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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貴生”倫理思想論要

時間:2022-11-17 09:58:18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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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貴生”倫理思想論要

   論文關鍵詞:墨子;“貴生”;倫理思想

墨子“貴生”倫理思想論要

    論文摘要:墨子以“天下莫若生之貴”表達了愛“生”的倫理之義,并從社會意義上論述了貴生的倫理內涵。墨子以“刑與知之處”的知性統(tǒng)一,進達人之為人的“生生”之道,突出“生”的倫理自覺。相對于儒家的“仁”與道家的“道法自然”而言,墨子更加突出“生生之道”的“義”,“義”不僅是“兼愛”天下之“生生”,它更是一種“利生、養(yǎng)生”的實殘,表現(xiàn)出與儒道不同的倫理之實,從而形成墨子富有“義利”特色的“貴生”倫理思想。

    對生命現(xiàn)象的探問在遠古時代的圖騰崇拜、宗教祭祀等活動中就已經(jīng)普遍地表現(xiàn)出來,有生之后,使人不斷地思考“生命何以存在”的問題,并反思“人之生”的意義世界。“生”只有在“人之生”之后,才具有了意義,也才由此進人了意義世界,所以,“唯有人的生命,才自覺其所是”。

    然而,“人自覺其所是”之“是”,與不同價值主體之不同視域而言,其意則有異趣之別。道家言及生命之所“是”,以“道”為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道生萬物之中,人在其中。人的生命與萬物一樣,皆應順“道”而法自然,人與自然融于天道之尊中,從而天人合一。人的存在應超越人之有為之利欲爵祿之功,所以道家以生貴而輕名利。與此相近,儒家也同樣強調“生生”之道,人之生乃天之性,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儒道二者都強調“生生之道”的“覺”與“悟”,只不過道家因循道法自然之“悟”,而儒家則追求“以德配天”的積極有為的人性自覺。與此相較,墨子對生命的認識則有其特殊的倫理意蘊。墨子從社會意義與“刑知之處”的視角,強調對生命的倫理關懷與人之為人的“生生之道”,并從道德實踐的意義上彰顯“貴生”的義利特質。

  一、對生命的倫理關懷:“天下不若生之貴也”

    墨子在“生”的源起問題上與儒家相似,也認為天是萬物之始,人是“天”的造化,但是墨子對“生”的認識的旨歸,不在于人何以產(chǎn)生的本源問題上,因為這個問題已經(jīng)被人何以為生的現(xiàn)實問題而淡化,人們困擾于人之“已生”的種種不解,所以墨子沒有糾纏于本體論意義上的拷問,而將注意力轉向于現(xiàn)實的人“生”,他關注的是人既已“生”的意義方面。因此,有學者將墨子視為現(xiàn)實的功利主義者和實利主義家,荀子更言墨子為“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對生命的認識確有功利主義色彩,但他對生命的關愛、對生命的重視即貴生思想具有極為豐富的倫理內涵。墨子的貴生思想體現(xiàn)在其既重自然之“生”,又重社會之“生”,是為“生生”。在他看來,人的生命存在不僅僅具有人之為人的自然屬性,它還是人之為人的社會存在,社會屬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性存在。人作為社會性存在的一個根本前提,就是在社會環(huán)境中對自然的生命予以尊重、對人的生的自由與生的安全的渴望給以保障,這是墨子的人道。

