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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家譜所見底層文人對古代詩文名篇的解讀
論文摘要:從家譜的記載看,下層文人對古代詩文名篇的評論,主要有三種情形:向往詩文所表現的某種人生理想;對詩文的內容予以具體的分析;對詩文的意義給予改造性理解和引用。所體現出的觀點有的與我們此前所看到的專業(yè)評論接近,有的則別出新意。而無論是哪種情形,都能反映普通人閱讀理解古代文學作品的基本風貌和具體過程,是對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補充。
論文關鍵詞:底層文人;普通民眾;古代文學批評
在古舊家譜文獻中,保留了一些下層文人甚至鄉(xiāng)野村夫評論中國古代詩文名篇的資料。這些評論有的與我們此前所看到的專業(yè)型評論接近,有的則別出新意。而無論是哪種情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閱讀理解古代文學作品的某些風貌和過程,這些過程及結論對于我們準確把握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及價值、全面了解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鮮活狀態(tài),具有重要的補充意義和參考價值。茲簡要介紹如次。
一、以向往詩文所表現的人生境界而表達對詩文的理解
許多鄉(xiāng)下文人對于古代詩文中所表現的某種人生理想產生極其濃厚的興趣。而在這種興趣中,也同時反映了他們對詩文意義的理解。
尹炳金、尹任公等纂修、民國間永思堂木活字本《尹氏家乘》卷十六中載席珍撰“伯父云庵公傳”,稱尹御尊“屢試輒敗。家居飲酒,常以讀書下之。一日讀仲長統(tǒng)《樂志論》,每一過,浮一大白。適有友人吳紫陶見之,笑日:‘有如此下酒物,雖一斗不足多也”’。仲長統(tǒng)是東漢時期的智士和狂士!逗鬂h書》本傳稱他“性假儻,敢直言,不矜小節(jié),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其《樂志論》為自己設計了一種既無衣食之憂又無心靈之擾、閑靜時置身山水、嬉樂時良朋滿座的閑適安逸生活。這樣的生活即使神仙也難以企及,但許多厭世的文人卻十分向往。落榜書生尹御尊每讀一遍《樂志論》,即痛飲一杯,其中的意境他自己雖未明言,但友人一句“有如此下酒物,雖一斗不足多”,則替他將《樂志論》的精髓點了出來。實有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
蔣得寶等纂修、民國十二年一梅堂木活字本《蔣氏宗譜》卷十三載路嗣雄撰“揆宇蔣公傳”,稱其為“詩酒中人”,并說他“嘗謂人誦古樂府至‘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此二語,若與時事之成敗、人物之升降了然于心,乃言與行違,念頭處處皆錯,猶棋子盤盤盡錯,其于《葩經》‘醉酒飽德’之謂,究未之思也,不然,何不磊落光明,行忠孝事,為頂天立地一個奇男子耶。噫,若輩誠下愚不移矣。夫酒所以養(yǎng)性也,性養(yǎng)則德飽,古圣所云可為箴鑒,諸君子請滿飲此杯以為酒戒”。蔣揆宇雖然嗜好飲酒,但他卻堅決反對嗜酒敗德,所以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中所隱含的消極人生態(tài)度給予了及時的提醒。如果身居高位的大德賢出此語,我們會覺得他是在板起面孔說教,但這位鄉(xiāng)下文人如此語重心長,則包含了更多的務實和憂患意味。因為身處鄉(xiāng)間而好酒,極易產生靡費和懈惰,于自身的健康和家庭財產都是很大的隱憂。蔣揆宇如此引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更反映出鄉(xiāng)間文人的心理焦點。
姜繼宗等纂修、民國十七年受福堂木活字本《龍砂姜氏宗譜》載包琪撰“藹堂姜公傳”記載,姜藹堂有次招約包琪之父飲酒,作者隨侍,“酒酣,脫帽露頂,莊諧間作,謂先子日:‘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晚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此數語實獲我心”。“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和“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分別出自孔融之和陶淵明《歸去來辭》,表達的是與友朋同樂的心理愿望。清人伍涵芬《讀書樂趣》卷三云:“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詠,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絕游’一句。下即接云晚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其意即謂此二句正體現了陶淵明濃深的人間情懷。姜藹堂認為分別出自孔融和陶淵明的這幾句“實獲我心”,則說明這幾句描寫友朋聚飲歡樂場景的恰切性,也反映了他對于這種生活和這些文句的欣賞。
