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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jīng)驗
關于學術與政治，韋伯在1919年的講演中斷定：“這是兩個完全異質的問題”，“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有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韋伯：《學術與政治》，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38頁）學術獨立于政治不但是韋伯的結論也是普世性的現(xiàn)代訴求，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之具有現(xiàn)代性，正基于其內在的自由品格。但千方百計爭取獨立的中國學術，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力拘束為所有學者難以擺脫，其關系之復雜、過程之曲折，即使細讀韋伯也無法透徹理解。
1986年，著名哲學史家賀麟先生將1947年完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修改后以《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書在不影響原書的體系及主要論點的前提下，作了適當?shù)男薷暮脱a充�！保ā缎掳嫘颉罚┙页蚀艘恍薷乃P涉的諸多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學術與政治在現(xiàn)代中國所表現(xiàn)出來的關系形式。
一哲學的政治化
經(jīng)過50年代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學術思想批判等“灌輸”、“交心”的運動之后，賀麟一代的學者紛紛修改舊作以適應新的環(huán)境。馮友蘭修改《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修改《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等都是著例。賀的《中國當代哲學》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為《文化與人生》的新版寫序時說的：“我記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對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此說的論點，及發(fā)揮知行合一說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不過嚴重的錯誤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蔣中正所謂‘力行哲學’�！保ā段幕c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蔣中正，此書還包含對辯證唯物論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連修改的基礎也不具備。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種新的政治標準代替舊的政治標準，新舊兩版實際上都具有政治化寫作的性質。
賀在新版序中交代說：“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于學生的筆記寫成，由于我當時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本汀拔镔|在于意識之先”而言，舊版認為這是科學常識而非哲學，“哲學要問在理論上邏輯上什么東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東西是核心，是命脈？”新版在“物質在于意識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誤以為”數(shù)語以為限制；在指出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之后，加上“這并不能說是辯證唯物論”一句，表明所批評的并非真正的辯證唯物論，但辯證唯物論究竟是什么，新版卻沒有交代。
就辯證法來說，舊版首先強調，辯證法產(chǎn)生于哲學家研究人類情感生活后發(fā)現(xiàn)的通理，“只有應用到精神生活內心生活上去，才見其生動活潑”。賀本以此批評唯物辯證法，新版卻加上“各國新黑格爾派大都認為”一句，表明這不是自己的觀點。其次，辯證法不能顛倒：“馬克思并沒有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讀黑格爾柏拉圖的著作。讀馬克思的著作對于辯證法的學習，并無多大幫助。”新版刪去了最后一句，減輕批評的力度。第三，關于辯證法的三大規(guī)律，舊版認為對“對立統(tǒng)一”的原則，“辯證唯物論者從不曾好好發(fā)揮”，新版式改為“辯證唯物論者不見得有更多更好的發(fā)揮”，語氣稍緩；有關“否定之否定”的規(guī)律，新版沒有改動；關于質量互轉規(guī)律，舊版認為質量關系“既無所謂互轉，其本身和辯證法也不相干”，新版改為“它們的對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轉化，自身辯證發(fā)展的過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對辯證法的評論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觀而言，舊版以“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想的貧乏，不過辯證法唯物論主要觀點還是它的歷史哲學”開頭，新版把這一句話改為“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方法論，許多都是承黑格爾而來的�！闭Z氣由批判改為介紹。舊版對唯物史觀的批評有三點: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會背景的歷史觀，屬于“客觀的或外觀的研究”，雖不能說錯，卻不如“從思想本身來看思想”的內觀法的深刻;二是不同意下層決定上層：“在我們看來，經(jīng)濟始終是工具，上層的生活才是目的，我們固然不否認工具的重要，但是我們更注意目的的重要。”“歸根結底不是經(jīng)濟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經(jīng)濟，我們表面上受經(jīng)濟支配，實際上受經(jīng)濟背后的主人公支配�！比钦J為階級斗爭理論不足以解釋歷史：“這種只是政治斗爭的一個口號。但是歷史上的斗爭并不限于階級，我們也可以說歷史是觀念的斗爭，民族的斗爭”。新版對這三個觀點基本沒有修改，我們無法從中看出賀對唯物史觀有什么新的認識。（以上修改情況，參看舊版第61—67頁，新版67—74）
