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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學生理論素養(yǎng)缺失的原因及策略論文
一。
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很多綜合性大學及文科院校都會設置的傳統(tǒng)專業(yè)，雖然目前各種應用性較強的專業(yè)如對外漢語、文秘、新聞傳播等的出現(xiàn)對之有所沖擊，但不可否認，在眾多專業(yè)中，它是最具基礎性的。就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課程設置而言，總體上包括語言和文學兩大類。在文學類課程中則以文學理論課最為特殊，因為它不同于現(xiàn)當代文學、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等課程，而是要以這些課程為基礎進行理性的歸納和總結，甚至要對文學的未來走向加以指引。它與這些課程的關系類似于哲學與各類人文學科之間的關系，所以將之視為“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中的哲學”并不為過。因此，這門課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學生的理論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理論素養(yǎng)又是學生進一步理解文學現(xiàn)象的前提，也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以培養(yǎng)研究型、專業(yè)型人才為培養(yǎng)目標的，因此如果四年本科教育之后，學生只能背誦古詩詞、復述小說情節(jié)、劃分詩詞平仄、寫讀后感，這是教育不夠成功的表現(xiàn)。因為這些能力，是社會上的很多文學愛好者都具備的。
但事實是，目前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學生的理論素養(yǎng)令人擔憂。當然，理論素養(yǎng)的提升并不是文學理論這一門課的責任，其他課程也肩負著同樣的使命，然而文學理論課畢竟負有主責�？傮w來講，造成學生理論素養(yǎng)缺乏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種：
首先，中文系學生的共性特征是感悟能力較強，理性分析能力不足。工具理性的社會環(huán)境，導致整個社會對經濟、商業(yè)、工程等專業(yè)較為青睞，相較而言，一些傳統(tǒng)文科專業(yè)則并不能直接帶來效益。而且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構成來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在一些師范類院校中這種情況更為突出。筆者所在學校男女比例就長期保持在 1:5 的水平上。現(xiàn)代心理學研究表明“:男性式的思維的特征是在判斷問題時有較高的邏輯性，能夠客觀地理解事物的本質，女性式的思維特征是邏輯性不太強，往往容易偏離本質性的東西，具有較強的比喻性、故事性和裝飾性，在判斷問題時缺乏客觀性，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
由于男女兩性之間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女性的感悟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能力稍好，所以這也更影響了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學生理論素養(yǎng)的提升。
其次，文學理論學科的自身屬性也使得學生難以提起興趣�，F(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是西方的舶來品，目前較公認的對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產生影響的是美國學者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但需要說明的是，即便如此，西方高校的文科課程中也沒有所謂的“文學理論”課，任課教師往往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講授對文學的看法，或在講授哲學問題、美學問題甚至是社會問題的時候順帶提到對文學的認識，有較高的自由度。這樣，他們所傳授的理論知識便較為系統(tǒng)。相形之下，中國的文學理論教材則存在體系僵化、與文學實踐脫節(jié)、知識碎片化等諸多弊病，而且往往概念、術語滿天飛，甚至傳達了很多“非確定性”的偽知識。
再次，部分文學理論課教師的教學方法不當。除了上述兩個原因之外，第三個原因來自教師層面。就筆者所見，目前文學理論課授課教師存在兩種傾向：
一種是看到了理論課內容的滯后性，主張回到文學現(xiàn)場，密切聯(lián)系文學實際。其優(yōu)點是具備明確的現(xiàn)實指向性，并有著突出的問題意識；其缺點是將理論課上成了評論課，混淆了批評與評論的界限，往往流于主觀。貌似所談問題具有一定的高度，但因為學生的學術積淀有限，最終導致地基不穩(wěn)，學術無根，這樣做對學生的理論素養(yǎng)和學術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是極為不利的。另一種傾向是陷入理論的泥淖不能自拔。這種傾向也是優(yōu)劣并存的：其優(yōu)點是忠實于書本，使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了解各種主義、流派、論爭等；其缺點是忽略學生的學術積淀，教師往往在講臺上講得眉飛色舞，而臺下則興味索然。這種授課方式的最終結果，是學生往往死記硬背，應付過考試之后便將教材束之高閣，甚至很短時間內便將上課所講內容拋諸腦后。綜合來看，上述兩種傾向都是不可取的，都犯了備課只備教師、不備學生的大忌。
由此看來，學生理論素養(yǎng)的提升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既要考慮本專業(yè)學生的先天興趣，也要辯證地看待教材，將碎片化的教材內容加以整合。這就要求教師革新教學方法，講授內容不求“博”,而求“精”.
