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的政風研究畢業(yè)論文
宋初政治頗尚“無為”。
黃老思想在宋初雖有促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面，但長期以來，“士大夫以沖晦自養(yǎng)”（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三），“相與養(yǎng)成渾厚誠實之風”（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復(fù)奮勵”（范仲淹《上手詔條陳十事疏》）。近人劉咸炘《史學述林·北宋政變考》有論云：“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論洽則主舊章，論人則循資格，觀人則主祿命，貌以豐肥為福，行以寬厚為尚，言以乎易為長，文以縟麗為美，修重厚篤謹之行而賤振奇躒馳之才�！边@一概括，比較準確地揭示了當時包括政治風尚在內(nèi)的社會風尚。
南宋時朱熹曾論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則“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朱熹這番話，是近乎事實的。在清靜無為、因循持重的政治氣氛中，統(tǒng)治者雖然一意粉飾太平，但潛伏著的社會危機卻在發(fā)展，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終于日益嚴重而暴露出來。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執(zhí)政書》中，便以敏銳的眼光，察覺出一系列隱伏著的深刻危機：
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嘌噪y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于人矣夕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
歷史的進程正如范仲淹所預(yù)料的那樣，此后十數(shù)年間，成堆的問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這表現(xiàn)在：包括軍隊在內(nèi)的國家機器龐大松散，效率低下，運轉(zhuǎn)不靈；國家財政開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黨項族勢力在西北崛起，與宋關(guān)系緊張，威脅加劇。危機四起，內(nèi)外交困的嚴峻局面，是數(shù)十年來籠罩政壇的清靜循默之風造成的必然結(jié)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指出：
國家自數(shù)十年來，士君子務(wù)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于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并起，天下騷然。（李燾《長編》卷一八九）
這是有識者對北宋前期“恭謹靜慎”的政風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的深刻檢討。
面對“天下弊事極多”（朱熹語）的形勢，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樣子繼續(xù)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斷，要求改革弊政的呼聲因此強烈起來。他們懷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憤悱，“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圣賢之事業(yè)，論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時務(wù)書》），沉悶的政治空氣從此被打破而活躍起來。在野者如李覯，因科場失意而長期羈居山巖，“誦味經(jīng)籍，窺測教意”，撰寫了大量探尋改革之道的政論文章，依托《周禮》等儒家經(jīng)典，要求進行徹底而全面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以達成“先王之治”。李覯之論對當時逐漸開展起來的新政運動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風尚的重大變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稱贊。對政風之變起著重要推動作用的正是慶歷新政的領(lǐng)導者范仲淹，《宋史》本傳說他：“泛通《六經(jīng)》，長于《易》，學者多從質(zhì)問，為執(zhí)經(jīng)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歷尚風節(jié)，仲淹倡之�！敝祆湟苍摰溃骸白孀谝詠恚嗳缋钗木�、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jié)，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政風的變化是北宋中期儒學復(fù)興思潮激蕩的必然結(jié)果，范仲淹的活動正是這種變化的真實體現(xiàn)。
天圣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時務(wù)書》，縱論當今之務(wù)，倡言“興復(fù)古道，厚其風化”；要求朝廷廣開言路，實施變革。他說“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于上，風壞于下，恐非國家之福也�！泵^直指守舊的執(zhí)政大臣。他的上書，揭開了仁宗時期新政運動的序幕。天圣五年，丁憂中的范仲淹又陳《上執(zhí)政書》，力言變革之道。他說：“圣人設(shè)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并尖銳地指出：“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務(wù)因循而重改作，豈長世之策哉？”再次對舊日派勢力發(fā)起了挑戰(zhàn)。在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書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明國聽”等具體建議，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的基本構(gòu)想。天圣八年，他再次上書，公開批駁了道家的處世哲學，表達了與朝廷保守勢力絕不兩立的決心。這是他對在“清靜無為”的煙幕下實行茍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祐三年（1036），時任天章閣待制、權(quán)知開封府的范仲淹，對權(quán)傾一時的宰相呂夷簡再一次發(fā)起攻勢，進獻政治論文四篇，從理論的多角度上對“清靜無為”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團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從根本上否定了彌漫朝廷數(shù)十年的無所作為的茍安局面。同時，他再次駁斥了黃老之道主張的無名無欲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說，提倡獻身社會的思想作風。
天圣年間（1023～1032），劉太后聽政，事多徇情。晏殊于五年正月、范仲淹于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于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貶外任。論者謂奮發(fā)于慶歷之時的直言之風，實胚胎于此時（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五）。太后死后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諫。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無子被廢，范仲淹，孔道輔等十人伏閣諫諍，并斥呂夷筒輔佐無方，有損君德。此事引起朝論嘩然，結(jié)果范仲淹又被貶責。