舊版一以貫之地以“批判”為基調，首尾一貫；新版易“批判”為“剖析”，有所肯定卻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實際上并未改變舊版對辯證唯物論的批判。從棄舊迎新的角度看，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為賀設想，最好的辦法應當是全部改寫。
其實，新版的改動決不限于第三章。這一章的內容是批判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以過渡到“正統(tǒng)哲學與三民主義哲學的展望”。所謂“正統(tǒng)哲學”，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德國古典哲學和中國程朱陸王的新儒學，它的當代版即是三民主義哲學。三民主義哲學既如此重要，故舊版第四章全部討論“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fā)揮”，前4節(jié)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第5節(jié)討論蔣中正的力行哲學，以為“當代哲學”的總結。孫中山既仍被奉為革命偉人，自無需大的改動，第五節(jié)則須全部刪去并換上毛澤東。賀在新版序中對第四章的修改情況不著一辭，何以如此，我們不得而知。
舊版對蔣的評論，首先是在中外哲學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其政治意義�！吧钋兄鞯匾姷揭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須建筑在一個偉大的民族哲學與民族精神復興的運動上面，恐怕要首推為德意志復興建立精神基礎的大哲學家費希特了。而蔣先生謀國規(guī)模的遠大，識見的超卓，卻處處與費希特所見，幾若合符節(jié)。”（舊版第107頁）如批評本民族之墮落，復興民族首在復興民族的道德、發(fā)展民族性等，蔣都堪與費希特媲美。其次是從融會王守仁與孫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學價值。賀認為，王守仁致知之教，其歸宿即在一個“行”字，蔣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陽明的致良知之教。鑒于孫中山認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與真理相背馳，而無補于世道人心”，蔣特別提出“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來融會陽明與中山。所謂“致知難行易之良知”，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薄拔覀兇蠹医灾乐y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保ㄅf版第111頁）一個融會了從王守仁到孫中山的哲學，當然就是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問題研究的最高成果：“蔣先生的力行哲學實在是發(fā)揮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偉大成果，也就是為知難行易謀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證明�！保ㄅf版第117頁）其三是把“行”與古儒“仁”、“誠”聯(lián)系起來分析其文化貢獻。舊版把蔣的前后言論聯(lián)貫起來，認為“蔣先生不惟承認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這種看法不惟對人性有新認識，且于孔孟性善說也有新的證明與發(fā)揮�！保ㄅf版第113頁）蔣的人生觀“實亦代表中國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觀”。
蔣之于中國哲學是如此重要，一旦刪去，豈不殘缺不全？賀應當感到高興的是，蔣之后有毛澤東�！秾嵺`論》所論也屬于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而且他同樣重視實踐。所以以毛易蔣，內容上仍然和諧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問題——由朱熹、王守仁、王船山、孫中山到《實踐論》”為結束�！皬霓q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來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論沒有看到知識的感性和實踐的基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觀上內心體驗，王船山見解正確卻沒有把知行問題作為哲學的重點；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缺點最少，但把知行劃分為二截，認為難易懸殊，理論實踐上都有困難。毛澤東“不像朱熹那樣把知行分為二截，也不像王守仁那樣在當下的直覺里或內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階級斗爭和社會實踐、生產(chǎn)實踐里去求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tǒng)一，他不像孫中山那樣去作知行孰難孰易的比較，他不像朱熹、王守仁兩人那樣皆同隱于內心生活體驗、知先行后的說法，而是提出知識出于實踐而又為實踐所證明的實踐論。站在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掌握住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并靈活地運用它來處理知識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知行統(tǒng)一論。所以他在立場上，唯物觀點上，辯證方法上以及問題的提法上超過了孫中山，揚棄了、發(fā)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觀點。他文中雖未提到他們，然而他又沒有把他們的貢獻完全拋開”。（新版第209頁）所以，不是孫中山，更不是蔣中正，而是毛澤東，才是中國哲學的最后總結。