二。
針對上面提到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對文學理論課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進行必要的調整。這種調整既涉及學生層面，更要轉變傳統(tǒng)教學思維，盡量做到理論與文本、形而上與形而下、引導與自學相結合。具體而言，應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精致化教學。不可否認，由于學生的個體差異，并不是所有學生都對理論課感興趣，即便感興趣，其各自的興趣點也不相同，因此在教學中要有針對性。具體而言，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根據本學期所講內容，事先列出若干方向，可以是具體理論家，可以是具體流派，也可以是具體問題，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個或兩個方向深入學習，并按時進行學習匯報。匯報可以采取小組討論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課堂公開展示的方式，總之要形成較系統(tǒng)的學習，檢查機制。這樣既可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熱情，也可以起到較好的督促作用。比如在講授文學批評的時候，在介紹完文學批評的基本內涵，并交代文學批評方式的多樣性之后，可列出“精神分析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選題，讓學生選擇一種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式深入學習，包括自己查閱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研究性論文等，盡其所能對每種批評方式的核心方法進行了解，并撰寫讀書報告。這種教學方式，可能在廣度上不如傳統(tǒng)教學，但在深度上卻有較大優(yōu)勢。
其次，實踐化教學。所謂實踐化教學就是突破理論“懸空化”的束縛，讓理論更好地服務于實踐。以往的教學模式往往過分重視理論的自為性，對于文學現(xiàn)象關注不夠，甚至學生不知道學習理論的目的是什么，僅僅徒勞地背誦各種條目。正如陶東風先生所言：“學生明顯地感到課堂上的文藝學教學知識僵化，脫離實際……從而產生對于文藝學課程的厭倦、不滿與消極應對的態(tài)度”[2].鑒于這種情況，筆者認為教師在教學中應努力構建理論與實踐相溝通的橋梁，引導學生組織實踐研究小組，圍繞某個文學現(xiàn)象或社會現(xiàn)象系統(tǒng)地查閱理論書籍，尋找其與現(xiàn)實的契合點，最終使學生知道理論的用處。
比如教材中頻繁提及 20 世紀西方結構主義文論，為了更好地理解其研究方法，教師在講解基本的背景性知識之后，要讓學生親自用這種方法進行實踐。筆者曾在教學中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組7~10 人，并制定了“唐代送別詩中的意象類型分析”“唐代送別詩的敘事模式分析”“唐代送別詩的抒情模式分析”等選題，要求學生運用結構主義文論進行研究。當然，這些論題同樣適用于宋詞，可以視學生的數(shù)量而定。
再次“,原典”式教學。所謂“原典”是指具有重要價值的原始典籍。這些典籍的重要性當然遠高于各種教材，但由于這些典籍的閱讀難度較大，所以在具體講課過程中，教師往往一帶而過，這就使學生對本門課有“油浮于水”的感覺。實際上，教師倒不如用最通俗的語言、例證快速地將每個規(guī)則、特點、關系講清楚，然后圍繞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讓學生閱讀“原典”,并組織討論。比如在講到文學語言的特征的時候，師生完全可以共同研讀什克洛夫斯基的《作為手法的藝術》，在講到文學真實性問題的時候，完全可以結合亞里士多德《詩學》中“詩比歷史更真實”的論斷，以及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等文獻來教學。當然，這就要求教師事先做好功課，將“原典”中與課程有關的篇章節(jié)錄出來，要符合學生的接受能力，而不能不加選擇地讓學生閱讀全文或全書。
除此之外，教師還要定期給出閱讀書目，布置閱讀任務。這些書目并不一定局限在文學領域，可以是哲學的，可以是美學的，甚至可以是歷史的。這些書籍對于打開學生的視野，培養(yǎng)學生的理論素養(yǎng)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形成以“原典”教學為主、教材為輔的新的教學模式，將是文學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必然途徑。
最后，寫作式教學。所謂寫作式教學與上文提到的“實踐化教學”有交叉之處，但也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兩者的側重點以及最終目標存在差異。實踐化教學的目的是使理論更好地與文學實踐結合，填平兩者之間的鴻溝。而寫作式教學則更加強調學生通過實際寫作而獲得理論視野和邏輯思維能力。不可否認，寫的過程是進一步夯實所學知識，并讓自己零散的思想條理化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是再學習、再認知的過程，也是不斷提純自己思想的過程，其作用絲毫不亞于閱讀。當然，此處所說的“寫作”并非是指寫小說、寫散文，而是寫作學術論文、學術隨筆。具體方法是：首先根據所講內容指導學生確定寫作方向，充分利用中國知網、萬方、讀秀等網絡資源做好文獻調研，最終確定寫作題目，然后讓學生對自己的論文反復修改，直到最終成型。通過幾年的實踐訓練，筆者發(fā)現(xiàn)這種方法往往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多數(shù)高校的文學理論課都只開一個學年，學時一般在 108~144 之間。如此少的學時給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教師往往顧到了“面”卻損傷了“點”.因此，筆者認為既然重視“面”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存在諸多弊端，現(xiàn)在不妨以“點”的教學為主，而上面提到的四種教學改革嘗試恰是這種新的教學模式的具體實施手段。
