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欲與暴力的整合

　　有人說，金庸的小說意義在于，性欲和暴力得到了統(tǒng)一整合。下面小編就跟大家談談關(guān)于性欲與暴力的整合的金庸式心理治療。

　　在既往的中國小說，男性形象中一般都是半拉子男人——會做愛的男人必然不會做事，如許仙和寶玉;會做事的男人必然不喜做愛，如關(guān)公和李奎。偶爾有個把男人既會做愛又會做事，此人必是流氓不得好死，如西門慶。

　　故有文學評論家認為，金庸小說實際上是流氓的頌歌，宣揚流氓的道義，其實也是有幾分道理的。

　　正如1980年代，一眾中學老師，宣稱金庸的小說是毒草，毒性甚至勝過瓊瑤，雖然這主要是說明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失敗，教師們完全不知道如何幫助青少年整合性欲與暴力，從而面對性欲陷入了一種偏執(zhí)狀態(tài)。

　　但是那偏執(zhí)的嗅覺，的確也是準確嗅到了金庸小說中性欲的芬芳和暴力的馥郁，正如性壓抑者能夠從“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風車呀風車那個依呀呀地唱哪”，從“海風你輕輕吹海浪你輕輕搖，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中聽到暗流洶涌的性沖動一樣。

　　金庸小說有三大特點：

　　1、所有主人公都是男的。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小說。女性基本上都是這些男性英雄的陪襯。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實際上這些男人之所以那么需要出人頭地，萬眾矚目，是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感覺到，自己的真實自我，被人看到過，欣賞過呢?

　　換句話說，他們正如《天龍八部》中的白夫人，不管有多少高富帥乞丐盯著她看，充滿艷羨，但是只要喬峰，這個乞丐中的CEO，忽略了她，就立即引發(fā)其自戀暴怒，為了保護那脆弱的自戀，她必須摧毀整個丐幫(在她幻想中是奪取其客體關(guān)注者，是其嫉妒和攻擊的對象)，在此過程中狠狠折磨忽略者喬峰。

　　2、絕大部分男主人公都沒有父親，大部分人都是孤兒。

　　這大概部分解釋了第一個特點，正是有棄兒情結(jié)者，才最需要無邊的功名利祿，來填補自己那永遠填補不了的自戀創(chuàng)傷空洞。

　　不管多少錢、多少名氣，也無法讓這個痛苦釋懷，為什么當年我的父母忽略我、不要我、離開我?

　　但是金庸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并不都是那么創(chuàng)傷性的，這一點和陳青云、古龍的小說顯然不同。后兩者的小說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受困于棄兒情結(jié)和空虛感。而金庸筆下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夠感動一大批人，就在于其主人公的精神結(jié)構(gòu)，具有較高的時代象征性——他們象征著寫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父性權(quán)威的弱勢，而不是父親的死亡或徹底消失。正對等于1990年前的時代文化無意識結(jié)構(gòu)，父親的權(quán)力雖然被閹割、被貶低、被攻擊，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切看起來可笑、過時的理想主義精神。

　　而金庸小說洋溢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其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有理想的，郭靖是典型象征。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金庸小說的主人公，按照時代順序，一個比一個理想喪失更嚴重。

　　陳家洛是典型的君子，郭靖是大俠，都認同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到了楊過，令狐沖就成為隱者了，但是仍然具有一些個人主義的理想——如愛情，這一批人類似于1980年代以前的青少年。然后以張無忌、石破天為代表的是，充滿身份認同危機感，這類似于當代的青少年。最后登場的就是韋小寶，一個純粹不知理想為何物的人，他讓金庸筆下的男性，再次回到了西門慶的水平。

　　其實近幾十年來，中國男人的理想，一般來說，最高的也不過就是家國夢，民族振興而已，類似郭靖。退一步的就是找個紅顏知己過個好日子，就是楊過，令狐沖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有目標沒有理想，目標也無非是買大車買大房，買個公眾承認的大名氣，和韋小寶無二無別。故有評論者驚呼。韋小寶可以和阿Q媲美，為中國國民性代表。

　　3、也是最重要的，金庸筆下的英雄全部都是個性化英雄。

　　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是一組英雄群體中的一個，像《三國演義》、《封神演義》、《水滸傳》中的英雄，都是在一個英雄群體中，稍稍有點自己的個性，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是忠誠俠義的代言人。

