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深受思想的影響，他既具有謙謙君子的一面，又具有強毅強硬甚至倔強固執(zhí)的一面。他沒有把自己造就成為一個懦弱不堪的書呆子，也沒有把自己混同為封建官場中奴顏婢膝、左右逢緣的掮客。這一切，都取決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設(shè)計。他選擇了內(nèi)外雙修路徑，持身以正，處世以方，同時以扶危救困為旨歸，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家而治國。因此在他身上。同時體現(xiàn)了“圣賢”“豪杰”兩種人格特征。他力求二者互為補充，臻于完美，所以時人譽之為“圣相”。曾國藩特別強調(diào)自強，他認為“強”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關(guān)，正所謂“強”字乃立身之本。首先，“強”有剛強之意，“古來英杰，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嗍。其次，“強”蘊涵了倔強和剛毅，曾國藩主張男兒一定要有“倔強”的素質(zhì)和“強毅”的精神，他在給郭嵩燾的詩中說：“至情宜倔強，吾道有藩籬。”在另一首詩中又說：“丈夫守身要倔強，只有艱厄無愁猜。”在《九詩》中說：“丈夫貴倔強。”這里曾國藩所指的“倔強”并不是那種固執(zhí)己見、剛愎自用，而是一種“強毅”的精神。用曾國藩的話來說，就是不辭勞苦，不畏艱難，“而強之勤勞不倦，即強也。”不慣有恒，“而強之貞恒，即毅也。”換句話說，就是強制自己事事勤勞，敢于迎難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強毅”，也即是“剛強”。

　　另外曾國藩所要求的自強自立，還有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強作強為”，也就是他常說的“勉強”。按照他的解釋，“勉強”就是“盡人事，聽天命”。曾國藩經(jīng)常用此二字兄弟后輩，激勵部下，同時也鼓勵自己。他經(jīng)過認真，認為“事功之成否，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zhì)居其七。”“天命”“天質(zhì)”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但“人力”“學問”卻在于人的自身。在曾國藩看來，“勉強”的精義有二：其一，就是要培養(yǎng)自身的素質(zhì)，樹立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自暴自棄。即曾國藩所言的“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其二，就是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般成大事業(yè)者，開始創(chuàng)業(yè)時，會遭遇重重險阻，從當時的情況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因此心灰意冷，就此放棄，恐怕也就沒有那么多留名史冊的豪杰，也將單調(diào)乏味。

　　曾國藩的自強自立，還有一種“挺然特立不畏強御之意”。曾國藩以自強為立身之本，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五月給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圣賢者，亦各有自強自立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侵強御之意。”曾國藩給老弟這樣表露出他的心跡，既是自譽，也是一種教育；既是一種主張，也是一種理論。

　　另外，曾國藩還強調(diào)，人要自強，但不能走向極端。“倔強”也好，“勉強”也好，“硬字”也好，都不應該是“橫霸蠻”，即不應該是“剛愎自用”，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就此作了明確的界定，他說：“至于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從認識上，曾國藩能明確看出“強毅”和“剛愎”二者的差別，然而，在實際運用中，要好好地把握二者的差別，確實不是那么容易。在長期的實踐和不斷地總結(jié)中，曾國藩提出，要想避免“剛愎”，就應當用別的方法來加以補救和規(guī)制。其中的要訣就是“以柔制剛，以明補強”。

　　為了糾正“強”字之弊，曾國藩還經(jīng)常將“明”、“強”二字放在一起講。明即精明、高明，它代表了一個人的學識、見識、智慧。如果見事明白，有遠見，凡事能辨明是非曲直，加上強毅的精神，必能暢行無誤。倘若將愚昧昏庸與“強”字相結(jié)合，只能導致胡擾蠻纏，剛愎自用。

　　四、以志立身。以靜養(yǎng)身

　　曾國藩作為一位中國傳統(tǒng)的集大成者和道統(tǒng)的擔當者，不僅對“志”的含義和作用深有體會，而且在自己發(fā)憤立志的同時，對其家人反復訓導。

　　曾國藩把“立志”看作是個人立身立業(yè)之本。曾國藩要求兄弟們立志，因為他深深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則，立志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他在寫給四位兄弟的信中要求他們要自立志以成大業(yè)，不可浪費青春時光。“人茍能自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于我哉?”。

　　他認為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為圣人，做豪杰，就沒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志向，那么雖然天天與圣賢豪杰在一起，但最后可能還是圣賢終歸圣賢，豪杰終歸豪杰，自己仍是自己，就會“與自己了無干系”。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更加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圖大志：“國藩既從君子后，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同、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鄉(xiāng)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zhí)途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顯然，曾國藩所立之“志”是其大者，即“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但同時也不放棄其小者，即齊家旺族�？v觀曾國藩的一生，他確實實現(xiàn)了其所立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曾國藩有此信念，加上他自身的勤奮、堅忍和機運，使曾國藩成了清代“中興之臣”。

