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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學者胡適等對中學文言文教學的理論探索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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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民國學者胡適等對中學文言文教學的理論探索及其啟示

  論文摘要:本文對國民學者胡適等各自的中學文言文教學理論逐一探析。
  論文關鍵詞:中學;文言文教學;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
  中學的文言文教學已經成為語文教學的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我們需要在歷史沿革的鏈條中去把握。在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背景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言文教學在轉型時期中面臨許多問題,譬如,如何規(guī)定文言文教學目的、內容方法?怎樣設計文言文教學的過程?如何編纂教材?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面對這些問題,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等學者在理論上做出了積極的重要的探索。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他們的論著,還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
  胡適:文言文教授的目的、內容和方法
  胡適對國文教學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涉及文言文教學(古文教學)的有多處,至今還有一些看法值得我們認真思索。他提出了理想的國文標準、假定的國文課程、國語文教材和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法等。作為第一個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制定者,胡適對中學國文教育定了四條標準:
  一、人人能用國語(白話)自由發(fā)表思想——作文、演說、談話——都能明白通暢,沒有文法上的錯誤;
  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之類;
  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
  四、人人有獲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會。
  這個標準和八十年后的今天語文的教學目的:“具有現(xiàn)代語文的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具有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有相同之處。他當時強調的“國語文”,就是今天的“現(xiàn)代語文”,即當時的白話文。“能看古書、能用古書”的能力,從今天語文教育的目的來看,則仍然是需要的。
  對中學國文每周課程的學習時數(shù),胡適作出如下規(guī)劃:古文三學時(授課四年),國語文(授課兩年)、文法與作文(授課四年)、演說一學時(授課一年),辯論一學時(授課一年)。從課時比例看,文言文的課時比例仍然是最高的。對古文教材,胡適主張第一年專讀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長素、章太炎、蔡孑民、李守常等人的近體古文。第二、三、四學年,多讀古人的古文。教材分為兩類,一類用選本,從《老子》、《論語》、《左傳》、《檀弓》、一直到姚鼐、曾國藩。一類自修書,為此他開列了一個史、子、文學書的書目。
  對教授法,胡適有許多新的見解。如上課有三件事可做:第一件,學生質問疑難。第二件,大家討論所讀的書的內容。第三件,教師可以隨時加入一些參考材料。胡適主張講古文文法應該處處同國語文法對照比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變了,變的理由何在,變的長處或短處在什么地方。用今天新課程的理念來看,我們注意到胡適非常重視學生主體性的開發(fā)。
  朱自清:經典的訓練
  朱自清認為文言教學和白話教學的目的要有所區(qū)別,他主張“文言的教學從高中開始,初中只學白話”;白話要達到能讀能寫的目的,而“文言教學的寫的方面而只到造句就成。”并進一步指出文言文的學習注重古文學的欣賞和經典的訓練,逐漸把文言文作為了解古代文化的載體。1946年,他編著出版《經典常談》,指出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文書、一些集部在內的經典,是中學語文訓練的一個必要項目。這是對文言文經典文學化的偉大工作,被稱為是一項“嚼飯哺人”的工作,這種工作在今天仍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關于民國學者胡適等對中學文言文教學的理論探索及其啟示

  朱自清寫過較多的文章強調誦讀和寫作的方法技巧。他認為語文教學要重視誦讀,“要增進學生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人手”。他很推重魏建功舉行的“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指出課堂誦讀先由教師范讀,后由學生跟著讀,再由學生練習著讀,有時還得背誦。因為他在批改學生作文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學生的最大毛病是思路不清,認為思路表現(xiàn)在文字里可稱‘‘文脈”,表現(xiàn)在語言里可稱“語脈”,要解決文脈語脈問題,需要多練習說明文和議論文,訓練正確地朗讀。
  在具體的教學理論上,朱自清先生對文言文提倡誦讀而不是吟唱,誦讀注重對文章意思的理解,而吟唱只是機械的重復。在文言文的欣賞上,特別批評了教學中容易產生的抽象講解的弊病,認為其實欣賞就在正確的、透徹的了解之中。欣賞并不是給課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約”“溫柔敦厚”“典麗”一類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就算數(shù)的;得從詞匯和比喻的選擇,章句和全篇的組織,以及作者著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創(chuàng)新的或變古的,獨特的東西,去體會去領略.才是切實的受用。這和了解是分不開的。那些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其實倒是避免的好。這些意見,對于分析和解決今天的文言文教學問題也是不無裨益的。
  夏丐尊:文言文的教學內容初探
  夏丐尊關注文言文教學的閱讀材料,他說:“‘閱讀什么?’這是我屢從我的學生及一班青年接到的問題。關于這問題,曾有好幾個人開過幾個書目。如胡適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此外還有許多人發(fā)過不少零碎的意見。我在這里卻不想依據這些意見,因為“國文”與“國學”不同,而且那些書目也不是為現(xiàn)在肄業(yè)中學校的諸君開列的。”把國文與國學的概念與內涵加以區(qū)別,就厘清了文言文在教學上的龐雜含混的選材問題。他批評當時的國文教學沒有一定的軌道,今天選讀一篇冰心的小說,明天采一篇柳宗元的游記,再過一日來一篇《史記》列傳,教師走馬燈式地講授,學生打著呵欠敷衍,或則私自攜別書觀覽。他認為只就學習者方面來說,中學國文課中既以選文為重要成分,占著時間的大部分,應該好好地加以利用。

