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立武《大學》思想芻議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學，咸淳四年(1268)擢進士第三，恩賜狀元。歷任鎮(zhèn)南軍節(jié)度判官、袁州通判、秘書省校書兼莊文府教諭、奉議郎、承議郎、軍器少監(jiān)國子司等職。宋亡，他不愿與元貴族合作，潛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書院”收徒講學，因他學識淵博，品行又好，前來受業(yè)者甚多，書院常有人滿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說自黎立武的大名“震蕩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愿拜”。元朝的達官顯貴也很尊重他，美稱他為“蠻子狀元”(源于南蠻北狄之說)，時有前來拜謁、請教者。
摘要：在兼山學派中，唯有黎立武對《大學》思想做了系統(tǒng)的闡發(fā)，這對于我們了解兼山學派與《大學》思想皆有重大價值。黎立武的《大學》思想體現(xiàn)著“三綱領”的一貫性與“八條目”的一貫性，二者相互統(tǒng)一，將《大學》整體思想一貫于《周易》之“艮”。以“艮”立說是兼山學派的典型特點。黎立武通過“艮”闡述了“誠”“止”二理，深發(fā)了《大學》的工夫意涵，由此開啟了主體的天人合一之道。
關鍵詞：黎立武;誠;止;艮;《大學》;一貫性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宋入元的遺民學者，兼山學派之后學。據(jù)資料統(tǒng)計，在兼山學派的著作中，唯有黎立武的《大學本旨》與《大學發(fā)微》是對《大學》思想的系統(tǒng)闡釋[1]134，故通過對黎立武《大學》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明晰兼山學派的學術(shù)思想，同時亦可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大學》文本。黎立武在《大學本旨》中直接采用《禮記・大學》的原版排序來進行注解，結(jié)合他在《大學發(fā)微》中對大學的思想論述，他的《大學》思想特點可歸結(jié)如下。
一、“三綱領”的一貫性
黎立武對于“大學”二字的解釋曰：“大學者，大成之學也，《學記》云知類、強立謂之大成，是以化民易俗，此大學之道也。”[2]740與之不同，朱熹以“大人之學”來解釋“大學”。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朱熹的“大人之學”強調(diào)了修身成人(大人)的內(nèi)圣之路，其直接針對“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而黎立武的“大成之學”則在“大人之學”的基礎上突出了對外王道路的調(diào)整，強調(diào)以“化民易俗”的'方式來建立皇極的外王理想。這表明，在黎立武生活的年代，“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已經(jīng)破滅，故只有轉(zhuǎn)而走通過教化以“化民易俗”的外王之路。與朱熹相比，黎立武對于《大學》體用之學的興趣點卻從政治轉(zhuǎn)向了教化[3]55-58。
同朱熹一樣，黎立武在“三綱領”的闡釋中也體現(xiàn)著“三綱領”的一貫性。
明明德，即自明之道也;新民，即明明德于天下，率仁、興孝之類，明民之道也;止于至善，即敬止、止仁之類，誠之道也。通三要論之，所謂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誠而明也歟?[2]740
黎立武主張以《中庸》中的“誠”來解釋“明明德”與“新民”。“誠”能盡己之性，此就“明明德”而言;“誠”能盡人物之性，此就“新民”而言。黎立武與朱熹一樣，認為“明明德”與“新民”是“明”內(nèi)與外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黎立武進一步認為“明”乃“誠”也，至此，黎立武把“明明德”與“新民”兩綱領統(tǒng)一于“誠”。另一方面，黎立武認為“止于至善”與“誠”有著相互融貫的關系：“止于至善”即是要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和止信，這些正是“誠”之道;而“誠”能“盡人之性”進而“盡人物之性”，即“明明德”而“新民”，此正是“止于至善”之路。由此可見，黎立武以《中庸》之“誠”融貫了《大學》的“三綱領”，同時也通過“誠”把“止于至善”融貫于“三綱領”中，“三綱領”其實都是以“止于至善”為根據(jù)，僅“止于至善”此“一綱領”。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認為“止于至善”是“明”的目的，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于至善之地而不遷”[4]3，“止于至善”是“明”最終所要達到的境界，故“三綱領”是一個圍繞“明明德”而展開的持續(xù)的、向外擴展的過程。故“明明德”是本，是工夫的下手處，“三綱領”一貫于“明明德”[5]19;而黎立武卻體現(xiàn)著與朱熹完全不同的思路，他認為“止于至善”不僅是一個道德境界，同時還是融貫了“誠”的工夫下手處。因此，“三綱領”都圍繞著“止于至善”而生發(fā)，“止于至善”融貫了“三綱領”的始末，是“三綱領”的一貫之處。
二者一貫之處的不同其實體現(xiàn)了二者對外王思路的不同側(cè)重。黎立武在對《大學》的注解中，體現(xiàn)了以《中庸》之“誠”匯通“止于至善”的詮釋進路，同時還一再強調(diào)了“止于至善”的樞要地位，努力彰顯了其工夫境界二而一的核心價值。這樣黎立武盡性修道而成教的思想便貫穿于《大學》文本始末，體現(xiàn)了黎立武外王思路從“得君行道”的政治之路到“化民易俗”的教化之路的轉(zhuǎn)變，其深層內(nèi)涵暗合他以“大成之學”釋“大學”的思想。
二、“八條目”的一貫性
與諸宋儒一樣，黎立武也以“修身”為界把“八條目”分作兩類，認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6]737，而“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6]737。在“三綱領”的一貫性中，黎立武把“明明德”與“新民”二綱領一貫于“誠”，以此結(jié)合“八條目”的分類可看出，“八條目”同時也一貫于“誠”，故曰。