(清)殷實益等纂修、光緒五年(1879)木活字本《后賢殷氏支譜》卷一“文獻考”載姜應熊撰“明卿殷公傳”記載:殷道昭“自以家世業(yè)農,遂悉力田作,暇則以漁釣自娛。嘗過里塾中,聞童子誦淵明‘田居’、‘獲稻’等詩,輒點頭日:‘此境大佳,吾一生享此足矣’。”“田居”、“獲稻”分別指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和《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這幾首詩都很恰切地表現了田園生活的苦樂,尤其是于苦楚之中別寓快樂,很能使世代生長于斯的人由此發(fā)現身邊日常生活中所蘊涵的詩意。殷道昭世代為農,雖偶爾也漁釣打獵,但未感到其中之樂趣,當他聽到村塾里的孩子們誦讀陶淵明描寫鄉(xiāng)村生活的詩句后,便不由脫口而出:“此境大佳,吾一生享此足矣。”這反映了他平時只以苦為苦甚至以樂為苦而未能苦中求樂,也反映了陶淵明簡淡之筆所達到的神奇效果。
二、對詩文內容的趨同性理解
鄉(xiāng)村文人對古代詩文的篇章內容及字句含義,也提出了他們的理解,這些理解大部分與已經形成的主流認識完全一致,體現了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過程。
明正德刻本《山陰劉氏宗譜》錄孫縉紳撰《大父謐庵府君傳》記載劉鏈(別號謐庵)“喜吟詠,尤喜七言律。一日同劉半齋游蘭亭,請日:《永和記》昭明不人《選》,無乃以‘天朗氣清’類秋景耶?又日:‘修短隨化,終期于盡’,較之于彼更無著,果然乎?”《昭明文選》為何不選《蘭亭集序》的問題,曾經是魏晉文學研究中一個熱烈討論的話題。主要的解釋有兩條:一是蘭亭修禊發(fā)生在暮春,而“天朗氣清”之句則為秋景,時令與景色不一致。宋范陳正敏引述季父虛中的觀點日:“《蘭亭序》暮春而有秋景‘天朗氣清’之句,故不人選”,王得臣以《楚辭》“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為據,支持范陳正敏之說。二是《蘭亭序》的思想情調有消極悲觀以至悖于老莊自然達觀之論。宋人桑世昌《蘭亭考》卷八《推評》說:“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yōu),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收王元長《曲水詩序》,《曲水序》不收,豈昭明深于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山陰劉鏈與同游之劉半齋請教《文選》不入選《蘭亭序》的原因時所指出的“天朗氣清”類秋景和“‘修短隨化,終期于盡’較之于彼更無著”,與歷史上出現的解釋基本上一致。這種一致恰好顯示了民間或普通文人在面對經典作品時,對主流傳統(tǒng)觀點的吸納與認同,體現的是關于經典作品的經典評論在文化底層的傳播情形。劉鏈的觀點與歷史上的認識幾乎如出一轍,這就是接受學研究者所說的大眾閱讀的從眾性表現。他的觀點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蘭亭序》的內容而言固無勝義,但他的行為本身卻依然具有深意。它一方面顯示了經典之論是否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如何接受,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中華文化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被繼承和發(fā)展的過程。劉錈關于《文選》不選《蘭亭序》之見,在專業(yè)的文史研究者看來是無需特別關注的,但對于與他同樣文化水平以及更遜于他的人來說,他的理解就具有啟蒙和開化的作用。中華文化應該就是經由這樣的方式,一級一級地由上向下傳遞,范圍逐漸擴大而影響漸趨久遠。
