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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實踐理論概念考察
論文摘要：自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開始，實踐便成為其重要的思想內容之一。然在傳統儒學中，實踐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圍之內。儒學要發(fā)展就必須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時代問題給予創(chuàng)造性的解決，而儒學實踐理論這一概念將傳統儒學的道德實踐和現實時代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儒學實踐理論是儒者以仁愛為內核對時代問題進行思考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建構的哲學，即在儒學實踐理論這個概念中，其主體是具備道德價值、強調個體的修為、擁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意識、在道德價值觀照下去審察歷史和現實的哲學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論的內核是仁愛，其中心內容是反思時代問題和理論創(chuàng)新，其本質是建構的理論哲學。
自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開始，儒學就十分強調實踐的觀念。對此，梁啟超深有感觸地說過：“后人多謂知行合一只說是王x明所首倡，其實陽明也不過是就孔子已有的發(fā)揮。孔子一生為人，處處是知行一貫，從他的言論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學而不厭’，又說‘為之不厭’，可知‘學’即是‘為’，‘為’即是‘學’，蓋以知識之擴大，在人努力的自為，……所以王x明曰：‘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比鍖W的實踐理論是講究即知即行的，是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但儒學這個實踐理論更多強調的是在道德上的實踐，使道德實踐和生活融為一體。
儒學實踐理論強調的道德理論實踐構成了人之為人的重要的文化標準，但只有這樣的規(guī)定并不能使儒學更好地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因為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在理論文化的建設上有自己獨特而有效的理論。而缺乏相對獨特而有效的理論是限制儒學發(fā)展的一個根本原因。換言之，如果儒學要在參與社會實踐中成長發(fā)展，那么儒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動之一。
現在很多人對儒學在當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華大學方朝暉老師曾經說過，要通過厘清知識和道德的關系，來探討儒家道德傳統與知識結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吳光老師對儒學理論也進行了新的探討，他提出了“民主仁學”的概念，并對該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實用性和開放性進行了說明。山東大學顏炳是老師指出在現代文化的建構中既要充分發(fā)掘傳統文化的自我轉換或轉型的潛能，重鑄民族靈魂，又要引進西方文化的結構和格局，促使傳統文化向現代方向轉變。并主張儒學應當加強同當代社會的互動，以此使得儒學煥發(fā)生命力。復旦大學徐洪興老師認為，儒學的倫理價值經過現代轉換和診釋可以對防止現代的弊病有所貢獻。
以上諸位老師對儒學的發(fā)展，各陳其見，積極對儒學的發(fā)展進行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是當代中國學界對儒學發(fā)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動的縮影。換言之，儒學的當代理論創(chuàng)新是極具開放性的。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筆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學習心得，以此種方式表達出來。
一個命題和理論的基礎是概念，所以表達自己想法的基礎當然離不開概念。而儒學中一個關鍵概念就是儒學實踐理論。儒學實踐理論概念是一個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時代和特定具體內容的一個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對具體內涵的規(guī)定就少，該概念的開放性就較大，所以很適合對其進行必要的理論規(guī)定和演繹。
首先對這個儒學實踐理論下一個定義：儒學實踐理論是儒者以仁愛為內核對時代問題進行思考和理淪創(chuàng)新的建構的哲學。首先，儒學實踐理論的主體是儒者;第二，儒學實踐理論的內核是仁愛精神;第三，儒學實踐理論的中心內容是對時代問題進行反思，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第四，儒學實踐理論的本質是建構的理論哲學，是立足于傳統和現代的對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們對儒學實踐理論的幾個內涵分別加以解析。
一、儒學實踐理論的主體是儒者
儒學實踐理論的主體是儒者，這里所謂的儒者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進行研究的哲學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國獨特的文化內涵下，所謂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義的。首先，儒者是一個有道德價值的人。這是儒學自孔子以來十分強調的首要內容。儒學認為，道德價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論語·學而》中“學而時習之”的“學”，即“覺”也，是覺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價值。《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薄白蕴熳右灾潦瘢际墙砸孕奚頌楸��！泵献右蔡岬饺柿x禮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這些都表明，道德價值是為人的根本原則。后世儒者從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力，明其道不計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觀念無不秉持了先儒的這一理念。其次，這里的儒者蘊涵著個體的意味，即強調的是個體儒者，這也是儒學重視個體的傳統�？鬃诱f“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欲”、“勿欲”、“欲立”、“欲達”都針對個人而言。《大學》中可以看到儒學的個體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為本�！边@主要是針對個體而言的道德修養(yǎng)的過程，并指出這個道德修養(yǎng)是人人必須且能夠做到的。
