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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戰(zhàn)國策》任賢思想的研究
摘 要：《戰(zhàn)國策》中蘊含著一種強烈且富于時代精神的任賢思想。這種人才觀的核心是重才能而輕門第，且具體表現(xiàn)為名利獎賞、高度信任與平等待士并重的攬才舉措。
關(guān)鍵詞：《戰(zhàn)國策》 任賢思想 禮賢下士 用人策略
《戰(zhàn)國策》是一部主要記錄戰(zhàn)國時期策士游說各諸侯陳詞獻策的史書。此書內(nèi)容駁雜，囊括了儒、法、道、縱橫等各學(xué)派觀點。雖然各諸侯國國力強弱有別，但各國統(tǒng)治者在舉賢任能方面卻保持著高度的一致。他們運用各種招賢納士之策網(wǎng)羅天下英才以為己用，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用人理念。這種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用人思想在《戰(zhàn)國策》中有較為明顯的體現(xiàn)。尤其是在君主與策士們的論對中，他們往往將賞賢用能視為國之興亡的大事。本文試圖通過梳理《戰(zhàn)國策》中的任賢思想，來探究這些思想的成因、選賢標準、攬賢策略及其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一、宗法“禮治”的崩塌是《戰(zhàn)國策》任賢思想形成的重要內(nèi)因
戰(zhàn)國是一個歷史大變革的時期，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都出現(xiàn)了劇烈的變化。而宗法“禮治”的崩塌則是政治劇變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征。春秋時期，周王室雖已有衰微之跡象，然名義尚存�！蹲髠�?僖公二十五年》即載晉國大夫狐偃向晉侯諫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yè)，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1}，晉文公因此稱霸。然而到了戰(zhàn)國時期周王室連這一點名義也蕩然無存，幾乎衰微到朝不保夕、如履薄冰之境地�！稇�(zhàn)國策?東周》中首篇《秦興師臨周》即寫秦齊兩國均有求鼎之意。范祥雍先生在《戰(zhàn)國策箋證》中認為：“九鼎乃國之重寶，時周王雖無實權(quán)，猶居上位，故鼎在西而王仍得主之。”{2}可見秦齊兩國雖名曰“求鼎”，實則欲奪周王之權(quán)而自代之。清代學(xué)者顧炎武也對戰(zhàn)國時代宗法“禮治”的喪失有過闡述：“春秋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絕不言周矣;春秋時猶重祭祀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室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3}過去猶被各諸侯國所恪守的“禮信”、“宗周”、“宗姓氏族”等制度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傳統(tǒng)宗法“禮治”的喪失對政治最直接的影響，即是各國紛紛變法圖強，以求富國強兵之徑。所以內(nèi)能治國安邦，外能合縱連橫的賢才自然成為統(tǒng)治集團所渴求的稀缺“資源”。無論是帝王君主，還是朝廷重臣，皆以“養(yǎng)士”為風(fēng)尚。《戰(zhàn)國策?齊策》中甚至記錄了一則君臣因“養(yǎng)士”而產(chǎn)生不睦的故事：“鄒忌事宣王，仕人聚，宣王不悅。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4}從齊宣王對鄒、晏二人態(tài)度的微妙轉(zhuǎn)變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重賢納士對統(tǒng)治階級的意義已不僅僅是富國強兵那么簡單，而且事關(guān)統(tǒng)治者內(nèi)部的權(quán)力制衡。
