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俄國文學中的“多余人”
在學習、工作中，大家對論文都再熟悉不過了吧，論文是對某些學術(shù)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論文是怎么寫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淺談俄國文學的文章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學習、工作中，大家對論文都再熟悉不過了吧，論文是對某些學術(shù)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論文是怎么寫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淺談俄國文學的文章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
文學，是一種用口語或文字作為媒介，表達客觀世界和主觀認識的方式和手段。接下來由小編為大家整理出淺談俄國文學中的“多余人”，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地主，盡管他有“黃金一般的心靈”，卻總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亂想；雖然他在心中已經(jīng)制定出了種種整頓自己領(lǐng)地的改良計劃，可年復一年始終沒有寫出來，更不用說現(xiàn)實了。他整天躺臥在一間既當臥室、又當書齋和客廳的房子里。他的書架上放著兩三本發(fā)黃的書，壁上的圖畫牽著蜘蛛網(wǎng)，鏡子照不出東西來，由于灰塵多，可以把它當做記事牌。筆和紙都干枯發(fā)黃了，如果把鵝毛筆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說不定就會有只蒼蠅嗡嗡地從里面沖出來……他雖然只有32歲，卻沒有年輕人的朝氣�；蛘邊s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這位善良，有教養(yǎng)而又懶惰的、被現(xiàn)在人稱作“廢物”的人終于無聲無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稱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奧勃洛莫夫。
在文學史上，“多余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這類形象幾乎無一例外地躍現(xiàn)于俄國進步作家的筆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以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葉甫蓋尼·奧涅金》）為“始祖”，此后萊蒙托夫的畢巧林（《當代英雄》）、赫爾岑的別里托夫（《誰之罪》）、屠格涅夫的羅亭（《羅亭》）、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奧勃洛莫夫》）等形象無不膾炙人口。
這種人出身高貴，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對現(xiàn)狀不滿，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會的本質(zhì)，無奈沒有出路�！八麄冇肋h站不到反動統(tǒng)治者一邊，也永遠站不到人民一邊�！彼麄兛释麗矍�，常常以自己的才華與堂堂的儀表點燃少女的愛情之火，但當愛情真的到來時，卻又退縮不已。他們不認真對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認真對待別人的生命甚至愛情、友誼，正可謂一種多余的人。但是，他們絕不是渾渾噩噩的庸俗之輩，他們對現(xiàn)實、對生活、對周圍的一切，始終保持著一種難得的清醒，對自己的內(nèi)心與行為，則習慣于做公正而步伐深刻的剖析和幾乎殘酷的拷問。正如當代英雄畢巧林所說：“我早就不是靠心活著，而是靠頭腦活著�！彼麄兩踔撩髅靼装椎刂雷约旱膬�(nèi)心永遠也不會滿足，精神的痛苦永遠也不會擺脫。那么，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他們的痛苦究竟從何而來？
“我活著是為什么呢？我生來是為什么目的呢？”（《當代英雄》）這正是“多余人”痛苦的原因所在。他們的痛苦來自完全超越物質(zhì)生活需要的形而上的純粹精神的追求。當然這種追求和痛苦不可能脫離“多余人”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是黑暗、窒息的農(nóng)奴制社會扼殺了他們的理想、熱情和行動的能力；是農(nóng)奴制改革這一深刻的歷史變動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各種社會思潮的激烈碰撞加劇了他們的精神焦慮和探索。
“多余人”之所以是多余的，就在于他們既不滿于現(xiàn)實，又無力去改變現(xiàn)實，既不愿與貴族統(tǒng)治集團同流合污，卻又不能與貴族社會的生活環(huán)境徹底決裂，更無法掙脫貴族階級的種種偏見的束縛。但是從“多余人”共同的獨立表現(xiàn)來看，譬如與周圍環(huán)境的隔膜，于社會責任的游歷，對愛情和婚姻的拒絕，對待生命包括死亡無所謂的態(tài)度等等，其“多余”并非客觀意義上的真正的多余，而是表現(xiàn)為一種主體的主觀態(tài)度：對社會生活持批判的態(tài)度。而這種態(tài)度又是緣于找不到生活目標、人生意義而對自身存在產(chǎn)生懷疑進而對社會、對人生產(chǎn)生一種“多余”感。就像屠格涅夫筆下的“多余人”費嘉·拉夫列斯基以無限惆悵、悲憤的心情對自己喊到：“燒完吧！無用的生命！”（《貴族之家》）