談到儒者，還需要提到的一點就是儒者的歷史意識。中國儒學很重視歷史，孔子整理編訂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即是對上古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而孔子及其后學都“祖述堯舜，文武”的文化傾向無疑鮮明地展示了儒者們深遠的歷史文化意識，尤其是自韓愈后創(chuàng)立的道統學說，其一脈相承的歷史延續(xù)，在展示儒家發(fā)展的過程中也顯示了儒者心目中的歷史文化和責任意識。
在這里還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儒者的道德價值對其活動的意義，因為這是儒者必備的品質。道德在人的活動中起到了價值觀照活動的作用。在這方面，以三蘇為代表的宋代蜀學提出的“推闡理勢’，觀點明顯，“圣人因時設教，而以利民為本”，“時”大致相當于“推闡理勢”中的“勢”，教則相當于其中的“理”。這里的“理”即儒學的道德義理，“勢”則是指事異備變。這就是說，道德價值高于事實，以道德義理來觀照社會事態(tài)的變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來適應社會的變化�！八砸玫赖聛碇笇б�(guī)范人類社會的生活，恢復人之作為人的尊嚴，恢復人道的崇高”。
總而言之，作為儒學實踐理論的主體的儒者需要具備道德價值，強調個體的修為，擁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意識，并在道德價值的觀照下，去審查歷史和現實，這是作為一個儒者所必備的能力和素質。
二、儒學實踐理論的內核是仁愛
早在儒學開創(chuàng)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經成了最高的思想觀念，而這個觀念的核心就是仁愛。這個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證明和發(fā)展，應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學者無不以仁作為最高的價值，觀照現實世界，以儒學的視野解決社會時代問題。儒學發(fā)展到宋明理學，儒學的仁愛精神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以北宋儒學為例。“站在中國歷史的角度進行縱向比較，則可以認為北宋既是一個政治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儒學復興的時代。政治變革通過政府有組織有序地進行，是在儒學復興的文化支持下自覺進行的政治調整……也正因為二者被歷史現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政治變革引發(fā)了儒學復興的問題意識，反過來，儒學復興又影響了政治變革的方向性選擇，所以，北宋儒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所代表的時代精神，是對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體現形式—政治制度，進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據，所謂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發(fā)暢;重建是探討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闡王道，作為最高政治憲綱，從而將師古與用今結合起來，使現實政治朝著合理模式的方向調整。正是圍繞批判與重建的時代課題，觸發(fā)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種學派，構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思想史畫卷�！币匀蕫蹫楹诵牡娜鍖W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學者處成了憲綱原則，成為觀照現實時代問題的道德價值標準。
儒學的仁愛是一種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學創(chuàng)立之初開始提出力行仁愛，綿延數千年而不中絕，這是歷史的選擇。而歷史的選擇則證明仁愛具有超時空性。其次，仁愛能滿足人類內心精神需求。在人類交往中，人總是希望能夠被尊重和關愛，這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需求。當將仁愛思想付諸交往時，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滿足。而這正是人類要追求的生活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上說，仁愛是普遍的，它實際內存于每個人的內心之中。
仁愛是儒學實踐理論的內核。仁愛是普遍的道德價值，而普遍道德價值的意義就是對現實世界進行觀照，以仁愛認識社會現實，以仁愛批判和改革現實，從而力圖達到社會的和諧。從本質上來說，仁愛是儒學實踐理論主體觀照社會現實的依據和標準，儒學實踐理論主體的其他方面的意識都以仁愛為中心而展開。
三、儒學實踐理論的中心內容是反思時代問題和理論創(chuàng)新
�。ㄒ唬┤鍖W實踐理論的中心內容之一：反思時代問題
儒學實踐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反思時代問題。從儒學實踐理論的含義來看，儒學實踐理論具有積極參與社會的意識，積極參與社會的意識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時代問題的反思，換言之，反思時代問題構成了儒學實踐理論的基本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儒學實踐理論把握時代問題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時代問題。所謂精神地把握時代問題就是將時代問題轉化為哲學問題加以思考，從而給時代問題的解決提供哲學理論上的支持。
以哲學的方式來理解時代問題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會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哲學史和哲學的關系，因為時代問題背后牽動的是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關系。如果將歷史問題哲學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學史和哲學的關系。因此，反思時代問題時必然要討論哲學史和哲學的關系問題。
