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英語論文寫作淺探

        摘要：本文從霍夫斯特德文化心理模式的四個維度出發(fā)，通過將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用英語寫的論文與國內學生用英語寫的論文，以及國內學者用母語(中文)寫的論文進行對比，指出其中的一些差異不僅僅涉及語言的精通問題，各自母語背后的文化心理模式也深深影響著文章的布局、行文和用詞。這種文化心理模式對第二語言的寫作形成了一定的負遷移，對文化心理因素的了解將有助于我國學生有意識地進行矯正，加快英語論文與國際的接軌。

　　關鍵詞：權力距離　不確定性規(guī)避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男性度-女性度

一、Hofstede的文化心理模式與寫作

荷蘭跨文化合作研究所的霍夫斯特德(Hofstede，1980)做過一項著名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他曾對IBM公司在40個國家、地區(qū)中的10余萬雇員，用20種語言進行了一項長達7年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在文化上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為4個方面：即“權力距離”、“不確定性回避”、“個體取向與集體取向”、“男性化與女性化”。這4個方面也就是民族文化差異的4個維度,每一種文化的特點都可以用它在這4個維度上的強弱來表示。

1.“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 ,指一種文化對社會地位差別和等級重要性的看重程度。也可視為上級對下級,管理者對被管理者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大小。在權力距離大的文化中,整個社會是一個等級較鮮明的組織系統(tǒng)；而權力距離較小的文化則會使人們有較為平等的觀念。

2．“不確定性規(guī)避”(uncertainty avoidence)，指社會大眾面對不確定性和模糊情境所產生恐懼感的強弱,及是否采取措施消除這種恐懼感。不確定因素規(guī)避指數(shù)高的文化信賴權威，避免分歧和不確定；而不確定因素規(guī)避指數(shù)低的文化樂于冒險和接受新奇、陌生的事物。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指一種文化依賴和忠于個人自我的程度。個人主義傾向的社會，注重自我需要的滿足,追求多樣化的生活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而集體主義傾向的社會則重視集體的利益及個人對集體的責任。

4．“男性度-女性度”(masculinity-femininity)，指一種文化是看重自信、成就和財富擁有，還是更看重社會支持、生活質量等其他方面。男性度指數(shù)高的社會崇尚成就和野心及其他陽剛行為；男性度指數(shù)低的文化中，工作和成就則是次要的,提倡的是人與人的相互依賴與和諧相處,同情弱者,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

文化屬于社會結構的概念，是社會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文化模式就是一個社會中所有文化內容(包括文化特質與文化叢)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和結構，因此，文化模式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結構、形態(tài)、運行等總的社會意識。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必然負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模式。美國應用語言學家羅伯特.凱普蘭(Robert Kaplan，1966)便發(fā)現(xiàn)，語言和寫作是文化現(xiàn)象，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一無二的修辭習慣，篇章的組織方式反映了人的思維模式。他總結了五種文化不同的段落組成類型，其中英語的段落模式與漢語的段落模式便有很大的不同，英語篇章的組織和發(fā)展是"直線型"(linear)，即直截了當?shù)仃愂鲋黝}，進行論述；漢語學生典型作文方式呈"螺旋型"(circular/spiral)，即不直接切入主題，而是在主題外圍"兜圈子"或"旁敲側擊"，最后進入主題�？ㄆ仗m有關思維模式和寫作的研究導致了對比修辭研究的發(fā)展。文化和心理模式的研究成為探討第二外語寫作的重要角度。本文便想從霍夫斯特德的四種文化思維模式來透視中國學生英語論文與英語母語論文的差異。

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模式

1．中國文化中較大的權力距離

中國經過長期的封建社會和儒家禮教的熏陶，整個社會都籠罩在“三綱五常”的等級觀念中。上下級甚至父子、兄弟之間都有不同的權力等級。雖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觀念已然過時，但“長兄如父、官大一級壓死人、師道尊嚴”這些上下觀念依然深入人心。較大的權力距離使得中國文化中的人們比較尊重上級、長者或已有的權威，習慣順從和接受。與之相比，英語國家封建社會的歷史都較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古代希臘文明的民主議會制度，說英語人數(shù)最多的美國和澳洲又都是年輕的大陸，英語文化的權力距離相對較小，人們崇尚平等，敢于提出自己的觀點。
2．中國文化中較高的不確定性規(guī)避指數(shù)

不確定性和標新立異往往與社會等級化的程度成反比。在即成的、穩(wěn)定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中，不確定性自然不受青睞。因此，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規(guī)避指數(shù)也相應較高，人們對尚未被社會輿論或權威確定的事物往往采取規(guī)避態(tài)度，不太喜歡競爭和沖突,追求有秩序的社會生活,力求將可能發(fā)生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另外，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處肥沃之地，以居住地為根，衍出“家本位”，更導致人們對不確定和模糊情境的較強恐懼；而多數(shù)英語國家探險和遷移的傳統(tǒng)使得英語文化中的人們較喜歡探索未知的領域，敢于冒險和面對挑戰(zhàn)。

3．中國文化強調集體主義

在英語文化中，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包含著自我認知、自我實現(xiàn)、自我控制、自我突破等優(yōu)秀品質(Waterman,1984)。但在中國文化中，個人主義常有自私、不考慮集體利益、特立獨行等負面內涵。中國的文化更重視互相依賴和共享的集體利益。自我的價值實現(xiàn)、成就的追求會受到有意識的壓抑和貶低，以求得同集體中其他成員的和諧。