49年以后的舊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馮友蘭對此體會甚深：“在解放以后，我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是主要是懺悔，首先是對我在40年代所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并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但“這個修訂本只出了頭兩冊之后，我又感到修訂得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我又著手修訂修訂本，但是在它即將付印之際，我發(fā)現(xiàn)這個修訂修訂本也必須重新再寫。這一次，我完全從頭開始重寫。三十年已經(jīng)過去了，就這樣修訂、重寫，還沒有出版定本�！保ā度商米孕颉�，《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頁）賀對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蔣后，讀起來并無突兀湊合之感，因為新版舊版都是政治化寫作，其上下關系、歷史位置乃至一些觀點大同小異，兩版各成一史，均較完整。可見，如果政治的力量強大并內化為學者的自覺認同，則政治與學術就沒有矛盾。40年代發(fā)揮蔣中正，80年代闡釋毛澤東，其間的過渡當然充滿緊張和苦惱，在兩頭卻似乎圓融無礙，水到渠成。
二政治家的哲學化
哲學家認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學，哲學與政治在現(xiàn)代中國有相互接近的趨勢，這是政治家進入哲學史的基礎。
古中國有君師合一、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在此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蔣、毛都有“老師”情結，蔣愛以“校長”自居，毛在給個人崇拜降溫時仍愿保留“偉大導師”。自然，對于始終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來說，傳統(tǒng)觀念的存續(xù)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中國全能政治的需要。領袖不只是擁有至上權力，更應當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權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軍政事務之際，他們都一度成為哲學著作家。蔣中正認為：“有了哲學基礎，然后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確定。一切榮辱，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變節(jié)，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變節(jié)�！保ㄅf版第108頁）毛澤東也認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頁）他們都認識到，為著實現(xiàn)治國平天下的大業(yè)，哲學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須用。
哲學如此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從晚清開始，注重自我意識、反抗權威、重心貴力的陸王心學及大乘佛學獨得盛大發(fā)揚，在不同時期擔當了國家領導之責的蔣、毛兩人，均對陸王心學深有體會，都認識到革命需要的個體的堅強意志和犧牲精神。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他們的哲學卻有兩個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蔣中正有言：“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并沒有什么困難，只是在我們一念�！灰獋�個人照著自己良心上所認為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和私仇可以消除凈盡，這是致良知�！保ㄅf版第110—111頁）毛澤東在《矛盾論》也使精神突破物質的限制：“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fā)展中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jīng)濟基礎的反作用。”后來更是越來越強調人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動性，提高中國人民的能動性、熱情，鼓吹變革現(xiàn)實的中國是可能的�！保ā睹珴蓶|讀書筆記》第828頁）二是強調行動。蔣中正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誤觀念，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去做�！保ㄅf版第110—111頁）毛澤東不但早期即有“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名言，后來也認為“先行后知，知難行易”（《毛澤東讀書筆記》第863頁）哲學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礪主體意志，鼓舞行動勇氣，這里的意志是有明確的目標和統(tǒng)一的紀律的意志；行動是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性政治軍事斗爭，他們的哲學是掌握群眾的理論，是變?yōu)槲镔|的精神。蔣、毛都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王”——按照英國學者巴克的解釋，“理想國”的“哲學家不能對國家進行任意的動搖和變化，他應當讓它在對其基本原則的忠實尊奉中保持穩(wěn)定，靜物一樣的穩(wěn)定�！保ǘ騼人固�?巴克：《希臘政治理論》，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頁）
蔣、毛是否有入史的資格，要由史家來審查。確實，我們沒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學史把拿破侖、俾斯麥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寫進去。羅馬皇帝奧勒留之入史，不是因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錄》是斯多葛主義的經(jīng)典，而且奴隸出生的愛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樣的哲學地位。但是，蔣、毛的哲學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獨語，而是現(xiàn)代中國牢籠百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一度為無數(shù)人所信仰�？箲�(zhàn)前周佛海說過：“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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