宗法“禮治”體制的動搖對政治的另一大影響是國與國的矛盾加劇，社會更加動蕩不安。正是基于激烈與殘酷的斗爭形勢，善于外交辭令的策士成為了周王室以及各諸侯夢寐以求的人才。因為優(yōu)秀的外交人才經(jīng)常可以利用其辯才與謀略化解一觸即發(fā)的戰(zhàn)事，進而獲得一個相對有利于其屬國的外部環(huán)境。如《戰(zhàn)國策?東周》中的顏率借齊國之力以解東周之難，《戰(zhàn)國策?秦二》中陳軫說秦王以解楚之危等故事均體現(xiàn)出外交人才對國之安危的重要意義�！稇�(zhàn)國策?趙二》中蘇秦即對趙王言曰：“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5}在這里，蘇秦甚至將“擇交”認為是“安民之本”。正是由于各諸侯國將是否具有外交才能視為任賢的重要標準，所以大量出身并不高貴的策士，憑借其卓越的辯才和獨到的政治見解得到了各國君主的賞識，往往因一事之功而平步青云。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蘇秦。蘇秦始說秦王而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6};而后說趙成王，不但“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而且得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壁百雙，黃金萬溢”，可謂名利雙收。正是蘇秦這樣 “朝為布衣，夕為卿相”的例子刺激了大量策士及外交人才的出現(xiàn)。他們競相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向君主們表達其治國及外交之策以期飛黃騰達。
傳統(tǒng)宗法“禮治”的喪失還從思想上促進大量策士謀臣的出現(xiàn)。時逢周王室衰微之際，而諸侯群雄則借機極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在這一背景下，原本以“宗周”、 “禮治”為核心的宗族理念在教育與思想領(lǐng)域逐漸被淡化。以教育領(lǐng)域為例，戰(zhàn)國以前，往往是學(xué)在王官，非王公貴族無以為學(xué)。而戰(zhàn)國時代私學(xué)盛行，有教無類。所以不少久居下僚的仕人，甚至是平民與奴隸都可得到良好的教育，一躍跨入知識階層，如張儀、蘇秦、蘇厲、蘇代之徒。這些人雖出身卑微，但卻能以自己淵博的知識與出色的辦事能力得到各國君主的賞識，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應(yīng)該說，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造就了這樣一批特殊的人才。
二、《戰(zhàn)國策》任賢思想的核心：獨具時代特色的人才觀
正如劉向自己在《戰(zhàn)國策?秦策一》中所言：“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7}戰(zhàn)國時代的各國統(tǒng)治者均體現(xiàn)出了強烈的任賢意識。然而作為一國之君，僅有求賢若渴的熱情還遠遠不夠，他們必須拿出一套完備且實用的用人策略，才可能在激烈的斗爭形勢下，網(wǎng)羅更多英才。這自然會涉及到一個擇才標準的問題。什么樣的賢士才可令君主“敬以國從”，始終是各諸侯國所奉行人才策略之核心。如《戰(zhàn)國策?秦二》中記“齊助楚攻秦”之事。齊楚并力攻秦，秦王懼，使張儀說楚王親秦而絕齊交。楚王昏聵，盡信儀之言，而不聽陳軫之諫，遂絕齊交。最終導(dǎo)致杜陵大敗。作者在評價此事時，不禁感嘆道：“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8}，足見君主任賢標準于國之危亡的重要性。相對于春秋時代，戰(zhàn)國時代的用人標準有了明顯的不同，更重實用性。春秋時期對賢才的評論多重其“德”與“禮”。如《左傳?魯僖公二三年》中記載了楚成王對晉公子重耳及其屬臣的評價：“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9}在這里，成王將“廣”、“儉”、“文”、“禮”、“肅”、“寬”、“忠”視為重耳君臣能否成事的標準。甚至在選拔三軍統(tǒng)帥時，統(tǒng)治者依然堅持類似的擇才標準�！蹲髠�?魯僖公二七年》記錄晉國將欲伐曹、衛(wèi)而救宋，晉侯欲于群臣中擇一元帥。大臣趙衰即諫曰：“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10}在趙衰看來，“德”、“義”才是為人之根本。即使是選拔軍事人才，統(tǒng)治者依然十分看重賢士道德層面的素質(zhì)。而這一擇才標準到了戰(zhàn)國時期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稇�(zhàn)國策?秦策五》中記載了一則“四國為一”的故事：燕、趙、吳、楚四國并力攻秦，秦王以重金百乘委姚賈以絕四國之謀。韓非認為姚賈出身低賤，“梁監(jiān)門子，嘗盜于梁，臣于趙而逐”{11}，不足以當(dāng)此重任。連秦王也對姚之能力提出了質(zhì)疑：“子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子逐臣。”