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李長之“感情的型＂文學批評觀的當代解讀
論文摘要：李長之作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美學家、批評家，一生著述頗豐，其文藝批評理論與實踐的美學建構，是以“感情的型”為核心理念的。這一旨在建立中國轉型時期的現(xiàn)代美學批評范式，為中國現(xiàn)代文藝批評提供了新的話語和闡釋空間�！案星榈男汀弊鳛橐环N獨特的批評理念，受到當代學人的關注，在今天也仍具有豐厚的詩學內涵和充分言說的必要，值得繼續(xù)挖掘與探討。
論文關鍵詞：感情的型；批評范式；價值啟示
李長之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才思卓越而且風格獨特的批評家，在學術多元化和深入發(fā)展的當代，當他走出歷史的塵封，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后，我們終于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關于他的研究的實績：在《從(魯迅批判)到<文學史家的魯迅>》中，羅宗義先生肯定了李長之在魯迅研究史上的獨特的貢獻；溫儒敏先生在《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及其傳記批評》中，將其定位為“傳記批評家”，首次明確了李長之的現(xiàn)代文學批評家地位；郜元寶先生在《追憶李長之》中，進一步將他定位為“學者批評家”；張?zhí)N艷在《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中，則頗有建樹的為這位“傳記批評家”做了傳記批評，并對其批評理念做了詳盡的論述；許道明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新編》中，則把李長之同朱光潛、沈從文、李健吾、梁宗岱等列為“京派”批評家，指出在推崇批評主體介入和情感動力的文學批評理論中，李長之是最突出的代表。本文試圖在以上闡釋的基礎上，著重從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三個層面上探討李長之“感情的型”的批評理念的學理內涵和價值旨歸，探尋其批評理念在新時期的啟示意義。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正是左翼作家地位占據著主流的時代，但到了后期卻逐漸表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公式化與宗派主義傾向。與此同時，深厚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tǒng)作為一份厚重的積淀，也成為當時批評者難以逾越的一個圍城。文學批評理論的建構與發(fā)展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既有沉淀的模式，又有橫亙的權威，然而李長之卻勇敢地突破理論樊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學理上的突圍，他獨有建樹的提出了“感情的型”的批評理論，在文學理論界激起一股振聾發(fā)聵的回響，為文學批評帶來了新的生機。一是它有別于當時左翼批評理論呈現(xiàn)的明顯工具化傾向，二是有別于中華古老的印象式、感悟式、即興式批評。由于李長之近承中國古典詩學傳統(tǒng)，遠襲德國古典浪漫主義的美學堂奧，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熏陶，使得他的批評理論帶有鮮明的現(xiàn)代色彩。在強調批評理論應該有系統(tǒng)性整體性的建構方面，李長之可謂早已具有真知灼見。
針對特殊歷史時期文藝發(fā)展的走向，李長之在批評中突出了對文學中“情感”因素的注重，較少帶有時代和階級的色彩，在社會功利的價值批判標準之外強調審美一維；而針對在傳統(tǒng)中過分強調審美一維又提出“理智的硬性”，旨在于情感和理性之問建立一種平衡，尋求一種張力，從而更好的指導批評實踐。在這樣的思維指導下，他充滿激情的完成了大量傳記批評和理論著作的撰寫，并有諸多譯著和文學創(chuàng)作問世，“感情的型”的批評理念成為他文藝批評與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價值準繩。
李長之認為，應該以“感情的型”作為文學批評的范式和尺度。他說“在我們看一個作品時，假設分析它的成分，接受物質限制的大小排列起來，我們一層層的剝，而發(fā)現(xiàn)一種受限制最小的層，根于某種程度而言，這近乎談到文學的永久性�！迸u家首先要從“感情的型”的角度去審視和評價文學作品，而不能看重它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因為文學作品有它獨特性一面，它總是要表現(xiàn)“感情的型”，李長之所言極是，因為無論在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文學閱讀中，都始終存在著情感的浸潤與滲透 “一篇作品，所以能達到讀者之前，是根于許多條件，我們可以先問這個作品的物質外殼，在剝去種種階級、環(huán)境、時代的外衣之后，其次，我們會問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緒?是因為革命還是因為失戀，種種不一。最核心的一層那只有令人把握的感情，它脫離任何對象而存在，同時又可以填入任何對象的感情，才是文學的實質。”李長之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所謂造型，既是情感形式化的過程，又是形式情感化的結果，“感情的型”作為內容與技巧的極致，是抽去了對象，又可填入任何對象的。這種高度的抽象化、形式化，使“感情的型”可以從“外層”剝而顯之，直至最后一層。也可以從“內層”穿而見之，因為“越下等的作品越使人注意了較外層而不能忘卻，好的作品則閃耀著感情的光芒，收獲情感的交流與觸動，穿越外部感情的對象和質料指向永恒。