哲學研究的是人類面對的一些最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內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學史，也就是他們自身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展開的。每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只有與以往的哲學不斷地進行對話，才能進入這些問題并對它們作出自己的貢獻。哲學基本問題總是濃縮著時代的問題，是人類對自己所面對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為如此，哲學家對哲學史的研究，從來都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從哲學史中找出當下危機的根源，或探尋可能的解決與出路。之所以要以講哲學史的方式闡述自己對時代問題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識要追溯當下問題的深層原因，再就是試圖在傳統智慧中找到今天問題的出路或啟示。
精神地把握時代問題，即把握時代問題的兩個方面，首先要有歷史感，從對歷史的研究中探尋出當下時代問題的歷史、哲學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鑒歷史智慧來思考當下的時代問題。借鑒歷史智慧并非將歷史經驗移植到當下，而是尋求解決當下時代問題的方法，即歷史經驗并不能完全能解決當下的時代問題，當下時代問題只能在歷史方法的啟發(fā)下，根據當下的時代條件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和解決。
�。ǘ┤鍖W實踐理論的中心內容之二：理論創(chuàng)新
儒學自古以來就不乏創(chuàng)新精神。孔子雖然繼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無選擇地保留，而是對周文化進行了損益，最重要的是他將周代以來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學改造，由政治術語變?yōu)樽罡咚枷雰r值原則。創(chuàng)新的意識在孟子處也很強。孟子終身愿學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鬃诱f：“齊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薄拔⒐苤�，吾其披發(fā)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愿乎？”孔、孟之言顯然相抵，但創(chuàng)新之處不言自明。儒學從漢至唐，經學綿延，而到宋明，學風頓變，自覺創(chuàng)新，儒學諸派興起，由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慶歷學術開始，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和蘇軾為代表的蜀學競相開展，直至后來的心學和理學的并舉。從儒學發(fā)展的脈絡來看，儒學不乏理論創(chuàng)新活動，只是后來由于外因的強烈介人而使得儒學的創(chuàng)新意識萎靡，理論創(chuàng)新陷入枯竭。但這只是暫時現象。當有適當社會環(huán)境時，儒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會重新生長。當代各路新儒家的種種努力都是這種理論創(chuàng)新的再現和發(fā)展。
儒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儒學實踐理論的表現形式。儒學實踐理論對時代問題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對時代問題的解決上往往表現出對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需求。而在創(chuàng)造性思維方面，儒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在歷史文化上，儒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傳統可以給儒學實踐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文化的淵源和方法的啟示�？梢赃@樣說，儒學實踐理論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以儒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傳統為文化基礎的，是儒學傳統理論創(chuàng)新在當今的展現和發(fā)展。
儒學實踐理論不只在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礎上以理論創(chuàng)新對時代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這是儒學實踐理論主體參與社會的積極意識的重要表現。
四、儒學實踐理論的本質是建構的理論哲學
儒學實踐理論在本質上是建構的理論哲學。所謂建構的理論哲學就是以抽象的理論思維對中國傳統哲學中超越時代、超階級和超歷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疇進行反思、重構和演繹，即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進行重新的構建和演繹。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從方法論上來看，儒學實踐理論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對這樣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是合乎邏輯的，正如馬克思認為的那樣，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的范疇相互間的推演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所謂抽象和具體，正如馬克思所說，也就是內涵比較簡單的范疇和包含它的比較復雜的范疇，也就是內涵比較片面的范疇和包含它的比較全面的范疇，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體范疇：“具體之所以是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guī)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彼�，我們對一個抽象概念進行規(guī)定，使其具體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論的需要。從理論上來看，儒學實踐理論具有很強的現實可能性。在當代的中國，自民國初年后，中國文化便開始了新的發(fā)展歷程，舊有的理論已經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國在文化上尚沒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構，所以，在這種文化競相爭鳴的時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見解是十分有意義的，所以架構理論哲學是儒學實踐理論的本質。
綜合來看，儒學實踐理論的各部分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仁愛是主體儒者的核心思想內核，是儒者內在的價值標準，而反思時代問題和理論創(chuàng)新則是儒者關注現實、改造現實的思想對象，在反思時代問題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關系中，反思時代問題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前提和基礎，而理論創(chuàng)新則構成了對時代問題的反思和理論解答。