姚賈則舉出多則明主納賢之例來反駁韓非的用人思想：“太公望齊之逐夫，韓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丑，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在“明主”看來，評價賢才的最重要標準在其是否“立功”，而非所謂的 “德”與“禮”。這恰恰與戰(zhàn)國時代實用主義用人標準相吻合。所以姚賈在面對秦王及韓非的質(zhì)疑時，才理直氣壯地提出“明主不取其污，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 的觀點�！稇�(zhàn)國策?齊策一》中記載了一則“靖郭君善齊貌辨”之事，同樣反映了這種任人唯賢的人才觀。故事一開篇即交代了齊貌辨“為人也多疵”{12}。然而靖郭君田嬰?yún)s不為流言非議所動，善待齊貌辨“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即使是在田嬰政治處境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田嬰依然“與齊貌辨俱”，可謂榮辱與共。齊貌辨終于利用其辯才轉(zhuǎn)變了齊宣王對靖郭君的態(tài)度，回報了主人的知遇之恩。顯然，靖郭君的用人之道與姚賈有異曲同工之妙，即重其才而忽略其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姚賈所舉的四位先賢太公望、管仲、百里奚、中山盜皆出身微賤，然而“明主”用之而王天下。在《戰(zhàn)國策》中，類似的例子很多。如受趙王封侯拜相之禮的蘇秦，乃為“特窮巷掘門桑戶 樞之士”{13};為孟嘗君獻狡兔三窟之計的馮諼，更是“貧乏而不能自存之士”{14}。正是這些出身為人所不齒的人物，不但以其奇謀異智化解了國之危局，而且為其所效之主排憂解難。劉向在《戰(zhàn)國策?秦策一》中也對像蘇秦這樣的策士予以高度評價：“未煩一兵，未張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15}可見《戰(zhàn)國策》所體現(xiàn)出的重才能而輕門第的人才意識何等強烈。
三、《戰(zhàn)國策》任賢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名利獎賞、高度信任與平等待士并重的攬才舉措
為了進一步留住賢才，并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才智，戰(zhàn)國時代的統(tǒng)治者們還不斷提出并完善攬才之法。因為當(dāng)時策士們流動性極高，朝秦暮楚之事頻發(fā)。如陳軫曾仕齊亦仕楚，甘茂仕秦亦仕齊，而蘇秦更是輾轉(zhuǎn)于秦、趙、楚、燕等國之間。人才的流動對于策士自身而言往往是有利的，便于其尋覓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如衛(wèi)鞅亡魏而入秦，蘇秦去秦而入趙，范雎棄魏而歸秦等事例均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對于賢士的原所屬國而言，人才的流失則往往意味著國力受損或國家情報的外泄。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統(tǒng)治者甚至不惜采用極端手段來控制人才外流。如《戰(zhàn)國策?魏策一》中記載魏相公叔痤重病，魏惠王問痤代其相位的最佳人選。公叔痤即向魏王推薦了衛(wèi)鞅(即后來的商鞅)，并言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16}衛(wèi)鞅最終亡魏而入秦，說秦孝公變法，使秦國力大增。后秦亦滅魏。通過這則記載，《戰(zhàn)國策》表達出一種賢才為我所用，而不為他人所用的任賢意識。當(dāng)然，公叔痤的用賢之策并不可取，高明的統(tǒng)治者往往會通過名利獎賞、高度信任、平等相待等政策手段拉攏網(wǎng)羅英才。名利獎賞是各國普遍采取的攬才之策。但如何真正做到賞罰分明，則是擺在統(tǒng)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稇�(zhàn)國策?秦三》記載范雎入秦后獻書昭王。范雎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即為“賞罰分明”：“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能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dāng)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17}范雎建議對“勞大”、“功多”者賞厚祿，封尊爵;而對于那些“不能者”則令其“不敢當(dāng)其職”。