    生命的存在為世間一切萬物之本源,沒有人的生命的存在即無社會可言,更無生命意義之說。生為萬物之始,生的欲望是人之存在的最基本的欲望,欲生乃人之本能,求生避死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人性使然,這是人作為個體的類的存在的本質力量。此正如墨子所言:“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惡”。這里,墨子表達的是沒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貴的了重生之念,“生命的存在是最高的價值存在,人本身乃最高的價值或尊嚴”。故墨子曰:“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生,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墨子此言說明生命對于人之存在的珍貴,在生命與物之間,生是第一位的,對于人的存在而言,身外之物無法與生命相比,沒有生命的完整、安全的保障,則“予子冠履與天下”又有什么意義呢?所以,墨子以為天下沒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故當重生輕物,愛惜生命,這無疑體現(xiàn)了墨子對生命價值的充分體認,從而凸顯了墨子生命觀的本體論意義。需要強調的是,墨子貴生之義在此的本源性特征,即在于生之存在的前提性價值所在。人之蘊含的諸多動機的所有社會行為,無論其追求何其高尚與卑劣,皆以人之生命存在為前提。使人成為人,人才能發(fā)展、選擇和完善。只有生之存在,才有一切人的生命活動和多樣性的訴求。對生的尊重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出現(xiàn)貪生棄義之舉,這在墨子及其組織為求民生之安寧,大義凜然、死不旋踵的無畏精神中業(yè)已體現(xiàn)。墨子對生命個體的體認,是其對生命存在的社會性認同的邏輯起點,實則表達了他對人的存在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肯定,其實也是對社會存在的合理性的認同。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是值得尊重的,這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尊重,生命本無貴殘,“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因而,貴生是符合道德的根本目的的,因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對生命的尊重就是對幸福的追求。所以,道家亦云:“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其實與墨子同存貴生之意者,在先秦諸子中不勝枚舉,但理解之要義各不相同,不能混為一談。儒家的愛生,以己為原點,有遠近、有親疏,其核心是“親親之愛”,所以為“仁愛”。道家的愛生上已述及,乃是貴生重于天下,生命的自然之在是天道,無以比之,對生命的尊重應“順之以天理,應之以自然”,其生命之愛在道法自然。墨子貴生之愛既不在“自然之愛”,也不在“親親之仁”,而在于“仁義”之愛,或者簡單地說,就在于“義”。墨子講“貴生”以對抽象的個體生命存在的肯定為基礎,這是其對貴生之義闡解的一個邏輯前提。墨子之貴生是其實現(xiàn)天意的基礎和根本出發(fā)點,在墨子看來,只有貴生,才能安生,貴生是安生的前提,只有重視生命的存在,才能興天下之利、興眾生之利,進而從天意以盡賢者之道,以達政事之本,亦即實現(xiàn)“天鬼、百姓之利”。他的愛是普遍的、社會的愛,有別于“親親之仁”或“自然之愛”,所以,其愛為“義”。墨子認為這樣的愛,才能達到“生生不息”之境。墨子的對生的價值思考與黑格爾有相似之處。在黑格爾看來,“生命體作為有機體不僅為個體,它還會成為普遍、種和種類”,生命不惟個體存在,而是一個不斷社會化的過程,類的屬性日益強化而復雜。所以,墨子正是在這樣的“生”“生”的闡釋中與天道合一,從而關愛天下眾生,其對生命關照的終極意義在于“兼”,而非“別”,其愛生是愛天下之蒼生,故其貴生之意在“兼及天下”。因此,兼愛也即是“義”。

  二、貴生的道德目標:“生,刑與知處也”

    先秦道家生命觀的本位意識,看重的是個體生命的價值,因循生命的自然之性。這一點與墨子“貴生”的道德追求有很大的區(qū)別。墨子從知性統(tǒng)一的視域,把生命描述為“生,刑與知之處也”。李紹先生在其《墨子的科學方法論》一書中,是這樣來闡解墨子生命概念的:"what,then,is our human life? Mo Tze offers a very scholastic definitionafe  (shen) is body plus the knowing(faculty).'’李紹良先生在這里用了一個“scholastic definition”一詞,頗有深意,"scholastic”可以理解為專業(yè)的、達到一定深度而有造詣的“learning”或“knowledge",亦即“obtained by study"。李先生在此可能表達了他對墨子生命之意乃自然之體,以及與自然之體附著相連的一種認知或態(tài)度(aptitude)下的行為或行動,其大意為身體之在與有意而為的統(tǒng)一。李先生的精辟理解為我們解讀墨子“生,刑與知處也”之意,提供了一個極富借鑒意義的參烤。畢沉校注《墨子》云:“生,乃言人之處世惟形體與知識"。按此注解,墨子愛生之意不僅在“生生”之發(fā)生、發(fā)展的“厚生”之德,還在于生命之存在“不惟形體,乃是身心二者之合”的神形統(tǒng)一。“處”指“刑與知共合”的德性整合以應為世之道。“刑與知所處”,反映了人之生命存在的意義及其價值所在。“刑”實為社會道德精神之前提、基礎,是生命情懷的依托,是“生”之“道”體;“知’.為生命存在的倫理意蘊和社會多樣化生命本質的表達與踐行,是人之為生的意義世界。故“知”、“刑(同行)”合一,方能有“為氣方能“生長、生成、發(fā)育、變化”而有“生氣”,即“窮知而(懸)于欲也”,畢玩解之日:“言之所到而欲為”。墨子對生之本然的窮知,開啟了生命存在的必然世界,故“餌,所然也”。由此,從而進人生命存在的自在自為。這樣,“生”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生命體的存在,更是一種倫理精神和人類理性的載體,蘊含“人之為人”的“兼愛”之道和人之有為之天下之“義”。