　　金庸小說的結(jié)構(gòu)，其實更類似歐美小說，一部小說從頭到尾，圍繞著一個主人公來寫。個人，個人的命運、個人的心態(tài)變化，成為了小說的主題。當然，《金瓶梅》也有這樣的影子。

　　但是金庸小說之主人公，個體性都比西門慶要強烈很多倍。

　　西門慶的悲劇中，最悲催的就是西門慶從來不反思，其生命何以如此空虛，如此毫無意義。

　　而金庸的主人公，即便是郭靖，也會反思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自己理想的正當性，更不用說在愛情選擇方面他們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這一點不知要讓賈寶玉羨慕多少。

　　從個性發(fā)展的角度來一看：當年金庸小說的熱門預告了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中國心理治療的熱門

　　榮格區(qū)分了兩類心理治療，針對集體人的心理治療和針對個體人的心理治療。

　　集體人就類似于金庸之前的俠義英雄，他們沒有隱私，心胸向集體敞開如雷鋒，晚上睡覺不需要關(guān)門，可以供集體參觀。他們出心理問題，往往是因為脫離了和集體的聯(lián)系。所以適合他們的治療模式，也就是集體化的，如培訓班、工作坊、個性成長小組、團體心理治療等等，即便他們做個別治療，也最好是提供一套集體承認的、標準化操作給他們，一二三四五六七，每一步都由治療師扮演一個好老師，教給對方。

　　集體人只要找到集體歸屬感，心理疾病就好了一大半，所以他們?nèi)バ艂�宗教，去上個課程，學個樂器，開個微博，也可以打發(fā)走好多空虛和無意義感的，不一定要做心理治療。

　　個體人則不同，他們做治療，是因為他們有隱私、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想法和情感，如他想和他姑姑結(jié)婚，這些內(nèi)容需要一個治療師承諾為之保密，而且這個治療師承諾，不管這些內(nèi)容多么驚世駭俗，不為世俗道德不接受，治療師都和來訪者一起盡力去理解它們。

　　集體人看到的都是集體標簽，如滅絕師太一般，看人先看他出身標簽，是名門正派，還是邪魔外道，而個體人注重的是，我和這個具體的人的關(guān)系。如張無忌對趙敏。

　　正是因為一個人成為了個體人，他才要整合自己的性欲和暴力，他要反思自己暴力的正當性，考慮自己性欲的實現(xiàn)途徑。而不是把這些事情，留給周圍的哥們，留給師傅師兄來安排。

　　但是，從金庸最后一部小說《鹿鼎記》的象征意義來看，中國男人個性化歷程大概是后果不妙的。

　　《鹿鼎記》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男人具有了強烈的個性意識后，最終他成為了一個縱欲者，如西門慶一般，因為他的文化中并沒有任何體系可以吸收這個個性化能量。

　　《紅樓夢》從某種意義上要比《鹿鼎記》樂觀很多，它描寫的賈寶玉個性化的結(jié)局是——入道修行。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佛道是允許個性化因素得與伸展的體系。

　　到了金庸寫作的年代，這種寄托自由和個性的體系，在知識分子心中已經(jīng)降格為江湖格斗了。

　　接下來更有象征意義的是劉心武續(xù)寫的《紅樓夢》，賈寶玉的個性化歷程居然是通過自己自創(chuàng)一門殘缺不全的宗教來解決。

　　知識分子們在書里面幻想的東西，也是他們在心理治療室里面實踐的東西，不少人把治療師當做人生導師，也把治療關(guān)系當做靈性伴侶的關(guān)系。

　　這正說明了，治療空間，正如《紅樓夢》中的太虛幻境，如金庸小說中的“江湖”，如當代網(wǎng)絡小說中的“修真”和“穿越”，如周杰倫式的rap和崔健式的搖滾樂，是一個寄托自由、孵化個性的空間，但是在一個缺乏支撐自由和個性的文化體系下，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的最可能結(jié)局，卻是成為一個流氓。

　　這是為什么當代中國不少藝術(shù)家，最終成為了流氓的文化無意識原因。當然，也是不少老牌心理治療師最終成了實習期流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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