儒學實踐理論的外延包含廣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對儒學實踐理論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又包括當今社會有儒學文化背景的學人對時代問題的反思和探索，從孔子損益三代文化創(chuàng)立仁學理論到當代新儒家的對時代問題的種種探索，綿延至今達數千年之久，其理論革新發(fā)展更是層出不窮。具體而言，儒學實踐理論具體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漢唐經學、宋明清理學、民國初年新儒學等。
對于先秦儒家的實踐理論，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實踐理論創(chuàng)新�？鬃臃e極學習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時代，擇善而從，創(chuàng)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實踐理論體系;孟子對儒學實踐理論亦有發(fā)展，以性善學說來為孔子的仁進行理論證明，并針對當時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學說;荀子則在孔孟的實踐理論基礎土，提出了性惡學說—強調人后天向惡發(fā)展的可能性，為其禮法理論提供理論支持，同時他還根據戰(zhàn)國時代人心紛亂的狀況，一反孟子的崇王賤霸的方略，主張王霸并舉，最終實踐王道。
漢唐經學則是在漢代以后儒學實踐理論的一種形式，經學與儒生所傳儒學有密切關系，經學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儒學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經學是以儒家經典作為注釋和研究的對象，并結合各個時代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見解�？梢哉f，離開了儒學，離開了儒家經典，便無經學。而儒學在漢代以降，主要是以經學的形式出現的，離開了經學，便談不上儒學的流傳和發(fā)展。儒學除以經學的形式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儒學的滲透和儒家思想的體現。
宋明清理學是兩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學實踐理論，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學和陸九淵、王xx明的心學兩個主要理論形式。他們針對各自的時代特點，對儒學實踐理論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學式微，程朱積極吸收佛道思想創(chuàng)造性地診釋儒學經典，以創(chuàng)新的儒學理論力辟佛老，成為儒學理論發(fā)展的里程碑。陸王心學的發(fā)展是對程朱理學理論的反動。明代程朱學說籠罩士人，其教條化導致儒學思想失去活力，王xx明以致良知學說，使得思想解放蓬勃發(fā)展，是儒學實踐理論的又一次發(fā)展。這兩種思潮后對清代的影響深遠。
民國初年出現的新儒家是在儒學遭受近代西學的沖擊下進行的文化反思和創(chuàng)造活動，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及其后學，如牟宗三、徐復觀等人。他們積極繼承傳統儒學的精華，運用西方的學術思想來重新認識和發(fā)展儒學，并結合時代問題積極進行儒學的創(chuàng)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學個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學成為時代的主題后，積極努力，希望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出民主和科學。
儒學實踐理論是一個開放的理論，它的內容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這是由儒學內在的動力—儒學仁愛原則下的對時代問題的反思的前提下進行的。儒學仁愛是一個普遍的原則，對不同時代具有觀照作用，而這種觀照必然要求對當下時代和社會問題進行反思，使得社會的發(fā)展符合時代要求，為時代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支持。由此可見，儒學實踐理論必然是一個開放的理論。
五、儒學實踐理論的意義
儒學實踐理論首先從理論上而言，是對以前儒學理論的總結�？偨Y先前儒學的價值就在于尋找儒學發(fā)展的本質，為儒學的發(fā)展尋找其理論上的必然性。我們可以從儒學的發(fā)展歷史中看到儒學的起起落落，但這起起落落的背后必然有一種力量在支配儒學發(fā)展。通過歸納儒學發(fā)展變化的軌跡，以簡單歸納和聯想的方式得到儒學發(fā)展的本質，然后對儒學發(fā)展的這個本質進行必然性證明，這就為儒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理論支持。其次，儒學實踐理論是在重新估計儒學的價值。所謂儒學的價值就是儒學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儒學的價值和作用是通過其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而言的，所以，重估儒學的價值就在于讓傳統的儒學成為當今時代需要的一種精神價值—當然這樣的傳統需要時代的新闡釋。再次，儒學實踐理論還對儒學有反思作用。談到儒學人們往往會想到傳統儒學的具體內容，而儒學的傳統內容由于時代的不斷變化而出現魚龍混雜現象，儒學實踐理論就是希望能從一個抽象一般的意義上來審視儒學內容，去除其具體時代內容部分而取其超越時代、超越階級、超越歷史的內容，從而為反思時代問題提供思維方式和理論范疇上的資鑒。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儒學實踐理論的提出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在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很多變化，經濟高速增長，一些地區(qū)物質現代化的程度的確很高，但這種現代化的背后是沉甸甸的社會問題。概括來講，這些社會問題實質是文化問題，包括信仰問題、道德責任問題、民生問題、民主問題，甚至還包括環(huán)境問題。三鹿奶粉事件等的出現都無不暴露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表明文化問題在當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同時顯示了當代中國文化底蘊的薄弱。這充分說明了，中國面對的時代問題除了科技、經濟發(fā)展外，更根本的是文化的發(fā)展，準確地說是安排人的信仰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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