　　在曾國藩看來，“立志”即“換骨”之“丹”，就象極為靈驗的神，可以使一個一般的人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志存高遠的人。既然“立志”即“丹”，那么，“丹”之“主藥”是什么呢?曾國藩認為，“主藥”就是讀書。讀書可以增長知識，增長知識是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這一切又以立志為基礎(chǔ)，同時，又是為了更好地更高地立志。所謂讀書可以養(yǎng)氣，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曾國藩自身對讀書持之以恒，要求兄弟子侄也要如此。他說：“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也就是說，在曾國藩看來，要立志，立大志，讀書是最好的途徑；就是讀書本身，也要立志。他說：“蓋十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于有志、有恒，此諸弟勉之而已。”

　　曾惆藩認為志向可變，但“本志“不能變。人的志向不是一次就能立定下來的。因為一個人要立定志向，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人的志向可能會根據(jù)不同的條件和進行調(diào)整。但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最基本的志向，無論環(huán)境、條件怎么改變，這個最基本的志向一般不會動搖，這個志向就是本志�？v觀曾國藩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他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業(yè)驚人，或立志出人頭地，或立志掃平“洪楊”。但是，他“民胞物與，內(nèi)圣外王”的本志并沒有改變過，是矢志不移的。

　　曾國藩認為，本志不可移，并且把持之以恒看作有成無成的重要體現(xiàn)。他在家信中以自責的方式教導子侄說：“余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yè)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為內(nèi)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恒二字下手。”‘曾國藩以“本志”變化為“內(nèi)恥”。而實際上，曾國藩并沒有真正改變他的“內(nèi)圣外王”的“本志”，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就立志要成為一嗚驚人的“孤鳳”，要成為馳騁云霄的“蛟龍”，于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yè)。在這里，曾國藩強調(diào)的并不是他改變本志的問題，而是強調(diào)要“立志有恒”。他說：“養(yǎng)生與力學皆從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為作圣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恒’字。”他自己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這十二條是：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yǎng)氣、保身、日無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曾國藩按此一生行之不輟。除此以外，他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歷練、本身的修養(yǎng)、詩文的創(chuàng)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余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有心得，曾國藩就自覺記錄下來，他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開始做詩文鈔，并且開始寫日記，后來基本沒有間斷過。從咸豐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斷過一天。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生病臥床，他仍然照記，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止。就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看出曾國藩持之以恒的精神。

　　曾國藩認為，“靜”和“志”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他提出，沒有“志”，心就沒有“定向”，心沒有“定向”，那么，就不能“靜”，不能“靜”就不能“安”，“其根只在志”。因此，曾國藩所主之“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修身之道，作為一種養(yǎng)生之道，曾國藩也有“靜坐”的主張，但那不是主導。曾國藩在自己不斷修練的過程中，同時也把“主靜”這一理念傳之家中。但是曾國藩把他所主之“靜”和佛禪的“人定”區(qū)分開來。

　　他所說的“靜”不是佛禪的無所作為、毫無生機的枯坐或寂照，而是孕育著生機和發(fā)展的“靜”。他強調(diào)必須用心去體驗“靜”中的“動”，所謂一陽初動，萬物由此生長，才可以說靜極，可以說喜怒哀樂還未生發(fā)，才是寂然不動之體。不然的話，一味求靜，心如死灰，自認為是靜，實際上生理的機能都喪失了，這不叫靜，一旦遇有外在的干擾，心又會開始浮動起來。“靜”是一種功夫，看似靜，其中卻又孕育著萬物生機，這是要通過細心體味才能感受到的。

　　對于動靜之關(guān)系，曾國藩也作出了深入思考。他認為，從因為戒懼而約束自己，以至于在至靜的境界中，沒有什么偏頗，內(nèi)心之操守不失，則達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種綿綿不息的樣子，就是由動而到靜。而從“慎獨”而精進，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極少差錯，沒有不合適、不正確的地方，則達到了“和”的境界，萬物南此化育，這種肅穆之象，是由靜到動。從靜到動，有神在那兒主持；從動到靜，有鬼在那兒司察，動靜之間的這種循環(huán)往復，靠“敬”來加以貫穿。

　　動靜可互相轉(zhuǎn)化，這是曾國藩對動靜的一種的思辨，正是有了這種思辨，曾國藩很好地掌握了動靜之間的關(guān)系，動中有靜，靜中寓動，動靜之間他游刃有余。從實際的為人處事著眼，曾國藩認為要做到靜，首先要將一切事物看淡。清靜淡泊，將世間萬物尤其是名利之心拋開，才能解脫一切煩惱的束縛，得以逍遙暢游人生。他告訴兄弟子孫，聲名富貴，皆由天定，不得勉強，要“一概淡而忘之”。雖然，從鬼神司主到悉由天定，曾國藩表現(xiàn)出一種“宿命”、“天命”思想，但是，動靜互動觀以及不要過分看重名聲富貴的思想還是有其合理的內(nèi)核。

　　曾國藩把“靜”看成是養(yǎng)心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同時，也把它作為一種保養(yǎng)身體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方面，他認為“心靜勝神醫(yī)”。當然要“以志帥氣，以靜養(yǎng)身”，執(zhí)之以靜，養(yǎng)身與養(yǎng)生便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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