廖葆華等纂修、民國二十八年世縑堂木活字本《瀏東廖氏族譜》卷十八“藝文”輯錄廖之侗的《俚言求助》,其中云:“昔陶淵明有則終日延賓,無則沿門乞食,其詩有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又日‘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所難得者,解意主人耳。”人人都能想象,為衣食之困而向他人乞求是一件極其窘迫的事情,舉手敲門就非常艱難,面對主人的目光更是難于啟齒。這時候聽到類似“是不是沒有吃的啦”“需要我?guī)椭鷨?rdquo;等出于關心和友好的話語,都會覺得是莫大的恥辱。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什么也不用問,什么都不說,將所需要的默默地給予對方。這就是善解人意的方式,“此時無聲勝有聲”。陶淵明詩中所寫到的這位鄰人就是這樣的人,或者說陶淵明非?释@樣的人。因為這樣的人不僅是陶淵明所希望的,也是廖之侗所希望的。“所難得者,解意主人”八個字,把《乞食》反映的重要內容表現了出來。
闕萬年等修、民國二十二年圣鄰堂木活字本《古吳闕氏宗譜》卷二載王啟勛“梅李支祝莊橋闕家圩金寶公傳”日:“晉時陶靖節(jié)云‘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此言人生能習勞,能耐苦,不馳志于顯榮勢利,株守田園,而能創(chuàng)業(yè)垂裕者,終其身自得享至樂于無形也。”“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語出陶淵明《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曲阿作》,表現的是陶淵明安貧樂道的心靈境界。方宗誠《陶詩真詮》說此二句所展示的“胸次近于顏子”,陶淵明自己的詩文中也一再聲明“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五柳先生傳),“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金寶公關于這兩旬詩的理解與陶淵明自述及歷代的解釋基本一致,而且結合陶淵明的一生,提出了更為廣泛的義項。
三、對詩文意義的改造性理解和引用
古代詩文的字句通常有相對比較固定的意義指向,而底層的文人往往在引述或引用時予以改造,從而賦予其比較新穎的意義,使它的指向發(fā)生了某些轉移。
明人卓發(fā)之所輯、天啟年間(1621—1627)刻本(卓氏遺書》是一部譜傳性質的雜著,該書卷三“大傳”記載日峰公曾日:“嵇叔夜言‘服藥求汗,未必得汗,而愧情一集,則批然流離’,予以為詩亦然,操筆刻句,未必得句,而勝情偶會,則翩然奔注,摩詰以禪超有,襄陽以澹適真,才不足半李杜而依性附情,有詞壇工力所不及者。”“服藥求汗,或有未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是嵇康《養(yǎng)生論》中幾句,本謂服藥未必能夠出汗而心有愧情則大汗淋漓。日峰公則借此喻指寫詩不能過分追求雕琢詞句,而具備了真性情則往往會有妙語連珠的效果,王維、孟浩然即是明證?梢钥闯,這段評論完全是對作品原意的合理借用,但如此借用《養(yǎng)生論》的觀點及詞句,此前確實不太多見。
(明)江德汗、江廷藻纂修、清抄本《旌西金鰲江氏宗譜》錄歙北許宗遠《臨清樓記》,其中云:“余因詰其臨清以取淵明之辭而名是樓,則知子有以得夫淵明之趣而心淵明之心也。(江)士達日:淵明之心吾詎可得,淵明之不慕于富貴者,吾則庶幾乎。余日:子之若此,則人具此心,心同此理,雖今古之不侔,何以優(yōu)劣較也。昔淵明宰彭澤時,未免有意,迨賦《歸去來辭》,曠其職而不居,出乎物表,以為‘臨清流而賦詩’之句,自得厥趣,以盡夫天理之悠然,豈區(qū)區(qū)富貴累其中哉。今子之登樓游目四表,俯睹錦鱗之游泳,仰視云影之徘徊,水天一色,浩然之氣以生,油然之興以發(fā),真得淵明之雅趣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有“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之句,表達其耕作于田園、暢游于山水的自然人生趨求。所以《臨清樓記》的作者許宗遠認為,江士達既然能夠在樓上“俯睹錦鱗之游泳,仰視云影之徘徊”,就已經實現了陶淵明所期求的生活目標,達到了陶淵明所標稱的雅趣。從字面上這樣來理解“臨清流而賦詩”是對的;但如果是像許宗遠說的,江士達不僅有條件修造樓臺,而且有意地臨樓賞景,那就并沒有真得陶淵明之雅趣。因為陶淵明雖然很鐘情于山水,但他卻很少單純地、有意地進入其中,他更喜歡以非常自然的姿態(tài)在耕作時接近山水,所以在“臨清流而賦詩”之前還有一句“登東皋以舒嘯”。
