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文學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現(xiàn)象研究
摘 要：在翻譯理論不斷發(fā)展的歷史中，無論是哪一時期的學者對翻譯的認知都從未脫離過“忠實”二字，而大多數(shù)譯者也將“忠實”視為自身翻譯行為的衡量標準。但是，由法國文藝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譯中存在的“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現(xiàn)象，則似乎與此恰恰相反。筆者在對此問題研究的過程中，嘗試從翻譯主體的角度出發(fā)，通過引證舉例，說明“忠實”原則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兩者并不是對立的，甚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后者是前者更深層次的展現(xiàn)。
關鍵詞：忠實;創(chuàng)造性叛逆;翻譯;翻譯主體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evolving, whether it is academic period for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re never out of the "faithful" word, and most translators will also be "faithful" as it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Metrics. However, by the French literary sociologist Escarpit (Robert Escarpit) for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la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phenomenon, it seems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The author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by reference, for example, that "faithful" principle and both the "creative betrayal" are not antagonistic,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deeper show.
Keywords: Faithful;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ody
一、“忠實”與“叛逆”的內涵和客觀存在
道羅夫曾這樣定義翻譯：“翻譯是用一種語言手段忠實、全面地表達另一種語言表達的東西(傳達的忠實和全面是翻譯區(qū)別于轉述、簡述以及各種改寫之所在。)”[1]可見，“忠實”不僅是翻譯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判斷翻譯品質的重要標準。僅從這一點來說，由埃斯皮爾提出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在譯者們來看，無異于是給他們扣上了一個“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說如果將翻譯視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那么譯者不就是一個對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對讀者的“反逆者”。但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于“不忠”，又或者說“忠誠”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創(chuàng)造性”上的無作為?
所謂忠實，是指譯者不但能夠準確理解原著，并且能夠運用譯語正確的表達。當然，不同文本對于忠實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僅從文學文本的翻譯來看，除去語言文字所表達的表層含義，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的深層內涵，那么自然其翻譯目的也就不僅僅是為了實現(xiàn)交際，還應該包括實現(xiàn)情景的再現(xiàn)，以及語言美感、文化內涵的傳達等方面的價值。因此，譯者必須顧及譯入語讀者的全面感受，確保他們能夠從譯作中獲得與源語讀者一樣的美感體驗。但是，在此過程中，存在著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那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自然就會攜帶著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正是這種差異讓原文與譯文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完全對等，或者說實現(xiàn)絕對的忠實。這就使得譯者不得不去面對“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問題，也就是說，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現(xiàn)象，它都是一個無法改變和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事實上，任何一部作品從脫離作者的那一刻起，無論是讀者還是譯者，他們任何一方對于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包括“創(chuàng)造性”和“叛逆性”兩個方面的內容。而譯者對作品翻譯的過程，其實也不過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內在的閱讀和接受范圍。所以這種由不可避免的“再創(chuàng)造”所帶來的“不忠”其實并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過語言層面上的叛逆，來實現(xiàn)翻譯目的上的忠實。但是，不能否認的是，譯者雖然主觀上想要忠實原文，但事實有可能是忠實性的創(chuàng)造，但也有可能會歪曲了原文，這就是埃斯皮爾所說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可以定義為忠實性創(chuàng)造和叛逆性創(chuàng)造。”[2]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優(yōu)秀的譯者想要打造出高質量的譯作，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忠實和叛逆的兩難境地。這兩者并不對立，只是問題的癥結在于，到底是忠實多一些，還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創(chuàng)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務于忠實。只有當兩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夠為讀者呈現(xiàn)出一部部靈動的譯作。
二、翻譯主體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
目前，學界關于翻譯主體的定位有兩種，一種從涉及翻譯活動的大范圍來考慮，認為翻譯主體應該包括原作者、譯者和讀者三個方面;另一種則僅僅從翻譯行為的本身來考慮，認為無論是原作者還是讀者，都不過是譯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所以翻譯主體僅僅被限定為譯者。在本文中，我們承認翻譯活動中創(chuàng)造性叛逆現(xiàn)象的存在，換言之，即我們承認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的創(chuàng)造性行為和翻譯創(chuàng)造的主體地位，所以筆者在本文中，將翻譯主體確定為譯者，以便進一步清楚的討論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于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關系，以及影響。但需要明確的是，這并不代表原作者和讀者在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沒有任何影響，因為無論創(chuàng)造性叛逆是否出于譯者有意識的行為結果，它始終無法脫離原作者在創(chuàng)作原著時為其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內在的思想、文化、歷史、風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種多樣的文學表達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說，創(chuàng)造性叛逆始終保持著對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實。