    “刑與知之處”,有知方能使“刑”之存在進入必然的境界,這一境界是墨子對生命存在有所思、有所欲的道德感悟與倫理自覺,即前之所言之“餌(或為爾之假音),所然也”之意!墩f文》云:“爾,必然也”。什么是墨子的必然世界呢?“生生之道”與天道之和合,循天意而愛生以至“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的“天人一體”,以“天人和合”的“餌之所然”,知而為生,進而實現(xiàn)生命存在的道德境界。“天意之愛百姓……則天下之士君子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意矣”,順天意,兼相愛以行“利天、利鬼、利人”之道,而至義之必然。循此觀之,墨子之“生”潛在地蘊含了貴生之于生命存在的成生、成人、成義的成“天人之道”的過程。所以,貴生之必然,使“人之有為”進人人之“自為”之境,從而使愛生進達養(yǎng)生、養(yǎng)神的行“天義”的倫理境界。
   的確,人的生命無非精神與形體之統(tǒng)一,人既有對生之存在的物質需要的滿足,也有對生命存在的社會幸福的欲望,這種社會幸福主要包括安全與自由需要的滿足,只有這樣身安才能心安。故貴生既要重形,更要養(yǎng)神,二者之間,精神統(tǒng)帥形體。故養(yǎng)生之道,養(yǎng)神重于養(yǎng)形,“太上養(yǎng)神,其次養(yǎng)形”。陰墨子把生看成是“刑與知之處”,由生理之需而至安全之欲漸次達到兼愛之“義”,其中,“知”之有為和“知”之創(chuàng)造思想,與馬斯洛齋要層次理論及其實現(xiàn)的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造力預設似有禍合,“需要的實現(xiàn)至少須借助于創(chuàng)造力”,若此,才能實現(xiàn)人之為人的“超越性動機”;而其中的“知”對“刑”的超越,使“刑”之成人、成義,從而兼愛天下的思想,則與儒家的“仁愛”形成鮮明的比照。因此,墨子貴生思想既重視有形生命的培育、愛護,更重視人類欲生的積極有為的德性精神的養(yǎng)成,以人類相愛之生生之義駕馭人生之道,由自在而人自為,這種尋求生命存在的自由之善,實現(xiàn)生之幸福的道德理想,無疑具有了墨子“仁義”之愛的倫理意趣。

  三、貴生的道德實踐與倫理旨歸:“兼相愛”