《文選》呂向注日:“東皋,營田之所也。春事起于東,故云東皋也。皋,田也。”江士達可能并非耕作之人,因此,他所得陶淵明之雅趣充其量不過是形似而非神思。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的詩句雖然有很多人在讀,但有些人可能不僅讀懂了這些詩句也讀懂了陶淵明本人,而有些人則僅僅讀懂詩句而未得真髓。
(清)金門詔纂修、乾隆十一年木活字本《休寧金氏族譜》卷二十“家傳”“四十四世祖松青公傳”稱:金松青“嘗日:子不乘時克家,雖學至顏閔,文至卿云,而及身泯沒無聞,不能顯揚其親,于親終無益也。每欲樹業(yè)亢宗,以紹前烈,啟后人,于是建家塾延名師以師表其子孫,旌別勸懲,文教聿興。每誦少陵‘廣廈萬間’詩,輒嘆日:‘數畝之宮,安足燕翼孫子乎’。以梅結居地狹隘,欲以蕃宗族、光門閭,似未盡善也。乃度地至汪溪。”這是一段關于金松青選擇遷居地的記載。從傳記看,他具有較強的光宗蔭子意識,很希望有廣闊的田畝以顯示祖上的陰德,庇護后代子孫。但他離開梅結這塊狹小天地而遷至汪溪,似乎是受到了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啟發(fā)。杜甫欲求廣廈千萬間為了庇佑天下的寒士,體現的是推己及人、“寧苦身以利人”的博愛精神,仇兆鰲《杜詩詳注》就說:“末從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金松青則為了蔭護子孫而遠尋樂土,境界之高下判若霄壤。但他這樣的理解和體會,正反映出同樣的作品對不同的場合和讀者,會有不同的效果和意義。正如譚獻《復堂詞錄序》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可以充分接近作者的心懷,但也完全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完全相反。
糜浚宣等纂修、民國六年宜振堂木活字本《糜氏宗譜》載子謹張侗撰《沈孺人傳》,在評論沈孺人樂善好施、慷慨助人時,引述日:“蘇子瞻云: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蘇軾《前赤壁賦》中“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幾句,固然有不貪戀外物之意,但主要是表現一種寵辱皆忘、樂觀放達的心靈境界,這與《沈孺人傳》作者評論沈孺人的日常善行仍有較大的區(qū)別。不過,作者引述這幾句來贊賞沈孺人的行事精神,正說明蘇軾篇句對一般人的影響或引述者所希望達到的影響,而非有意的曲解和誤用。
普通文人在理解古代詩文名篇時與主流認識之一致和不一致,都是富有意義的。前者體現了主流認識與底層認識的相通互融,反映了主流文化在民間和底層的運行過程。中國主流文化綿延千百年而不衰,除了精英分子的勇敢擔當外,這些身處底層的文人也發(fā)揮了細微但卻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我們認識普通文人文學批評意義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如果說底層文人理解古代文學時與主流認識的一致體現了對主流文化的認同與繼承,他們所提出的個性化觀點則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多面性,反映了普通人對主流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補充。雖然有些認識僅是一時的調侃,并不具有文學意義,有些認識則僅得其一,未得其二,但這也恰好說明這些觀點具有更明顯的下層意味和民間性質,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下詩文作品才可能被很自由地理解。從這些非常個性的事例中,我們看到文學作品的意義和作用不一定非要體現在澡瀹心靈、提高心智上,它也完全可以用于日常生活甚至嬉戲中。但這又不是惡搞,不是歪曲,而是自由的理解和隨意的發(fā)揮。從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這些行為也許不值得提倡;從認識文學的實際價值與作用角度,這些現象又是非常需要關注的。文學作品的內涵是多方面的,接觸文學作品的讀者是多層次的,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應用也應該是多樣化的。這符合文學閱讀的原理,也有助于文學作品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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