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中的琵琶

　　大凡讀過唐詩或者曾經(jīng)對詩聯(lián)頗有興趣的人，恐怕對于上面這行標題不予折服的人，為數(shù)不多，且不說短短一句話，十個字竟然一連串地嵌入四個數(shù)字不舉，單就其詩喻手法，對仗之工整、擬人之貼切、夸張之神化，將琵琶藝術(shù)概括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著實令人驚詫不已。唐詩中描述琵琶藝術(shù)之佳作比比皆是，手捧琵琶詩篇，不失為品嘗一份美味佳肴，沁人心胸。

　　琵琶是以演奏手法命名的樂器，又名“枇杷”，“琵”和“琶”原是古代彈撥樂器兩種演奏手法的名稱，后人把凡是用彈撥手法演奏的樂器統(tǒng)稱為“琵琶”，因此秦漢至唐代這一時期，琵琶二字實際上是多種彈撥樂器的混稱。如三弦、阮、月琴等，東漢劉熙《釋名·釋樂器》一書載：“批把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隋唐以前稱為琵琶的樂器已有兩類：一類是被稱之為“直項琵琶”的樂器，據(jù)說是秦漢時期的弦鼗發(fā)展而成，其考源出于釋·智匠《樂錄》：“琵琶出于弦鼗 ”。形似圓形，設(shè)有共鳴箱，兩面蒙皮。因此又稱 “秦琵琶”、“秦漢子”。漢代王昭君出塞和番，在馬上鼓琵琶依托鄉(xiāng)思，用的就是這類琵琶。另一類約在公元前105年，漢族樂工參考了箏、筑、箜篌等木質(zhì)樂器而設(shè)計出來的琵琶，木制直柄，圓形音箱，四條弦，十二柱，用手彈奏。晉·傅玄《琵琶賦序》記載：“漢譴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又因晉朝的阮咸以擅彈此樂器聞名，所以又叫“阮咸”或“阮”。

　　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西涼地區(qū)和西域的中國部分都是西北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與外國的音樂文化融合的中心地帶。以后，又由于這些地區(qū)與中原的頻繁接觸交往，由此而得到了更多的與外族音樂文化接觸的可能。唐代時期廣為流傳的另兩種琵琶“龜茲琵琶”和“五弦琵琶”就是源于西域地區(qū)波斯(今伊朗)的樂器�！端鍟�·音樂志》中記載，周五帝時，由龜茲人蘇祗婆帶進來的琵琶，學術(shù)界又稱“龜茲琵琶”為“曲項琵琶”，南北朝時期從我國的北方傳至中原地帶，后來成為隋唐時期音樂中最重要的樂器。另一類“五弦琵琶”簡稱“五弦”，有五根弦，四個柱。形制與“曲項琵琶”相似而略小。

　　唐宋以來的琵琶，在樂器改革方面，它巧妙地將傳統(tǒng)的直項琵琶與外來的曲項琵琶結(jié)合起來。保留曲項琵琶半梨形、曲項的特點，即保留了曲項琵琶的發(fā)音特點，逐步舍棄曲項琵琶用撥子彈奏，沿用直項琵琶用手彈奏，在曲項琵琶上將原用四相改用直項琵琶的多柱，由原來的十二柱改為十四柱;在演奏上改變原來曲項琵琶的橫彈為直項琵琶的豎彈。使唐代琵琶藝術(shù)獲得了突破性進展，這時的琵琶已不再是彈撥樂器的混稱，而是專指這種樂器了。

　　琵琶之制作，也如同古琴與古箏一樣，選料用材也十分地考究，工藝技術(shù)程度也相當高明。琵琶頭部多以硬質(zhì)黃楊木或紅木制作，弦軸亦用牛角或象牙精雕而成，腹部面板蒙以桐木或柏木面板，面板上粘有品和復手，也多以牛角刻制。制作精細，工藝考究。有時琵琶琴背上或鑲嵌貝殼、金飾，使它既是一件實用樂器，又不失為一件工藝品，從唐詩中大致可以看出唐代琵琶制作與裝飾工藝的風采：

　　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韋莊《菩薩蠻》

　　珠顆淚沾金捍撥，紅妝弟子不勝情。——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diào)弄譜》

　　半日分弦出，叢花拂面安。——李嬌《琵琶》

　　從唐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出于美觀上的需要，琵琶弦也常常被染成紅色的：

　　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元稹《琵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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