在上書中，他還明確指出是否堅持賞罰分明之國策乃為區(qū)分明主與庸主的重要標準：“人主(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刑必斷于有罪。” 《秦策一》所記載的商鞅變法之事，同樣體現(xiàn)了賞罰分明之策對國家的重要意義：“商君治秦，法令而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18}無論是范雎還是商鞅，都要求君主在制定與執(zhí)行人才獎懲制度的過程中盡量減少主觀色彩，不要以個人之喜好定賢愚。這種以客觀公平的態(tài)度評價賢才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戰(zhàn)國策》還記載了一些智慧的君主一方面通過名利獎賞滿足了策士們對功名利祿的渴望;而另一方面又以高度信任的姿態(tài)抓住了他們的心。尤其是后者最能體現(xiàn)戰(zhàn)國時代之特征。《戰(zhàn)國策?齊策一》記載了一則“秦假道漢魏以攻齊”的故事：齊威王使章子為將以應(yīng)秦軍。侯者三次向威王報告章子率軍降秦，而威王皆“不應(yīng)”。最終，章子率齊軍大敗秦軍。事后，當(dāng)群臣問王何以堅定地信任章子時。威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者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19}威王可謂“知人”之君也。正是由于他對自己的臣屬知之深，所以在戰(zhàn)爭的關(guān)鍵時刻才會不為非議所動，用人不疑。與齊威王的形象正好相反，《戰(zhàn)國策》還塑造了一些庸君的形象。他們不但不信任賢臣，反而欲除之而后快，最終招致亡國之禍。如《秦策五》中“文信侯出走”之事。趙幽繆王不用司空馬之言，且不以之為將當(dāng)秦軍，終使賢士棄趙而逃。司空馬在被問及趙之國運時，即明確指出：“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子，以曲合于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20}后李牧果遭韓倉所惡，被趙王賜死，最終“五月趙亡”{21}。劉向在評價此事時亦不禁發(fā)出“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之感慨。這里的“用”顯然不僅有任用之意，而且也包含了君主應(yīng)以高度信任的態(tài)度對待賢士的意思。
在《戰(zhàn)國策》中，很多縱橫家在與國君的論對中要求任之以信，表現(xiàn)出了對君王信任的強烈渴望�！肚夭叨分兴涊d的“秦武王謂甘茂曰”篇即為典型一例。秦武王使甘茂約魏而伐韓。甘茂分別舉出張儀、樂羊、曾參之事提醒武王，要求得到信任。此三事中尤以“曾參****”之事最為形象：“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曾子之母曰：‘吾子不****。’置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其母尚置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其母懼，投杼逾墻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22}秦武王遂與甘茂定下息壤之盟，表示會以信待之。事實證明甘茂的預(yù)測是何等準確：“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23}最后甘茂以息壤之盟提醒秦王，才堅定了秦王繼續(xù)任用甘茂的決心，取得了宜陽之戰(zhàn)的勝利。在這則故事里，秦武王的任賢態(tài)度產(chǎn)生過動搖;好在甘茂的及時提醒方使其堅定了用甘氏為將的決心。這恰恰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君主對賢士信任的難能可貴。
在要求君主高度信任的同時，一部分戰(zhàn)國士人還提出了統(tǒng)治者應(yīng)平等待士的主張。這一點在《戰(zhàn)國策》中也體現(xiàn)得較為明顯。《戰(zhàn)國策?齊策四》中有一則“齊宣王見顏 ”的故事記載了宣王與顏 的有趣對話：
齊宣王見顏 ，曰：“ 前!” 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 ，人臣也。王曰‘ 前’，亦曰‘王前’，可乎” 對曰：“夫 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 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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