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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方法論與范式及研究方法選擇分析
社會工作研究與社會學的研究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兩門學科的淵源和發(fā)展方向不同。社會工作源于社會慈善事業(yè)和睦鄰運動，它從一開始就關注弱勢群體，注重解決社會問題，是一門以價值觀和實踐為基礎的助人自助的專業(yè)活動，通俗地說，社會工作是“先有實務，后有理論”，理論的目的是指導實務。那么，下面是由yjbys小編為大家整合了關于社會工作相關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方法論的選擇
方法論是根據本體論和認識論而采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它是思維層次上的“基本假設、邏輯、原則、規(guī)則、程序等問題，它是指導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學�！�(注：袁 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我們對金碧社區(qū)的研究首先必須認清價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區(qū)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時能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個中立的態(tài)度和旁觀者的姿態(tài)去參與工作，而應該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區(qū)中做“深度訪談”，通過溝通，達成共識。這樣形成的認識最終才能有效地指導當地人的實踐。
比如我們發(fā)現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愛心、信心、耐心、心換心)。這個“五心”是一個典型的地方性知識和共識真理觀，它不一定適合其它的文化處境，但一定適合金碧社區(qū)的實際情況。這些認識的獲得是因為我們采取了非實證方法論，我們堅信在金碧社區(qū)不可能找到一個普遍適用于其他地區(qū)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尋一種永恒的規(guī)律，但只要我們愿意理解和溝通，就會達成共識。
在這里的“五心”僅僅是對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我們可以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從當地經驗中提升理論，“用一種動態(tài)的方法去建構理論”(注：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頁。)，這樣我們的介入就會更有效。取得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需要我們提供整體的說明和量化的數據，我們不能用個別的案例來回答政府的評估，否則政府很難下決心支持我們的項目。
例如，我們對金碧社區(qū)的戒毒工作進行評估時，用大樣本調查的方法評估“治療效果”和“戒斷鞏固率”：
四年來，社區(qū)的社會治安明顯好轉，社會公益事業(yè)有所加強，社區(qū)14名戒毒學員中戒斷鞏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斷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2年以上戒斷鞏固率42.9%，因復吸送勞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區(qū)成為第一個自1996年至今無新染毒的社區(qū)，并于1997年9月通過聯(lián)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評估。(注：選自金碧社區(qū)提供的總結材料。)
以上結論和數據增強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頗具說服力。
非實證定性研究和實證定量研究是互補和互相支持的。在社會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規(guī)律，評估結果可能較多地運用實證的方法;如果是干預研究，則較多地采取非實證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個研究中也可以兩種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論的選擇中，后現代的“女權主義”和“建構主義”視角也是非常有效的。女權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會思潮。女權主義“對解構主義、語言和話語權力的問題的重點研究，使我們對敘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認識到權力的地理——政治關系是第三世界婦女建構成‘她者’的根本原因。
后現代女權主義因對普遍認識持懷疑態(tài)度，它對不同觀點及解釋較寬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熱烈歡迎�！�(注：馬元曦主編：《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譯文集》，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00年版，第74頁。)女權主義方法論對我們的啟示：在知識的建構中應該有女性的聲音;用女性的視角看問題可以令我們得到許多完全不同的結論;這種視角可以令我們更加準確地認識復雜的社會現實;可以增強女性的權力。(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林彬博士2000年8月授課內容。)
在金碧社區(qū)的戒毒學員中，我們非常注意傾聽女性、少數民族的聲音，注意“貼近”他們，“與他們一起”敘述，使他們成為戒毒過程的參與者而不是簡單的接受者。后現代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持相對主義——現實具有地方性的特點，是具體地被建構出來的;在認識論上持交往的、主觀的認識論——研究結果是創(chuàng)造出來的;在方法論上持闡釋的辯證的方法論。(注：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在金碧社區(qū)的研究中我們運用扎根理論試圖建構一個新理論模式，然后再用這一模式指導實踐。(參見具體研究方法部分)
范式的選擇
社會工作研究是一個多元范式的并存，但應該側重另類范式(主要是指后實證主義、社會定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
實證范式認為世界是真實的，可以被證實。社會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規(guī)律，可以采用實驗的、操縱的方法論對假設進行證實，主要采用計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質的研究方法)。實證范式在社會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觀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層面的問題研究。
各類非實證范式(另類范式)使社會工作的研究顯得豐富多彩。
各種非實證范式都強調解釋中的理解 后實證范式強調知者對被知者可以進行“客觀的”了解;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場，設身處地地理解行為者的內在動機，主觀地判斷影響社會行為的內在原因�！�(注：袁 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到了社會定義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構范式更強調“投入理解”，互為主體，理解是一個交往互動的過程(注：陳向明著：《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9頁。)。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闡釋人類學大師克利福德·格爾茲強調“在解釋之上的理解”，“格爾茲認為在闡釋中不可能重鑄別人的精神世界或經歷別人的經歷，而只能通過別人在構筑其世界和闡釋現實時所用的概念和符號去理解他們�！�(注：〔美〕格爾茲著、王海龍等譯：《地方性知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在金碧社區(qū)的研究中我們非常注重對“地方性知識”(當地人的知識)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和雙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話語和感受。
金碧社區(qū)一名戒吸學員曾真誠地說：
從第一期活動起我就參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動我還是坐在這里。說實話我曾經也有不想來的念頭，為什么堅持下去了呢?因為這里給了我一個期盼，我們來這里能夠真正找到自己，因為在這里能夠找到我做人的尊嚴，從這里走出去我們可以昂起頭、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們不需要躲躲閃閃、賊頭賊腦，我們可以很得體、很體面地站在別人面前，有一種人的尊嚴的回歸。