大學之事其條有八，始之以致知格物，而道以明;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道以行;中之以誠意正心修身者，其本也。存諸我為誠于中，推諸物為心誠求之。是知誠意為八條之的，其大旨存乎誠。誠所以盡性，止所以存誠，止其所止，非所謂貫于一乎?[6]737
這里所謂“止所以存誠”之“止”乃“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意，即“止于至善”，在此黎立武重申了“止于至善”與“誠”的相互融貫性。當然，這種融貫關系也決定了一貫于“誠”的“八條目”亦有“止于至善”的始末貫穿;然而，如果說“三綱領”的一貫性是用“止于至善”的內(nèi)涵去言說體用之學的工夫境界之路，那么“八條目”的一貫性則是直接以“誠”的深刻含義去言說體用之學的本體工夫之路。
黎立武直接采納《中庸》的思想認為“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2]740。具體而言，“盡其性”即“盡己之性”，此乃忠道也;而“盡人物之性”即推己及人，此乃恕道也。作為“誠”的兩翼，“忠恕”之道正是具體的修養(yǎng)工夫，它融貫在“八條目”的始末。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非所謂忠乎?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非所謂恕乎?[6]737
通過融貫于“八條目”中的“忠恕”工夫，主體最終可以澄澈本體之性。在《中庸》里，“至誠盡性”生發(fā)的是一種誠即性、至誠即盡性的“誠”、“性”關系，“誠即性，代表天人一貫，人由誠而性而天;而至誠即盡性，亦代表工夫即本體，性的真實意義乃在吾人至誠的努力中得到印證。”[7]121可見，“誠”是一種工夫，更是一個天道本體，工夫與本體不二。在這里，黎立武正是通過以《中庸》匯通《大學》的詮釋進路言說了“八條目”的工夫論內(nèi)涵。
三、《大學》整體思想的一貫性
在黎立武的《大學》詮釋中，他不但以《中庸》之“誠”來匯通《大學》，同時還以《周易》之“艮”來綜括《大學》，在整體思想上，體現(xiàn)著明顯的一貫性。他在《大學發(fā)微》中言。
《大學》其曾子之書乎!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位”，此艮象也[6]737。
在《周易》中，“艮”就是“止”，所謂“艮，止也。”(《周易・艮卦・彖傳》)黎立武認為艮之意首先包含了“止于至善”。
止如君止仁，臣止敬之類，《易》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也[6]738。
止仁、止敬之類乃“止于至善”之質(zhì)，故艮止即為“止于至善”。而艮止將動，需正其位，黎立武認為此法乃“誠”，故“艮”實際上也包含了“誠”之意。
……復乎正位，而造乎誠中……凡人之身所向者，明耳目之所感，境物之所遷，意馬心猿，何有底止?動而之妄，則天君主宰離位失所……誠形，動之際，此艮所以深明夫誠身之道[6]738。
黎立武的《大學》思想總括而言即為相互融貫的“誠”“止”二理，而艮在闡明“止”之意的同時深明“誠”之道，故黎立武《大學》的整體思想僅一“艮”字，即一貫于艮。
兼山學派自郭忠孝開創(chuàng)以來尤重《易》之“艮”，至黎立武亦沿襲此傳統(tǒng)，進而通過“艮”來一以貫之《大學》，并揭示其更加廣博而深邃的工夫論內(nèi)涵，成為黎立武《大學》思想的典型特點。黎立武言。
止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止則止，誠性內(nèi)徹，理明欲凈，不累于形骸，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時行則行，誠明外融，八荒我闥，不累于物境，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由一身之外言之，庭之于家國天下一也，圣人舉而措之，皆行其庭之事也。內(nèi)則自明明德，外則明明德于天下，動靜一道，光明可知，艮之妙旨蓋如此，其在虞書精一之旨[6]738-739。
“艮”之意涵蓋了“止”與“誠”，勾勒了黎立武《大學》思想的整一個工夫論系統(tǒng)。在工夫中，“誠”與“止”乃“動靜一道”：從靜態(tài)方面來看，“時止則止”具體落實為“忠”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體“內(nèi)則自明明德”，使“誠性內(nèi)徹，理明欲凈”;從動態(tài)方面看，“時行則行”具體落實為“恕”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體“外則明明德于天下”，推己及人，使“誠明外融，八荒我闥”。“止”之靜為“誠”于本體處立基，從而保證了“誠”之動于行動過程中本性的澄澈無邪，而“誠”之動將“止”實現(xiàn)于工夫，從而使得“止”之境界獲得了現(xiàn)實性的品格。
明德者何?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然此極至之理根于天性，隱于人心，是為至善之所……夫明德者，天命之本然;至善者，天則之當然[2]740。
自本體而言，“誠”“明德”“至善”乃“性”也，根于“天”;自境界而言，“止于至善”乃是通由工夫向本體的回歸，自然也就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中國儒家從天命天道說性，即首先看到宇宙背后是一‘天命流行’之體，是一創(chuàng)造之大生命，故即此創(chuàng)造之真幾為性，而謂‘天命謂之性’也。”[8]53黎立武同樣把“性”視為溝通天人之際的“天命流行”之體，在這條天人合一的道路上，生命主體通過“誠”“止”二而一的工夫，不斷澄澈、擴充、實現(xiàn)本體之性，最終在回歸本性的流行中達到天人合一，而黎立武盡性修道而成教的內(nèi)圣外王之路也通過此一貫在“艮”之下的工夫系統(tǒng)而展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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