細節(jié)。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將注意力投入個人的寫作，而是要達到一種澄澈的境界來觀察外界，才能最終寫成一部小說。
我就不冗長地敘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經歷一定也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筆。我長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輾轉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來，這讓我想試圖通過寫小說來解決這些迷惑，希望寫作和想象力能最終幫我把這些零散的線索都串起來。
愛德加·艾倫·坡在他的短篇小說《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館中觀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斷行走的人們，喚起了對人性的關注。他選擇了一個長相怪異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隨他到倫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認識他。但是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著他也毫無意義，這老人并不作為個體存在著，他只是大眾過路者中的.一員，行走在擁擠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詩人托馬斯·德·昆西年輕的時候也有這么一件事，讓他終生難忘。在倫敦擁擠的牛津街上，他和一個女孩成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樣。他陪伴了她幾天，直至他要離開倫敦。他們約定一周以后，她會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時間在大提茨菲爾街的街角見面。但是他們自此就再也沒見過彼此�！叭绻钪覀円欢ǘ紩䦟ふ冶舜�，在同一時間，找遍倫敦的所有角落;或許我們就相隔幾步，但是這不寬過倫敦街道寬的咫尺之遙卻讓我們永生沒再相見。”
隨著時間流逝，城市里的每個街區(qū)，每個街道都能引發(fā)起在這里出生或成長的人的一段回憶，一次碰面，一點遺憾或是一點幸福。一條同樣的街道串聯(lián)起一段回憶，這地方幾乎構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這里逐層展開。那些千千萬萬生活在這里的、路過的人們也都有著各自的生活和回憶。
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年輕的時候，為了幫助自己寫作，我試著去找那些老巴黎的電話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門牌號排列條目的電話本。每當我翻閱這些書頁，我都覺得自己在通過X光審視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亞特蘭蒂斯城，透過時間一點點呼吸著。這么多年過去了，千千萬不知名的人們留下的就只有他們的名字、住址和電話。有時候，過了一年，一個名字就消失了。翻閱這些老電話本，我會想，如果現(xiàn)在再撥打這些電話，大概多數(shù)都無人接聽吧。后來，我看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被深深觸動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淚，
我的脈搏，我童年種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尋死者的聲音
所以當我看著那些老巴黎電話本的時候，我開始想寫我的第一本書。我要做的就是在這千千萬的名字里，用鉛筆劃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想象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你可以放縱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變自己的身份，開始新生活。你也可以從一個孤立的地址開始長期調查一場預謀。我一直對搜尋令中的一句話非常有興趣——“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時間的流逝都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么19世紀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說家們的“領地”，很多偉大的小說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爾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風和東京、雅爾瑪·瑟德爾貝里和斯德哥爾摩。
小說看見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獎詞說“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其實這樣的贊譽不單單是對我的作品，還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寫作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特別的記憶，試圖從往昔捕捉一些隱匿的、未知的，幾乎在地球上沒有留下痕跡的零零碎碎。當然，它們都與我出生的1945年有關。城市被毀，所有人都消失的情況讓我，和我這一代人，對記憶和遺忘的主題更為敏感。
不幸的是，我覺得只有普魯斯特的本領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對過往的追憶。他描述的社會仍舊是穩(wěn)定的，19世紀的社會。普魯斯特的回憶讓歷史在其所有的細節(jié)中重現(xiàn)。如今，我感覺到記憶遠不如它本身那么確定，始終處于遺忘和被遺忘的持續(xù)的斗爭中。這一層，一大堆被遺忘的東西掩蓋了一切。也就是說，我們僅僅能拾起歷史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的且?guī)缀鯚o法理解的人類命運。
但這就是小說家的使命，在面對被遺忘的巨大空白，讓褪去的言語重現(xiàn)，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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