正是“多余人”自視多余這種主觀態(tài)度以及與此相應的種種言行，使周圍的人們也理所當然的視其為“多余人”，將其排斥于世俗的生活之外，以致他們成為真正可有可無的“多余人”。
“多余人”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熏陶，同時，又處在俄國農(nóng)奴制和沙皇專制的落后環(huán)境中，身上帶有思想啟蒙者和農(nóng)奴主的雙重性質(zhì)。他們一方面是“對俄國的官場和他們出生的社會環(huán)境（通常是貴族社會的環(huán)境）的疏遠，對于這個環(huán)境中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優(yōu)越意識”；另一方面是“心智的疲憊、深刻的懷疑、言行的脫節(jié)、對社會的消極性”。
這兩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征，集中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彼此消長，構(gòu)成了一對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矛盾。而“多余人”也就是在這對矛盾的沖突中產(chǎn)生和演變的。當先進思想剛剛影響到貴族中的先進分子，而絕大多數(shù)人還在“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的蒙昧狀態(tài)時，“多余人”作為言語和思想的“巨人”的性質(zhì)，是鮮明而且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一旦要求他們表現(xiàn)在行動上時，他們就顯示出了固有的局限性。
從奧涅金的憂郁苦悶，到畢巧林的以惡抗惡，到羅亭的言行脫節(jié)、拉夫列茨基的懶散淡漠，再到奧勃洛莫夫的徹底毀滅，俄國文學忠實地反映了俄國貴族先進知識分子思想的覺醒、迷惘、求索、沒落的過程，同時，也生動地記錄了“多余人”二重性沖突的產(chǎn)生、發(fā)展、激化、消失的演變。他們并不是作者的簡單臆造，而是俄國優(yōu)秀現(xiàn)實主義作家根據(jù)真實的現(xiàn)實生活創(chuàng)造的屬于俄羅斯的時代典型。
“多余人”之所以成為“多余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二重性沖突。這種沖突具體在文化的沖突、先進意識與階級地位的沖突、歷史使命與社會現(xiàn)實的沖突。知識分子通常都是聯(lián)結(jié)進步文化與人民的橋梁。他們往往是最先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因而，在19世紀初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俄國的時候，貴族的先進知識分子就成了這兩種文化沖突的首當其沖的體現(xiàn)者。
他們一方面很好的吸收西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命的創(chuàng)造、樂觀主義、積極精神、秩序以及對個性和勞動的重視。另一方面，其文化意識的深層卻又無法克服本土文化中由農(nóng)奴制、封建專制的社會以及地理環(huán)境、歷史發(fā)展等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神秘主義、悲觀主義、無所作為、無個性的群體性文化以及懶惰、軟弱、空想等的先天不足。
因此，盡管他們的俄羅斯文化舊有的群體性已經(jīng)被西方文化的個體性打破，但是，這種個體性在俄國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又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加之西方文化本身的不完善，使得它不可能在這些知識分子的深層文化意識中形成一種可以轉(zhuǎn)化為行動的變革力量。
“多余人”正是介于“上層”與“底層”之間的過渡帶，他們既不是完全“上層”的，也不是完全“下層”的，而是兼兩者特點共有的中間階層，是二者交流與相互作用的作用者。他們意識到了自己所處階級的腐朽和行將幻滅，但苦于受到本階級固有思想、經(jīng)濟和歷史諸多原因的束縛，使他們無法完全脫離出來，而只能在社會邊緣游離。社會一方面對貴族知識分子提出了行動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又沒有發(fā)展到可以使他們實現(xiàn)歷史使命的成熟階段。最終造成了“多余人”的歷史使命與社會現(xiàn)實的沖突。他們是“歐洲思想和俄國秩序之融合”的產(chǎn)物，注定只能成為“聰明的廢物”。
“認識你自己”這一赫然鐫刻在古希臘德爾菲神廟金頂上的箴言，表達了人類的一個古老執(zhí)著的夙愿。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人類在物質(zhì)文明的高速膨脹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以及一次次空前嚴重的社會災難面前再次失落了“自我”�！岸嘤嗳恕闭潜姸鄬ふ异`魂的覺醒者中的一位。
“多余人”的形象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過渡人物，他們在表現(xiàn)自我的迷惘和痛苦的同時也體現(xiàn)了那些有著深刻覺悟意識的知識精英們的探索和彷徨！他們是一個結(jié)束也是一個開端，是后來俄國文學出現(xiàn)新人形象的一個開端！或許對于當時俄國社會來說他們是多余的，但對俄國文學甚至整個世界文學來說他們那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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