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書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經阿直歧推薦，百濟學者王仁應邀攜《論語》和《千字文》到日，這是儒學傳日之始，之后百濟又輪換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儒學在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發(fā)展，是與日本原有生存環(huán)境、文化語境及發(fā)展需要相關聯(lián)的。儒學的大一統(tǒng)思想，以及倡導大義名分、維護社會尊卑等級、協(xié)調家族人際關系等特點，符合島國逐漸統(tǒng)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為主旨的神道，與儒學的“神道設教”、“慎終追遠”的天神祖宗崇拜相會通，儒學的“王士王民”、“德治”和“仁政”，適合日本社會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儒學很快為日本朝野所認同，并在其長期的會通中，形成日本化的儒學。

　　推古天皇時的圣德太子依儒學德目“德、仁、禮、信、義、智”制度冠位十二階，又制定《十七條憲法》，對日本社會實行改革�！妒�七條憲法》的主旨是儒家思想。第一條至十六條中，除第二條和第十條受佛教思想影響外，都源于儒學經典，如“和為貴”，“上下和睦”，“君則天之，臣則地之”，“以禮為本，上不禮而下不齊”，“無忠于君，無仁于民，是大亂之本也”，“信是義本”，“國非二君，民無兩主”，“五百歲之后，乃今遇賢”，“使民以時”等。此后日本多次派遣使者、留學生、學問僧來華學習、研究儒學，他們回國后推動了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在此基礎上推行“大化革新”運動，仿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調制及賦課制度，廢除私田私民，在公田公民之上建立以天皇為最高權威的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這種新體制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制訂了《近江令》、《大寶律令》和《養(yǎng)老律令》，具有儒學道德化特色，如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規(guī)范，具有實踐倫理性。

　　日本原無文字、學校，儒學初傳時在官廷中開辦學問所，以學習儒學。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時設立學校，在中央設大學寮(相當于唐國子監(jiān))，地方設國學(“國”是日本當時地方最高行政單位)，以傳授學習儒學經典，市縣明經道(儒學科)，以“九經”，即《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和《論語》為教科書，其中以《孝經》和《論語》為必修。 

　　日本大寶元年(701年)，宮廷和大學寮開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為“文宣王”�！洞髮毬闪睢返�“學令”規(guī)定的教授科目、考試內容都以儒學為主。由之，可是說是孔子“開啟”了日本的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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