呂中《大事記》云：“諫官伏閣，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實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之一變也�！币舱鐓巫嬷t所論：“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保ㄈ~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范氏雖迭遭貶斥，而名望益高。從此輿論大起，政治氣氛趨于活躍而一改舊觀，一時群臣紛紛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轍。
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擺脫困境，不得不啟用新銳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氣象。慶歷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守舊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在此前后，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新派人物紛紛被進用。石介作《慶歷圣德頌》詩，歡呼一時的盛況。蔡襄等人上疏，歷數(shù)呂夷簡誤國的罪行。歐陽修作《朋黨論》，公開為“君子黨”正名。此時，持循默態(tài)度的官僚已難以立住腳跟了。
宋仁宗統(tǒng)治中期的政治風尚與宋初以來的情況相比較，變化是非常明顯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廟堂安靖，形象莊重。而后矛盾暴露，靜極而動。議論蜂起，朝野動蕩，侈談理想，傾言改革，一發(fā)而不可收拾了。在這種劇變中，我們不應(yīng)忽視如下兩個因素對于推動政風之變所起的積極作用：一是制科考試的復(fù)置，二是諫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選，宋人謂之大科。宋初以來，時置時罷，應(yīng)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詔復(fù)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六科。四年閏五月，宋真宗強調(diào)說：“比設(shè)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币虼艘蟆安邌栆擞媒�(jīng)義，參之時務(wù)”（《長編》卷六五）。天圣七年（1029）二月又詔復(fù)置，于是增損舊名，為“有官者”設(shè)置了六科，為“未仕者”設(shè)了三科。由于貢舉考試內(nèi)容在慶歷前基本襲唐之舊，而制科考試受詩賦和經(jīng)義注疏的束縛較少，注重針對現(xiàn)實問題的策論，故一些土人特別看重此科。《邵氏聞見錄》卷九載：“富韓公（弼）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土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狈吨傺吞焓ノ迥辍渡蠄�(zhí)政書》中曾說唐代“常設(shè)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建議予以施行。天圣八年他上《議制舉書》力言：“斯文丕變，在此一舉�！苯ㄗh“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jīng)》，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wù)”，引導士人“翕然修經(jīng)濟之業(yè)，以教化為心，趨圣人之門，成王佐之器”，以達到為國家培養(yǎng)有用人才的目的。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異等科，后又中賢良方正科，對制科的作用深有體會。他說：“自設(shè)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王曾、呂夷簡）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保ㄌK轍《龍川別志》卷上）張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學術(shù)上的觀點立場比較保守，故而不滿新風溢于言表。制科之設(shè)，導致士人了解國情政事，指陳得失。這在舊派官僚看來，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輕，自然感到世道時風在變壞了。
諫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來朝政中的一個重要變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續(xù)集卷三六謂：“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睋�(jù)《長編》載：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宰相任命張沔、韓瀆二人為臺官，有人指出：“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彼斐龆�，“仍詔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卷一一三）。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鑒于中丞孔道輔舉其姻親王素為臺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員，“朕自擇官令舉人”（卷一二五）。又慶歷四年（1044）八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卷一五一）。仁宗之意，顯然在于以臺諫的糾彈來牽掣輔臣的權(quán)勢，這樣便使臺諫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來。正如蘇軾所言：“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保ā稏|坡先生全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書》）又王夫之論云：“自仁宗之為此制也，宰相與臺諫分為敵壘，以交戰(zhàn)于廷。”（王夫之《宋論》卷四）慶歷三年三月，王素、歐陽修、余靖被仁宗任為諫官，為改革派大壯聲色。張方平曾述諫官勢力的增長說：“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后許公（呂夷簡）免相，晏元獻（殊）為政，富鄭公（弼）自西都留守入?yún)⒅拢罴苍S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向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并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保ㄌK轍《龍川別志》卷上）事實上，臺諫之職已成為仁宗中期推動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勢力的一個陣地。
宋仁宗即位以來政風及政壇的變化，給慶歷新政的出臺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作好了思想輿論上的準備。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臺的前列，演出了宋代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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