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工匠精神事跡材料
在平日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里,大家都經(jīng)常接觸到事跡材料吧,借助事跡材料可以很好地體現(xiàn)先進對象的先進思想、精神,以及特定的時代特征。那么相關(guān)的事跡材料到底怎么寫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有關(guān)工匠精神事跡材料,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工匠精神事跡材料1
田東江
不久前寫過一篇《工匠》,現(xiàn)在想說說工匠精神。假以時日,會有權(quán)威部門給出明確的釋義。在當下,要突出的顯然是對產(chǎn)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開歷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應當說完美地詮釋了這種精神。
歐陽修《歸田錄》載,汴京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總管或曰總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傳》的傳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預浩把塔建好后,卻是“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這是怎么回事,預浩解開了謎團:“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币獯罄谋人_斜塔聞名于世,但至于為什么會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設(shè)計者的初衷;而“年齡”遠遠大過比薩斜塔的開寶寺塔,則是在充分考慮到氣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舉。這樣來看,不光前人要感嘆預浩“用心之精蓋如此”,今天我們又如何不該伸出大拇指?“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當之無愧,可惜預浩撰寫的“《木經(jīng)》三卷”已經(jīng)失傳,只在沈括《夢溪筆談》中還能見到片段。開封見今仍有開寶寺塔,為首批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之一,是否預浩建的那個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這樣,盡管建造技術(shù)十分高超,卻沒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離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時分裂,又三次自行“復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復小雁塔時發(fā)現(xiàn),當時的工匠根據(jù)西安地質(zhì)情況將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個半圓球體,受震后壓力會均勻分散,從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樣。
周密《癸辛雜識》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這顯然只是一種猜想,哪有某個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罷,能夠包攬一切的道理?但歷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與作品進行對應。朱啟鈐等先生編輯、楊永生先生新編的《哲匠錄》,便是一部關(guān)于古代工匠名錄的書。書中“所錄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論其人為圣為凡,為創(chuàng)為述,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于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個言若,以其于人類文化有所貢獻”,因此,舉凡“營造,疊山,鍛冶,陶瓷,髹飾,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錄。像圣字輩的鯀、禹一類,將相級的曹操、蕭何、楊素、韓琦等,在他人看來,“淪為”工匠或許有些屈尊吧。
工匠精神每令我們嘆為觀止,還有一種更要肅然起敬。明朝宋濂寫過一篇齊桓公責備工師翰的寓言故事,工師翰就是一名工匠。宮殿壞了,建新的,工師翰全權(quán)負責。先去伐木、用木排運出山,然后“麾眾徒,操剞劂斲之,運繩尺剫之”。五個月后,大功告成;腹豢,“東阿之楹有樗者”——東宮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樹做的,不高興了,責備說:“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柣為棖尚不可,況為負任器耶?”這種樹一堆毛病,不密實,聞著臭,做成門檻什么的都不合格,何況要承重?工師翰假裝委屈,我把別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為桯,文磶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甓以飾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樹湊數(shù),不成想就被責備了;腹o他講道理,宮殿就是靠柱子支撐的,“一楹蠹則傾隳”,怎么能行呢?工師翰這時也講道理了,國家穩(wěn)固正如同宮殿穩(wěn)固,如果“眾壬進”,奸臣當?shù),能行嗎?桓公說肯定不行。工師翰說,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遺其大”了,看看現(xiàn)在朝里掌權(quán)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開方,這四個都是什么人,“皆蠧矣”;腹腥淮笪,“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工師翰先故意露出破綻,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邏輯如工藝般嚴謹,進諫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說宋濂筆下的還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誡編撰的《營造法式》不僅是對建筑實踐經(jīng)驗的理論總結(jié),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敗的社會價值。李誡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堅窳之制,堂構(gòu)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了然于心”。但該書在技術(shù)層面之外,還明確了勞動定額,以及運輸、加工等所耗時間,對于編造預算,施工組織都有嚴格規(guī)定,相當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規(guī)范,從而能夠有效地杜絕物料浪費和工程管理人員中飽私囊。如李誡這樣一種工匠精神,不是同樣足令我們景仰嗎?