無論是從“外層剝”，還是從“內層穿”，“感情的型”都應成為文學批評實踐的范式和尺度，因為“在感情的型里，是抽去了對象，又可填入任何對象的。”李長之說“這種沒有對象的感情，可以納入兩種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稱這為感情的型。
李長之認為，如果把文學作品比作桃子，那么剝去了果皮、果肉、果核外面的堅殼后，剩下的果仁才是真正的核心與有價值的終極范式，進而言之，它甚至可以稱為文學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種子和時代傳承的根源所在，是文學價值及生命力的源泉。因為種子與根源的可派生性和繁衍性功能，才使橫向維度——地域上的傳播與縱向維度——時間上的承繼成為可能。他把這種子歸納為兩種極端的形態(tài)——“甘與苦”，或日“失望與憧憬”。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李長之寫出了一系列傳記批評和作家作品的評論，成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少有的以自己的理論指導自己的批評實踐的文學批評家。
有人將李長之“感情的型”的批評理念與蘇珊·朗格“有意味的形式”做過比較，認為兩位中外美學家頗具類似的心靈感應，但實際上，蘇珊·朗格是從藝術的本體論層面強調藝術乃是一種生命的形式，即“運用藝術符號的方式把內在生命與情感經驗的概念表現(xiàn)出來，從而創(chuàng)造一種幻象。”而李長之“感情的型”則是旨在為具體作品確立一種審美規(guī)范與標準，是從方法論的層面所進行的一種剖析，具有更強的實踐性。如果說蘇珊·朗格是在認識論的層面昭示了一種必然，那么李長之則解釋了之所以然。蘇珊·朗格鮮明指出構成藝術魅力的形式因，李長之則更注重闡釋的是真正構成藝術本源并維系形式之維的質料因。
雖然出發(fā)點不盡相同，但卻表現(xiàn)了李長之作為職業(yè)批評家所獨具的辯識力與期許，他不但將“感情的型”發(fā)展修繕為完整的理論范式，并將其作為解讀文藝甚至人生的試金石，始終指導并貫穿于自己的批評作品與創(chuàng)作實踐。在《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中他曾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批評理路：“通常那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態(tài)度，我是不贊成的，因為所謂不可以言傳，是本沒有可傳呢，還是沒有能力去傳?本沒有可傳，就不必傳；沒有能力傳，那就須鍛煉出傳的能力。對于中國舊東西，我不贊成用原來的名詞囫圇吞棗的辦法。我認為，凡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就是根本沒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現(xiàn)代語言表達的，就是沒能用現(xiàn)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
“感情的型”的批評觀旨在突出主體的能動性和心靈感悟的張力李長之認為，批評與對象的關系頗類似于產業(yè)領域中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如果說技術是對科學原理的功利性應用，那么與此相對應，批評家正是將美學規(guī)則應用于作品、作家分析的技術員，批評需要尺度。比如在《孔子和屈原》中，他說“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發(fā)的，是使許多絕頂聰明的人都光芒一斂，愿意作常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響的，卻使許多人靈魂中不安定的成分覺醒了，愿意作超人。他將中國的傳統(tǒng)人格分成了兩個類型，一類是像孔子那樣代表著古典主義的人格特征，一類是像屈原那樣代表著浪漫主義的人格特征。他們的區(qū)別在于如何處理個人和群體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抹殺了個性，這樣的群體也會腐爛朽敗，反之，純粹聽任個性，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勢必使這樣的群體不得和諧安定。李長之發(fā)現(xiàn)，在個人與群體這對矛盾中，孔子找到一個協(xié)調辦法，那就是崇“禮”�！岸Y’可以說是情感與理智的一種妥協(xié)，但卻是一種巧妙而合理的妥協(xié)�？鬃拥幕舅枷刖褪潜３謧�人和群體的和諧，不張揚，不狂放，既順從社會的總體趨勢，又適當地保持自己的個性，而屈原就不同了�！八目捶ㄊ�，由個人到社會。于是他希望社會上各個分子都是全然無缺的，都是堅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優(yōu)美而高潔的�！�
