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翻譯人員

　　中國內(nèi)部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外部與境外異族往來也很頻繁，因此歷代朝廷都設(shè)有專職或機構(gòu)，從事翻譯工作，不過大都是地位不高。

　　周朝

　　在周代以前，長四方之語，各有其官�！抖Y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讀低)，北方曰譯”。宋法云《翻譯名義集》：“像胥氏通六蠻語，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狄”，到了周朝以后，這些“通夷狄之言”的人，才統(tǒng)稱為“像胥” 。

　　《周禮?秋官》中的“像胥”一職，負責出使蠻夷閩貉戌狄之國，掌握這些周邊民族事務(wù)之人，就是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翻譯官。像胥按照對外族語言熟悉的程度，還分“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及徒二十八人”，要負責傳達王命，也要上傳各地情勢，以利國王統(tǒng)治與安撫邦國諸侯。

　　漢朝

　　到了漢朝武帝時，朝廷設(shè)立主管少數(shù)民族與外國事務(wù)的的部門——大鴻臚，其下設(shè)有屬官有譯官令(九譯令)及丞，專責翻譯。有學者認為，從秦漢以來，北方匈奴始終是朝中心腹之患，處理北方事務(wù)是朝中重要政務(wù)，把周制的“像胥”改以北方的“譯”為官名。此外，為了配合中外交往的需要，漢代在學校中還開展了外語教育，培養(yǎng)翻譯人才。《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五方之書即相當于今之外語書。

　　魏晉南北朝唐

　　魏晉南北朝時，各民族進一步大融合，會外族語言的人愈來愈多，到了唐代，與外國關(guān)系更密切，翻譯人員也就更多了。不過，整體來說，從南北朝至唐代，官方的翻譯機構(gòu)和譯員主要從事佛經(jīng)的翻譯工作，唐代譯人和譯經(jīng)數(shù)量的是歷代之冠。相比之下，官方編制的翻譯人員就十分有限，在《唐六典》中記載，“鴻臚寺譯語并計二十人，”此外，中書省也配置譯語人，稱“直中書譯語”。譯語人品級地位不高，其升遷不超過從七品下的典客署令職位。但是，他們往往被委派出使西域等重要任務(wù)。

　　宋遼金

　　宋遼金對峙時期，為了知已知彼的需要，宋朝在生員考試中增加了翻譯女真文、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內(nèi)容。而西夏、遼和金國，為了吸收中原地區(qū)的先進文化，特別重視翻譯工作。

　　黨項族李元昊建立西夏，創(chuàng)制西夏文字，重儒興佛。官方選派貴族官僚子弟翻譯《孫子兵法》、《六韜》、《貞觀政要》等大量漢文典籍與佛教經(jīng)典。佛教是西夏的國教，刻字司只是負責印制佛經(jīng)佛畫的官方機構(gòu)，與翻譯工作沒有關(guān)聯(lián)。

　　契丹族耶律阿保機建立遼國，除了仿效漢字創(chuàng)制契丹文字，也仿效漢制設(shè)立百官。官方不僅重視漢文書籍的收集，也很注重翻譯的工作 在州以上行政機關(guān)設(shè)立專門的譯文機構(gòu)。遼道宗下詔制定了譯史的升遷等級，按照供職時間長短和工作水平的高低決定其是否升職，藉以激勵譯員。

　　女真族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創(chuàng)制女真文字，也推行漢化政策，朝廷先后設(shè)立譯經(jīng)所，弘文院，將《孝經(jīng)》、《易》、《書》、《論語》、《孟子》等漢文典籍儒學經(jīng)書譯成女真文。金世宗對宰相們說：“朕之所以命令翻譯五經(jīng)是要女真人知道仁義道德所在”。

　　元朝

　　蒙古族忽必烈(元世祖)建立元朝，下詔推行“八思巴文”(如上圖)為元朝官方文字，但是終究無法取代既有的蒙文、漢文、藏文。元朝先后設(shè)置蒙古房、蒙古官學、唐古特學、托忒學等官署，培養(yǎng)語文人才，負責翻譯蒙文、回文、藏文書籍。

　　在元代，由西方東遷，旅居在中國的西方人，除了傳統(tǒng)的經(jīng)商、旅行之外，更多的是通過降附和俘虜，西人數(shù)目之多，遠遠超過前此的任何時代，其中能作為口語翻譯者，蒙古語稱之為怯里馬赤(Kelemeci)，未非正式編制的官職。元朝在大都(今北京)設(shè)立的會同館，才是正式負責口譯的官方機構(gòu)。

　　明朝

　　明朝初年，朱元璋(明太祖)在南京應(yīng)天府設(shè)會同館之外，也命人編撰蒙漢對譯的辭書《華夷譯語》，方便官員對外交涉過程中言語溝通之便。明成祖在京城首設(shè)四夷館，專門負責筆譯，隸屬翰林院，選取國子監(jiān)生培訓。下分八館：韃靼館(蒙古語)、女直館(女真語)、西番館(藏語)、西天館(梵語)、回回館(波斯語)、高昌館(察合臺語)、百夷館(傣語)、緬甸館(緬甸語)，“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又增設(shè)暹羅館(泰語)，八百館(泰沅語)共為十館。而后該館不斷擴增，截至明成化五年(1469年)已有附屬館18處，包括朝鮮館(朝鮮語)、日本館(日語)、琉球館(琉球語)、安南館(越南語)、真臘館(高棉語)、暹羅館(泰語)、占城館(占語)、爪哇館(爪哇語)、蘇門答喇館(亞齊語)、滿剌加館(馬來語)、河西館(河西語)…儼然近悅遠來的泱泱大國之勢。

　　清朝

　　清順治元年(1644年)，滿洲人入關(guān)，將很刺耳的“四夷館”更名為“四譯館”，百夷館更名“百譯館”，撤銷韃靼館和女直館。乾隆年間再將“四譯館”和專門接待少數(shù)民族官員和外國使臣的“會同館”合并，改稱“會同四譯館”，分設(shè)西域、八夷兩館，重新編纂各館的(西番)《譯語》。這些通譯官職級依舊不高，一般為七、八品。光緒年間，各使館的頭等通譯官始提高待遇，定為正五品，限額一名，嚴禁超編。整體說來，清王朝走向閉關(guān)自守，不愿與外國交往的同時，也就不注重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到了晚清，官府所需的翻譯人才，只能從官派留學生中去尋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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