三。
上文談到文學理論課的學時問題。筆者認為理論課與現(xiàn)當代文學、古代文學以及外國文學課畢竟不同，它們往往有明晰的脈絡及真正值得研讀的作家和作品。而理論課則沒有盡頭，或者說傳授知識僅是它的一個職能，它更重要的職能是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提高學生的思維水平，這就決定了理論課的教學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倡一種貫穿四年的理論課教學模式，這樣才能為下文提到的教學改革措施提供時間保障。下面具體談談教學內容方面的改革措施。
若要保證理論課在大學四年的一貫性，整合課程是必要保證。當前，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與理論有關的課程是零散化的，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tài)，缺少必要的呼應。比如，除了文學概論課之外，還有西方文論史課、中國文學批評史 / 理論史課，甚至有些教師還會開設與文化研究有關的課程。這就導致在教學中會出現(xiàn)重復和孤立的現(xiàn)象。有些內容在講文學概論課時要講，但在西方文論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課中還要講，教師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不僅浪費教學資源，也浪費學生的學習時間，這就造成了重復。
就孤立而言，各門課程以及其中的知識點往往難以形成呼應，各種知識缺少必要的勾連，這樣就很難引起學生的重視。比如“文學意象”問題，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僅簡單地交代它是“中國首創(chuàng)的一個審美范疇”,并認為其淵源可追溯到《周易》，但并未充分展開，主要筆墨在探究它的審美特征方面，認為哲理性、象征性、荒誕性等是其主要特征。在中國美學史課中，談到“意象”問題時則更多地側重于對其源流的梳理，如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便十分詳盡地考察了“意象”的源頭，以及它在宋元書畫領域的流變過程。這就造成了一種斷裂，即文學理論教師側重于對審美特征的講授，美學史教師側重于對源流的挖掘，由于知識視野和課時的限制，兩方面知識難以實現(xiàn)溝通，導致學生的學習缺乏系統(tǒng)性，以致最終將之遺忘。若打通課程之間的壁壘，學生便會對這一問題形成清晰的認識，先重點梳理“意象”的古代源流，然后剖析它的近代流變過程，最終以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為例，探索在這一范疇中進行現(xiàn)代擴容的可能性。因此，筆者主張開設一門廣義的“文學理論課”,將理論類課程加以整合，并將之貫穿于大學四年的教學中。
與整合各門課程相似，還要對目前琳瑯滿目的文學理論教材進行整合。整合課程屬于學科之間的整合，而整合教材則屬于學科內部去粗取精式的整合。毋庸置疑，教材是課堂教學的重要依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須看到每部教材都存在著傾向性和特點，因此應辯證地看待目前流行的各種教材。
比如以童慶炳為代表的傳統(tǒng)教材編寫者長于系統(tǒng)性而疏于現(xiàn)實關懷，其思想深度自然有待商榷。進入新世紀以后，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則努力在現(xiàn)實性和思想性上下功夫，并以一種反本質主義的新思路解釋文學及其相關規(guī)律，較具代表性的如陶東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2004）、南帆的《文學理論新讀本》（2002）、王一川的《文學理論》（2003）、南帆的《文學理論》（2008）等。較之傳統(tǒng)教材，新世紀以來的教材在思想性和現(xiàn)實性層面著力較多，但這又會滑向另一個極端，即這些教材在重視思想性的同時忽略了學生的實際接受水平和知識儲備，且行文很像學術論文，條理十分模糊。概而言之，兩種教材編寫模式的深層動因在于如何處理“向前看”與“向后看”的問題。這種情況下，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便應針對不同教材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選擇授課內容，將政治化色彩較濃、觀念陳舊且明顯過時的內容汰除，將一些難度較大且不適合本科生接受的內容作簡單化處理�？傊�，教師在上課之前要做到對當下各種教材的特點和優(yōu)勢了如指掌，以便有的放矢地進行選擇并講解。
總而言之，理論素養(yǎng)的提升對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學生尤為重要。提升理論素養(yǎng)的目標并不僅限于能夠寫一些貌似有深度的論文，更為重要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理性分析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無形的財富，它不僅能讓學生客觀地看待文學現(xiàn)象甚至文學史，也會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社會洞察力。能力的提升對于學生來說，無論在科研中還是在生活中都會受益匪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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