“可是屈原是不行的，它的社會理想既以個人為起點，所以對于個人的過失到了不能原諒，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后，他實在無從妥協(xié)了，于是出之一死�！鼻膫�性特征使他只能選擇自殺，“但他并不是弱者，也不是由于對世界淡然。反之，他乃是一個強者，他未被世界上的任何邪思所征服，他沒有妥協(xié)半點，最后，為了他自己的精神的完整，……才甘心葬身魚腹。”然而，犧牲生命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不被人所理解。猶如魯迅《藥》中的革命烈士夏瑜，他為著中國人未來的幸福犧牲了，他的血卻被中國人蘸著饅頭做藥吃了。同樣是不被人理解，孔子追求盡可能的讓人理解，即“達則兼治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屈原卻清冷高傲，遺世獨立�？鬃雍颓加欣硐耄鬃硬粌H有理想，而且能找到到達理想的途徑。屈原有理想，卻不知道如何把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所以，李長之認為“孔子和屈原是中國精神史上最偉大的紀念像，是中國人倫之極峰�？鬃哟砦覀兠褡宓木瘢砦覀兠褡宓男撵`!我們民族是幸福的。”這正是李長之對其“感情的型”理論的最好注解，他在批評實踐中身體力行的運用“感情的型”的批評理念。他在理論中思考，在思考中進行理論與實踐建樹，走了一條用心靈感悟的路子，同時又用“理智的硬性”對情感加以清醒的認識和辨別，這是李長之所獨有的可貴特質。
李長之對中國現(xiàn)代美學批評思想的建構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所強調的批評方法和為建立現(xiàn)代文學批評范式所做出的努力，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難能可貴的。如果說王國維建立境界說的參照系是中國古典詩詞，那么李長之的理論參照系則是整個世界文學史，王國維的境界說主要是指人的生命感悟之高度，而李長之則將此種情思普遍化，并將之抽象為憧憬與失望兩種元形態(tài)，不僅使之更具概括力，也使這一理念更加明晰，在文藝批評方法論上邁出了更堅實的一步。
李長之對文學批評的貢獻并未僅僅停留在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為我們提供新的視野，也體現(xiàn)在價值論上所追求的宏大高度。李長之在批評實踐中強烈的價值意識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就對文本的解讀來說，他以作家的情感、精神因素作為橋梁和中介，既發(fā)掘作家創(chuàng)作的外部因素，又能深入作品的內部世界，探尋作品的價值意蘊；從批評家的價值取向來說，他遵循著“文化——文藝——教化”的宏闊思路，希望文學批評能夠起到教化人心、振奮民氣的作用，用他的話來說，“文藝創(chuàng)作原不只暴露黑暗，而且更重要的，乃是創(chuàng)造光明!”抱怨舊天地不是文藝的旨歸，文藝應書寫夢想，并為人類呈示新天新地，才是根本追求。楊守森認為文學批評有四重境界，“第一層是復述歸納，第二層是體悟闡釋，第三層是分析評判，第四層是提升創(chuàng)造。與此相對應產生了文藝批評的四重境界，分別是傳播文學信息，豐富作品內容，探討創(chuàng)作規(guī)律，開拓思想空間。要達致第四重境界，除須具備廣博專業(yè)理論與深邃細膩文學眼光的同時，還應具備對元理論的反思能力和超文學的批評視野。應該說李長之是到達了第四種批評境界的。在李長之的傳記文學批評中，始終滲透著強烈的社會道義感、文化使命感、啟蒙責任感。李長之之所以把“感情的型”的理論演繹到傳記批評實踐中，其用意之一即在“立人”，也就是在古典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中，實現(xiàn)本土人格模式的現(xiàn)代轉型，改造傳統(tǒng)人格模式，挖掘傳統(tǒng)人格中有利于人格現(xiàn)代化的基因，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塑造完美、充實、健朗的現(xiàn)代人文品格，以實現(xiàn)新時代文藝復興的夢想。
“感情的型”有兩極終端的形式——“失望與憧憬”，這是李長之對生命的理解和生命價值的估量與期待，它既是作家獨特的生命感悟和情感體驗，又是人類共同擁有的形而上的關懷與永恒情思。這一文化哲學命題，在學界熱烈討論“現(xiàn)代性后果”的今天，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價值啟示。人類現(xiàn)代性的張揚，導致了人類情感的失落，城市與資本的邏輯讓人丟失了尋找意義的機會與空間，意義的缺失，復制、拼貼與解構，古典的遺棄，信仰的迷失，讓人們無奈和失望，然而情感并不是單一的，它總是內含著失望與憧憬的兩元，因此世界就不會成為死寂虛無的荒漠。她是有著意義與價值內核的有機建構，是由失望和憧憬二者之間的張力而建構的動態(tài)磁場，人的終極關懷正生長在從虛無走向圓滿的路途上，這一路途也正是人不斷追求自我價值實現(xiàn)的過程。人類正是在失望與憧憬之間，經歷多元的色彩和發(fā)展的形態(tài)，才演繹出人生百味與世界的精彩。在這個演繹的過程中，李長之的立場異常堅定，那就是，人類應當審慎的正視光明。李長之深刻論述了自己的文學觀念：“純文藝抓到的即是永恒，于是超時代，于是無變動不居可言，要它探索的只是人類對自己，對環(huán)境，對自然，對文化，對最后之物，對神之最后的關涉。
“人們不能因為時代而放棄對永恒的追求�！贝┰綒v史，我們緬懷李長之的身影；回首人類探索的路途，我們應當記住李長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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