當下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來,出發(fā)點顯然不是要打撈傳統(tǒng)手工藝,而是旨在將傳統(tǒng)手工藝中蘊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現(xiàn)代企業(yè)。這兩年,我國游客不是走到哪個國家就在哪里“掃貨”并不斷成為新聞嗎?究其原因,國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國貨信譽有待提振。這樣來看,就不難明了此種提法的戰(zhàn)略意義了。
工匠精神事跡材料2
耿銀平
政府工作報告里的新詞匯“工匠精神”,這幾日備受關(guān)注!肮そ尘瘛钡睦砟罹褪菑娜莳毩、踏實務(wù)實;摒棄浮躁、寧靜致遠;精致精細,執(zhí)著專一。
當下,“中國制造”正在向“中國智造”強力邁進,我們要補上“工匠精神”這一課,讓它為中國騰飛,做出積極擔當。
從容獨立、踏實務(wù)實。“欲速則不達”、“蘿卜快了不洗泥”告訴我們,無論是企業(yè)發(fā)展、人的發(fā)展,太強調(diào)“快”和“立竿見影”,注定會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記。無法讓人永久記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實實方面下功夫:不貪多求快,不好高騖遠,不眼花繚亂,不惜力,不怕費事。甚至費盡周折沒有收獲也無怨無悔,不輕言放棄,用一步一個腳印的`精神,艱苦磨練,產(chǎn)品和技能才能不斷攀越,走向精致。比如“大國工匠”胡雙錢,在自己的行業(yè)干了35年,“在車間里,他從不挑活,什么活都干,通過完成各種各樣的急件、難件,他的技術(shù)能力也在慢慢積累和提高”。
摒棄浮躁、寧靜致遠。也就是所謂的職業(yè)心境的從容淡泊:外邊的世界很熱鬧,自己卻不輕易盲從;燈紅酒綠中的誘惑很多,自己卻堅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樣安靜,像詩歌一樣平和!办o能生慧”,“靜能生樂”,所以,工匠們才能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枯燥的專業(yè)發(fā)展中,擁有不知疲倦的技術(shù)性快樂。讓技術(shù)發(fā)展,離淺入深,不斷飛躍。比如“大國工匠”毛臘生,是給導彈鑄造衣服的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很無趣,甚至連個愛好都沒有,有時甚至連表達都成問題”!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讀懂砂子,鑄好導彈”。他將“木訥”當做淡定,將“無趣”當做安靜,浮躁少了,當然就能造就技術(shù)的輝煌。
精致精細,執(zhí)著專一!渡袝?大禹謨》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痹诩夹g(shù)競爭、人才競爭白熱化的當下,要想謀求更輝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維”要不得,它會讓自己流于庸俗,止于輕薄、膚淺和粗糙。發(fā)展思想不精細,產(chǎn)品就上不了檔次。所以,我們要有“人有我優(yōu)”的技術(shù)追求,選定一個目標,努力用一生的時間和更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棄,不遺余力,精益求精,甚至用強迫一樣的思維,讓技術(shù)和產(chǎn)品“從99%到99。99%”的過程中,迂回推進,不厭其煩,努力堅守,把每一個生產(chǎn)產(chǎn)品,當作工藝品一樣精雕細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創(chuàng)造出與眾不同的發(fā)展奇跡、震撼效應。比如“大國工匠”胡雙錢,“在35年里加工過數(shù)十萬個飛機零件,在這里面沒有出現(xiàn)過一個次品。”精細到了何種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國智造”、中國品質(zhì),自然就能更上一層樓。
工匠精神事跡材料3
戴志勇
自李克強總理在向本次人大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提“工匠精神”,從德國制造到日本“經(jīng)營之圣”稻盛和夫,從瑞士手表到中國航天,可圈可點的案例分析與文化自省,已經(jīng)在以朋友圈為代表的輿論場上流行了一輪。
前些日,李總理提醒中國還“不具備生產(chǎn)磨具鋼的能力”與“圓珠筆頭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點出一個基本現(xiàn)實:中國制造中的粗制濫造仍觸目可見,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
其實,制造強國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終極目標。工匠精神的因與終極目標,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為我們希望告別“圓珠筆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壞”的時代,與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處。我們希望廠家制造的一口鍋,從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塊表由奶奶傳下來,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還是那么通暢。
由此,很多生命記憶得到活生生的傳承,卓越之“物”里飽含著人的專注與深情,傳達給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對天地間的各種產(chǎn)品,我們不是棄之如敝履,而是當做值得愛惜的果實。人與物之間,才會告別粗鄙,達到一種美好的狀態(tài)。
什么樣的人做什么樣的產(chǎn)品,如果靠地溝油就能賺大錢,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只有當我們開始真正欣賞匠心獨運的人,當看到一位拿高工資的高級技工,不是因為其收入超過名校碩士而羨慕,而是因為他對手藝的專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職人”,才會成為一種精神標尺。人與人之間,也才能告別粗鄙,回歸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礪與欣賞。
就像日本與德國一樣,告別粗鄙時代,要經(jīng)歷管理與教育的雙重革新。
二戰(zhàn)后,日本企業(yè)界在美國質(zhì)量管理之父愛德華茲·戴明的全心協(xié)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質(zhì)量,取得經(jīng)濟奇跡。這種管理變革不會憑空誕生,源自人的意愿、視野與學習能力,教育顯然更為根本。
德國的教育體系里,在接受覆蓋全民的基礎(chǔ)教育之后,學生很早即向職業(yè)教育與文科中學分流。這種分流的好處有兩個:其一是減少千軍萬馬共擠獨木橋的危害,避免了類似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興趣乃至人格的傷害;其二是較早使學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確定自己的職業(yè)主攻方向。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職業(yè)教育,不是在學校里做與社會無關(guān)的學習,而是在政府的宏觀制度設(shè)計下,直接與企業(yè)就業(yè)崗位對接。將一線實踐與課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產(chǎn)品的精度,理解市場的變化,從小鑄造出德國人的工匠精神。
反觀中國,職業(yè)教育不職業(yè),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狀況,廣泛存在。為了爭搶經(jīng)費,各種中專和大專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學科設(shè)置,以提高學校行政等級。為了分數(shù),除了極少數(shù)可以兼顧的學生,家長不得不讓孩子逐漸放棄手工與興趣,放棄生活教育與人格磨礪,進入刷題式學習。
這也是一種教育上的粗鄙狀態(tài)。樹大者根必深。只有改變這樣的現(xiàn)狀,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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