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樣，一天到晚昏昏欲睡，覺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沒有區(qū)別，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來到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開闊。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來這里的，但他們的真心話是不愿意對自己父母講的，在這里我們就愿意對陳大姐、李伯伯說。我覺得人一旦遇到困難不說出來太難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別強，只要別人信任我，哪怕一點點，我都會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歡到這里來，我來到這個“家里”可以從李伯伯他們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這個“家”的含義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而在這個“家”里自己身心舒暢、人格得到尊重。這就是我心靈深處的感受，所以，我把這里稱為“家”。(注：根據金碧社區(qū)學員的錄音整理。)
通過批判闡釋建立共識真理論(哈貝馬斯語)這也是非實證范式的一個顯著特點 社會科學沒有永恒的真理，所謂的真理都是有條件的、地方性的。哈貝馬斯認為“共識真理論和相應真理論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前者認為語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對外在世界的純感官觸覺的客觀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繹的基本現象。任何對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繹，而語句的真假值是由參與討論者在沒有內外制約之下而達成的共識(consensus)來決定�！�(注：阮新邦著：《批判詮釋與知識重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我們通過在金碧社區(qū)對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闡釋的基礎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識真理觀——金碧模式實質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愛親情的‘仁愛’精神�！�
價值介入是非實證范式討論的核心問題 人們對于“價值在社會研究中的作用”問題有不同的認識。實證主義者主張在社會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學的“價值中立”原則，認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斷好壞與善惡，而只在于判斷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須采取客觀的態(tài)度，排除個人的價值觀和主觀偏好。而人文主義者則反對“價值中立”的原則，認為社會研究應當像人文學科那樣為人類提供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觀。(注：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韋伯認為研究者在選題時應該“價值介入”，而研究過程則應“價值無涉”。
20世紀的詮釋學者，特別是伽達默爾(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的哲學闡釋學提出了“雙向理解”和“視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貝馬斯(本世紀德國最著名的哲學、社會學家)“批判理論所倡議的強烈價值介入論”，這與韋伯的價值介入已經完全不同了。
作為以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工作專業(yè)，在具體的實務工作中必然涉及“應當如何”的主觀愿望，而服務對象也會有自己的態(tài)度，所以工作者面對服務對象時，必然有兩種價值判斷：一是試圖把自己的判斷強加給案主，這很可能引起價值沖突;二是先處境化地“雙向理解”，然后通過溝通達成共識，這是最理想的價值介入狀態(tài)。
價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們在金碧社區(qū)的研究中發(fā)現在“家庭般溫暖”的社區(qū)環(huán)境中，有時也存在工作者對學員的價值操縱(家長作風)，缺乏平等意識、學員自決和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我們試圖在社區(qū)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價值觀的整合。
因此，對價值觀和文化的警惕是我們每一個社會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責任。
研究方法的選擇
實證研究與非實證研究、實證范式與另類范式，從總體而言有兩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質的研究方法。關于這兩種方法的關系，筆者非常同意陳向明先生的觀點：“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與其說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方法，不如說是一個連續(xù)統(tǒng)一體，它們相互之間有許多相輔相成之處”(注：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頁。)。在實證范式中主要是計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質的方法;在另類范式中主要是質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計量方法的使用。根據本文前兩部分的論述，筆者認為社會工作研究中，除宏觀政策研究和回應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實證的計量研究方法外，實務層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質的研究方法。
在眾多質的研究具體方法中，文化人類學(民族志)的“深層描述”、過程中“扎根理論”方法和后的現代思潮下的“行動研究”對社會工作研究最具深遠意義。
在質的研究中，著名的建構理論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勞斯提出的“扎根理論”。扎根理論是一種研究的方法，或者說是一種作質的研究的風格，其主要宗旨是在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一般沒有理論假設，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概念和命題，然后上升到理論。這是一種自下而上建立理論的方法，即在系統(tǒng)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映社會現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過在這些概念之間建立起聯(lián)系而形成理論。
金碧社區(qū)研究中“扎根理論”的具體運用：
第一步：一個真實的金碧社區(qū)——居委會、戒吸班、吸毒學員、政府官員、規(guī)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樣的觀察方式——與學員和工作人員交談、觀察和個案記錄、錄音等，對工作的成敗得失進行總結。
第三步：形成底層理論——被稱為社區(qū)“禁吸幫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論——把愛心、真心變成對學員的尊重;把耐心、信心變成對學員價值的肯定;把心換心變成雙方的一種平等意識、一種同理的態(tài)度。
最后，讓我們關注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是20世紀30年代～40年代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等首先提出的，20世紀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動研究在今天對社會活動具有極為獨特的價值，因為行動研究的目的是改進行動的質量;強調研究過程與行動過程的結合，注重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注重參與和對實際行動的反思。
當前，中國的社會工作應該積極參與到中國社區(qū)建設和社會發(fā)展中去，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所以社會工作研究應該關注社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社區(qū)行動等。行動研究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對金碧社區(qū)的研究，我們首先與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戒毒學員等共同組成行動研究小組，通過雙向理解和溝通進行評估，制訂行動計劃，再根據計劃具體介入，從實踐中提升并發(fā)展理論(經驗型的);第二階段是把發(fā)展出的理論付諸行動試圖創(chuàng)新和反思。最后通過反思又使經驗性理論得到提升(產生新的金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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