德國著名人類語言學家洪堡特說：“在我看來，每次翻譯都是一次企圖完成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每位譯者都必然被兩大暗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過分拘泥于民族的特色而損害原文，或者過分拘泥于原文而生吞活剝――”[3]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會有意無意的在翻譯過程中留下自己“個性”的烙印，也正是由于這樣，翻譯史上曾出現(xiàn)了許多譯作甚至要好于原作的現(xiàn)象，比如德國人就認為斯萊戈和泰格合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說：“我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他的詩就像是我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chuàng)作一樣。”[4]這里的“創(chuàng)作”，事實上就是在說“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現(xiàn)象。而從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角度出發(fā)，譯者與原作者兩個不同的個體，在世界觀、審美、經(jīng)歷、立場、能力等諸多主觀因素方面的差異，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兩種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無法實現(xiàn)信息完全對等的客觀事實。正是基于這些主客觀因素最終造成了在翻譯時對原文信息或遺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離的等等現(xiàn)象，當然，這與我們所說的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畫上等號，但也就是出于這些因素，創(chuàng)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譯者筆下呈現(xiàn)出千變萬化的姿態(tài)，因此，我們說創(chuàng)造性叛逆具有多樣性。
例1，對于《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譯。[5] 譯文一：現(xiàn)在迎著南風而擺出來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體方面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的那一種。
譯文二：而現(xiàn)在她那張迎著南風的面龐卻正好處于肉體美的極致。
譯文三：現(xiàn)在，當她迎著南風向前行進的時候，她的面容是處于最美的狀態(tài)。
譯文四：此刻南風拂面，她的臉頰最為嫵媚。
為了展現(xiàn)文字的審美價值，例1中四種不同的譯文無一不是譯者字字斟酌的思維成果。僅從對于“face”的理解來看，就有“形體”，“肉體”，“面容”，“臉頰”四種不同的翻譯，并使得這段文字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中文面貌。而對接受譯文的讀者來說，他們的體驗中必然隱含了對原作和譯作相互交融的兩重感受，譯者在對原作理解的基礎上，遵循自己的翻譯原則，對原作進行了大膽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那么關于譯者該不該放手去做一個“背叛者”的問題，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給葛浩文翻譯時，如是說道：“那已經(jīng)不是我的小說了，是你的。” 不難看出，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出現(xiàn)從另一個層面上講，其實是對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對其思維和雙手的解放，從而強化了譯者作為媒介者的身份。
謝天振曾這樣解釋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的“叛逆性”―― “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一種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6]當然造成這種客觀背離的原因很多，包括每一位譯者各自不同的翻譯原則和追求的目標，在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變形等等因素，其實歸結起來無外乎譯者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創(chuàng)作過程。但事實上，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譯者都是為了創(chuàng)造出讓自己和讀者皆滿意的譯文，也正是本著這樣的初衷，翻譯史上才會不斷涌現(xiàn)出譯作的造詣遠遠高出原作的驚世作品，例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葛文浩翻譯的《天堂蒜薹之歌》。當然，我們不能以簡單的對與錯，來判斷譯者這種對原作巨大“挑釁”的好壞，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些作品卻在讀者當中深受歡迎，這便是作為譯者最大的成功。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行為習慣和認知體系，而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提出則為他們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都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三、內化在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的忠實
在翻譯實踐當中，譯者往往徘徊于“忠實”和“叛逆”兩者之間，難以取得平衡，要實現(xiàn)絕對的忠實幾乎不可能，但又要如何恰當?shù)厝ミM行創(chuàng)作，似乎才是翻譯當中最大的難題。可以看到，許多優(yōu)秀的譯者，恰恰都因為充分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翻譯手法的功能，才使其譯作廣為流傳。其中關于“叛逆程度“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無論譯者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創(chuàng)造”或者“叛逆”，都應局限在一個范圍之內。但筆者以為，這個度的把握應當始終以翻譯效果為參照對象，以林紓的譯作來看，其作品無論是將“創(chuàng)造性叛逆”還是“叛逆性創(chuàng)造”都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如此過度的叛逆，卻帶給了原作新的生命力，其譯作蘊含著強大的生命張力。
然而，無論譯作取得多大的成就，它都不能從原作當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原作和譯作永遠都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就像忠實與叛逆一樣，雖然屬于矛盾的兩個方面，但始終統(tǒng)一于一個整體，我們要做的是弄清楚哪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筆者認為創(chuàng)造性叛逆在這個整體中的價值在于，無論它是如何的“不忠”，最終都會以延續(xù)和擴大原作生命的張力為結果出現(xiàn)，也就是說創(chuàng)造性叛逆始終服務于“忠實”，并賦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埃斯卡皮曾這樣解釋“創(chuàng)造性叛逆”―“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說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的，那是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但必須說明的是，我們的本意是將譯者這種形似背叛的行為，稱之為“創(chuàng)作”，同時也不排除一些譯者打著“創(chuàng)作”的幌子，卻是實打實的“叛逆”。說到底不過是一個度的問題，這就要看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采取怎樣的翻譯動機、翻譯目的、翻譯立場、翻譯方案、翻譯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筆者相信，任何一位優(yōu)秀的譯者，最初的動機和目標都是為了再現(xiàn)原作的原始神韻，只要這一基本立場不變，那么譯者在其后的翻譯過程中做出了任何“叛逆行為”都不過是為更好地服務于“忠實”，譯作將忠實于原作者、原作、譯者以及讀者。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叛逆”其實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忠實”。
參考文獻：
[1]許鈞.《翻譯概論》[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20―121.
[2]羅貝爾・埃斯卡皮王美華，于沛譯. 《文學社會學》[M]. 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66―80.
[3][4]段俊�O.《 重新定義創(chuàng)造性叛逆――以龐德漢詩英譯為個案》[J]. 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4)：116―120 .
[5]邵志洪.《翻譯概論、實踐與評析》[M].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87―90.
[6]謝天振.《譯介學》[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67.
[7]白靖宇.《文化與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69.
[8]錢鐘書，林紓的翻譯[A]，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50-100.
【文學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現(xiàn)象研究】相關文章：
文學作品中的音樂傳達效果研究06-14
淺談“陌生化”手法在文學翻譯中的再現(xiàn)論文04-18
論美術教學中創(chuàng)造性教育05-11
論體育社會學調查中“拒答”現(xiàn)象的原因及應對策略研究08-08
化學實驗中創(chuàng)造性思維訓練08-21
建安騷體文學研究08-22
翻譯教學中的文化意識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