    墨子由愛生而至生生之愛,是一個不斷尋求道德之善的倫理過程,愛生應當與否的倫理選擇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它具有相對性的時代特征。墨子“刑知相處”的生命觀誕生于戰(zhàn)禍紛擾之社會變革年代,春秋戰(zhàn)國之際,國與國之間劇烈的諸侯爭霸、兼并,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失序乃至道德淪喪,此種狀況一直延續(xù)至秦統(tǒng)一。墨子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與大轉型的年代,因而我們不難理解,其對生命的關愛確為時勢所催,油然而生。在戰(zhàn)事頻繁的非常態(tài)社會狀態(tài)下,墨子深切地體會到生命的脆弱與易逝,生命的存在受到極大的威脅與挑戰(zhàn),因而,由此深感“生”之艱難與不易,更何言“生生”之“生”意。“天地萬物莫貴于生”在他看來,于其時而言不僅僅是一種“生”的道德,而是人倫之道,是倫理之“義”,F(xiàn)實生活中,人與人不相愛的害生之舉是天下失其生“義”所致,“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愛生也”,大國與大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人與人之間,紛爭頻生,相互侵凌,都是由于人與人之間不相愛、不愛生、不生生而產(chǎn)生的,這是不道德的,與天人之道相悖。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呢?墨子認為,在現(xiàn)實的社會環(huán)境下,愛生、利生才符合天人之欲,故其明確提出“天下莫若生之貴”的道德主張,提倡珍惜生命,愛“生”如己,推己及人,“生生”相愛,正如《千金要方》所云:“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之所貴,莫貴于生”。所以,墨子在生命存在的價值認同方面,欲生之念異乎強烈,極力主張“非攻止戰(zhàn)”,在國、家、親、身諸層次推己及人,彼此尊重,渴望人與人之間相互親和,對待別人的生命如同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行“生生之義”,并以此兼愛天下。“兼”在這里確已有別于儒家的“仁”,“仁”在內,而“兼”之“義”在外。墨子“生生”之兼愛,當然也有別于道家“生生”的自然之性,道家重生輕物,以自然生命的存在為本位,“遵循自然之中道而安其法”,追求生命存在的大全價值。與之相較,墨子更強調“生生之義”的倫理選擇與順應天人之性的積極有為。

    墨子“生生”之義,泛指愛惜天下眾生,是“兼相愛”,希望息爭止戰(zhàn)以利天下百姓之生。其愛“生”的實踐指向有兩層道德意義,一是不害生,二要利生、養(yǎng)生,二者具有明顯的功利之義。一方面,墨子認為,戰(zhàn)爭禍及天下眾生,危及百姓性命,珍惜生命應當以不害生為前提,“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害生破壞了“生生”之道,是為“不義”,故而天下各國之間應守天下之義,求義而避害,以生生之道化育天下。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應順天而為,彼此不以相害,即勿害人。故子墨子日:“凡言凡動,利齡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齡天鬼百姓者舍之”。因此,愛生以不害生為前提。是以墨子力主非攻、節(jié)用、節(jié)葬等有道之舉,以減少“生”之負擔,降低害生的可能行以葆有生命。

    同時,在另一方面,墨子愛“生”之義還強調在不害生的基礎上,更應該利生、養(yǎng)生,以利天下百姓。“義,利也。”“生生”之義就應當“利生”以達養(yǎng)生之道。國與國之間連連戰(zhàn)爭,百姓不得安寧,生命沒有保障,而且貧困不堪,民不聊生。在這樣的情況下,貴生之義除了息爭止戰(zhàn),尤其應關注百姓生活,關心其衣食之安,“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國備者何?以備天下之患也。墨子認為,國家應當讓天下百姓的生活不僅免于戰(zhàn)患,也要免于饑荒,在其看來,“五谷不孰謂之大侵”,“畜種菠栗不足以食之”尸毗國之大患。所以,墨子愛生更希望百姓能安居樂業(yè),衣食無優(yōu),“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

    由此觀之,墨子貴生之要旨在于以“天人之道”珍愛生命,關照民生,其以不害生和利生為功利智歸,體現(xiàn)了兼愛他者生命、他者利益的最基本的社會道德價值,從而凸顯其“生生之道”的時代之必然。儒家雖然也講“生”,但其僅僅是道德哲學意義上的“生”之境界,或者說是“生生”之義的理想訴求,是倫理觀念而非現(xiàn)實之有為。墨子“生生”之義,不僅是天德,也是人倫之道,但它更是一種求“義”的道德實踐,其關注的是“生生”之義的現(xiàn)實之利,故而更加富有倫理之實。理解墨子的貴生之“義”,于今日社會對生命的闡解與意義的把握,實有發(fā)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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