4．中國文化的女性主義傾向

根據(jù)霍夫斯特德的界定，男性主義的文化崇尚成就和野心；而女性主義文化提倡的，人與人的相互依賴、重視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雖然中國有男尊女卑思想,且對物質和金錢非常崇拜,表面上看是一個男性度高的社會；但本質上，對追求成功、重視成就、崇尚力量、速度、高大等男子氣概并不認同。相反，中國的儒家精神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道德規(guī)范自覺能力，人的價值通過“內省”、“克己”來表現(xiàn)，形成中國人內傾的性格。 林語堂先生在其成名作《中國人》上，把中國人的性格概括為，“老實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滑，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雖然有些偏頗，但也真實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女性主義傾向。

從以上四種文化維度的內涵和數(shù)據(jù)上都可以看出，中國文化與英語文化在價值取向上有很大差異。這些差異不僅體現(xiàn)為跨文化交際中的障礙，對第二外語寫作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遷移作用。Connor(1997)在《對比修辭——第二語言寫作中的跨文化層面》一書中提到，霍夫斯特德的四種文化維度可以用來進一步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跨文化寫作的差異。 Nelson & Carson(1995)和SU-YUEH WU也都分別對中國和北美學生英文寫作中的各自的“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傾向進行過研究。本文想通過將中國學生用英語寫的學術論文與英語母語學者用英語寫的學術論文進行對比，從霍夫斯特德的四個文化維度角度來找尋差異的原因，以改進我國學生的英語論文水平。

三、中國學生的ESL學術論文和英語母語學者學術論文的對比

1．引用時附帶的尊稱

英文母語論文中每逢引用名家或其他作者的原文時，往往只加上“According to(根據(jù)xxx的話)”、“As xxx says(如xxx所說)”，或直接在引號后注上所引的出處。英語母語的論文很重視將別人的話加上引號，標明出處。但標明本身即意味著尊重，很少再附加其他的尊稱。但中文的論文在引用名家之言時，僅僅說明出處似乎遠不能表達對作者的尊重，“xx先生”、“xx教授”、“xxx翁”、“著名xxx家”等標簽常�？梢�。中國學生的英語論文中在引用時也相應地有“the well-known(famous/great/experienced(知名的/著名的/偉大的/資深的))”等恭維性修飾詞，或“其觀點對xx領域做出重要貢獻(奠定了xx的基礎)”等推崇性句子，以表明其所引話語的權威性。這種對權威的恭維明顯是受中文傳統(tǒng)的影響。而這種傳統(tǒng)可能是源于中國較大的權力距離造成的習慣思維。在權力距離大的社會中，直接提到長者的名諱是十分無禮的，甚至有砍頭之罪。這種傳統(tǒng)流傳下來，便造成了習慣性的附加尊稱，在用第二語言寫作時，也難以避免。
2．引用成語或俗語的頻率

這里所說的成語或俗語是指已在語言中固定下來的表達法，這些引用在英語論文中并不得到欣賞，被稱為“cliché”(陳詞濫調)，英語的論文中喜歡使用某些自創(chuàng)的隱喻，或靈活使用一些慣用語，卻很少照搬已有的成語或俗語(在統(tǒng)計的5篇文章中，這種“cliché”的數(shù)量為零)。而中文論文卻把這些固定成語、諺語或格言看作是全篇必備的“華彩樂章”，一種文采的體現(xiàn)。因此中文中的引用不僅僅包括英語中常用的“觀點回顧”(literature review)，更重要的是用名家之言、古詩、古諺使自己的話更有說服力。這種應用成語俗語的習慣也常常被沿用到中國學生的英語寫作中，動輒“as the old saying”(古語云)等。然而，這種引用在英語中卻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對成語、名家的引用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對權威的態(tài)度以及對不確定性的規(guī)避程度。中國文化不確定性的規(guī)避指數(shù)較高，權威之言意味著被社會廣泛認可，因此，引經據(jù)典可以盡量避免分歧，減少可能發(fā)生的不確定性。相反，英語文化喜歡競爭與沖突，因此，自己的觀點盡量用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避免步人后塵。英語文章不僅不喜歡使用“陳詞濫調”，對自己的觀點還常常從不同角度反證其可能性。而中國學生的論文則追求自圓其說，盡量減少不確定性。

3．結論中第一人稱復數(shù)和第一人稱單數(shù)的使用頻率

從數(shù)據(jù)上看，中文的5篇論文與英語的五篇論文使用第一人稱復數(shù)(we/us/our)的頻率似乎相當，但實際上，5篇英語文章的結論都在700-1000詞左右，而漢語的結論則都在200-300字左右，中國學生的英語論文的結論也很短，都在200詞左右。在這樣的字詞總數(shù)比例下，第一人稱復數(shù)在漢語文章中的使用頻率就遠遠高于在英語文章中的使用頻率。英語文章結論中使用較多的是第一人稱單數(shù)(first singular pronouns)和個人的觀點(personal anecdotes)。在有的文章中達到12次之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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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稱單數(shù)和個人觀點的使用體現(xiàn)了文章作者對自我的展示和肯定，體現(xiàn)了英語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傾向和男性主義傾向。他們認為個人的經歷最有說服力，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才能說服讀者。而中文論文卻相比之下，對自己的觀點比較謙虛，常常出現(xiàn)“以上各點信手寫來，全是一孔之見，還望行家不吝指正”(李觀儀，2003)等謙辭，以保持學術界的和諧。這種對和諧的追求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和女性主義傾向。中國學生的英語論文對自己的觀點評價不夠自信，更多使用的是第一人稱復數(shù)，也顯然受此影響。

四、結語

通過對比發(fā)現(xiàn)，中文的篇章修辭手段的確與英語的篇章修辭手段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在語言的背后有很深的文化根源。我國學生的英語學術論文與國際英語論文存在差距，可能不僅是語言上的原因，還有深層的文化原因。對文化心理因素的了解將有助于我國學生有意識地進行矯正，使我們的文章向國際化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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