  為防止教師隨便敷衍,他以為“不妨由學生預先請求教師定就一學年或半學年的選文系統(tǒng),決定這學年共約選若干篇文字:內容方面,屬于思想的若干篇,屬于文藝的若干篇,屬于常識或偶發(fā)事項的若干篇,屬于實用的若干篇;形式方面,屬于記敘體的若干篇,屬于議論體的若干篇。屬于傳記或小說的若干篇,屬于戲劇的若干篇,屬于書簡或小品的若干篇。”(這就在理論上開啟了后來教材編選的基本體例。
  選文的原則既定,那么在對選文的學習上,他以為最好以選文為中心,多方學習,不要把學習的范圍限在選文本身。具體到一篇文言文的教學內容,夏丐尊認為對于其本身的形式與內容,首先理解,還須進而由此出發(fā)作種種有關系的探究,以擴張知識。例如選授陶潛的《桃花源記》,夏丐尊羅列了八個步驟:
  (1)求了解文中未熟知的字與辭。
  (2)求了解全文的意趣與各節(jié)各句的意義。
  (3)文句之中如有不能用舊有的文法知識說明者,須求得其解釋。
  (4)依據了此文記敘文的作法。
  (5)借此領略晉文風格的一斑。
  (6)求知作者陶潛的事略,旁及其傳記與別的詩文。最好乘此機會去一翻《陶集》,
  (7)借此領略所謂烏托邦思想。
  (8)追求作者思想的時代的背景。
  這里不僅停留在字詞的學習,還體現(xiàn)了文言文的教學注重文學欣賞的一面。

  葉圣陶:文言文學習重在文學欣賞
  自20世紀二十年代白話文進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起,教科書選人的文言文相比以前更凸顯文學性,文言的學習不再是一門工具,更重要的在于進行文學熏陶。葉圣陶認為國文教學的目標除了養(yǎng)成閱讀書籍的習慣,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還有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葉圣陶所謂的欣賞,就是內心體會而有所得,躊躇滿志,與作者完成一篇作品的時候不相上下。而所謂體會,他主張用內省的方法,根據自己的經驗,而推及作品,又得用分析的方法,解剖作品的各部。再求其綜合體會,決不是冥心盲索,信口亂說的事兒。這種能力培植,全在隨時的指點與誘導。這段議論將文學欣賞的層次步驟與教學相結合,是對文學欣賞的專門的正面論述,在教學上是一次全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而文學欣賞與教學的典型的負面例子就是“逐句講解”。舊時書塾里的夫子講新書是逐字逐句且不厭其煩地講,直到學生完全弄懂為止。葉圣陶認為,這樣逐句講解,弊病極大:“它不能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平凡單調,使人厭倦);它不能培養(yǎng)學生閱讀習慣(平均用力,‘講如未講’);它的最大毛病‘在于學生太少運用心力的機會”。
  葉圣陶認為,如果課前不教學生預習,上課時候又只能做逐句講解的工作,那就談不到培植文學欣賞的興趣。不教學生預習,他們便經歷不到學習上很有價值的幾種心理活動,專教學生聽講,他們便漸漸養(yǎng)成懶得去仔細咀嚼的習慣。綜合起來,就是他們對于整篇文字,不能做到透徹了解。欣賞文學要由教師指一點門徑,給一點暗示,是預習之前的事兒。實際與文學對面,是預習與討論時候的事。一個例子是:如教師講解歸有光“先妣事略”末一句,“世乃有無母之人,嗚乎痛哉!”
  教師是這樣引導學生體會文句的情感的:
  要與上面的話連帶體會,才知是表達孺母之情的至性語。上面說母親死后十二年,他補了學官弟子,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兒,必須告訴母親的,母親當年責他勤學,教他背書,無非盼望他能上進;然而母親沒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有說母親死后十六年,他結婚了,妻子是母親所聘定的,母親當年給他聘定妻子,就只盼望他們夫婦和好,生男育女;然而母親沒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因為要告知而無從告知,加深了對母親的懷念。可是懷念的結果,對于母親的生平,只有一二成“仿佛如昨”,還記得起,其余的卻茫然了;這似乎連記憶中的母親,也差不多要沒有了。于是說‘世乃有無母之人,嗚乎痛哉!”好象世間不應當有“無母之’似的,由于懷念得深,哀痛得切,故而這樣決絕的話不同平常的話,正是流露真性情的話。
  這是所謂欣賞的一個例子。這就改變了“逐句講解”的方法,使學生在文言文的學習中獲得文學欣賞的訓練。
  以上所舉的幾位專家學者分別從自身的學術長處著眼,對文言文教學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多方面的建設性意見。文化學者,如胡適,站在文化繼承、揚棄國學的立場,分別設想了文言文教學的目的、內容和方法。文學家、語文研究教育工作者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則特別重視在文言文學習中文學的感受能力和感悟力,注重對文言文教材和教學內容的開掘?傊麄儗ξ难晕慕虒W的理論建設是一筆珍貴的研究資料,也是一筆值得繼承的財富。他們的探索為文言文教學的現(xiàn)代轉型提供了理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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