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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繪中俄文學交流史的地圖論文
內容摘要: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陳國恩、莊桂成和雍青等著的《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是整體中俄文學交流史的又一力作。全書采用體——面——線——點的縱深推進結構,在體系的建構上做了有益嘗試;以“比較視域”為內在透視點,力圖實現(xiàn)中俄文學的內在匯通和整合;在文本與歷史的互動中,強調回到文學自身,表現(xiàn)出鮮明的文學本體化的傾向。其研究模式、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在學科領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關鍵詞:陳國恩《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作者介紹:朱維,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詩學研究。
因為政治的偶然性,俄蘇文學和中國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起起落落。然而,兩國之間的文學卻從未間斷過彼此的氣脈相通。俄蘇作家群體創(chuàng)作匯聚成的璀璨星光,直射一代又一代國人的靈魂,催生相關研究不斷涌現(xiàn)。進入20世紀,隨著中外文學交流史的議題提上日程,俄蘇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系研究也日漸凸顯,就總體關系研究而言,陳國恩、莊桂成和雍青等著的《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是繼陳建華的《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系》和《中國俄蘇文學研究史論》之后的又一力作。陳建華的兩本著作,均重在以歷時的順序安排章節(jié),提供寶貴的第一手交流史料和研究史料,體現(xiàn)的是學科建立之初的開創(chuàng)之功。而陳國恩等的著作則借助于傳播理論和接受理論以及全新的研究模式,多向度地述評了俄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流史,體現(xiàn)的是學科進一步發(fā)展的建構之力。
一、采用體一面——線——點的縱深推進結構,在體系建構上做了有益嘗試。該書將俄蘇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體”,鋪展在五個“面”上:文學創(chuàng)作方式的傳播和接受、文學批評的傳播和接受、文學理論的傳播和接受、傳播的期刊、重要作家的接受。每一個“面”都由相關的“線”按照不同方式組合而成。文學創(chuàng)作的“面”,是三“線”的橫向排列: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分期、俄蘇文學的主題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俄蘇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文學批評的“面”,是四“線”的橫向排列:接受中的“移植”、接受中的“糾偏”、接受中的“闡發(fā)”、接受的得失;文學理論的“面”,是四“線”圍繞中心的發(fā)散:以“形式主義理論的接受”為中心,向四線——對先鋒批評的影響、接受的思維問題、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接受、巴赫金的影響——發(fā)散;傳播期刊的“面”,是六“線”的縱向排列:按照時間的順序,考察了六個階段的重要傳播期刊;重要作家接受的“面”,是兩“線”的橫向排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中的三重主題分別對魯迅、郁達夫、路翎的影響,以及契訶夫精神、詩學、短篇小說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整體的影響。每一條“線”,又由若干“點”有機串聯(lián)而成。整體結構清晰,特色鮮明。
二、以“比較視域”為內在透視點,力圖實現(xiàn)中俄文學的內在匯通和整合。在研究過程中,作者既以中俄兩國文學為研究基點,又以超越的眼光對二者進行駕馭,超越的依據(jù)便是各國文學共通的規(guī)律。作者主要運用影響研究模式,重在尋找中俄文學之間的共同點。
1 在材料事實關系方面,為了證明影響的客觀真實存在,該書特設一章討論作為傳播媒介的譯介者和傳播期刊,這也是其獨具慧眼之處。彼此隔絕的兩種文學,在創(chuàng)作手法或精神內核上也許有相同點,但只是巧合。俄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諸多相似,絕不是偶然,俄蘇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是譯介者和傳播期刊合力作用的結果。書中大量使用圖表法、列舉法、統(tǒng)計法等,非常全面地介紹了傳播期刊的名稱和傳播內容,尤其詳細介紹了重要的傳播期刊和譯介者。很多譯介者本人又是極有影響力的作家,他們創(chuàng)作中的俄蘇因素轉化為本土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同時代和后來的作家提供了借鑒和示范。2 在思想承續(xù)關系方面,詳細地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類靈魂拷問和價值尋求的思想對魯迅的影響、情欲沖動和升華的思想對郁達夫的影響;論述了契訶夫的底層關懷和文化批判思想對葉圣陶、羅黑芷、凌淑華、魯迅的影響,知識分子主題對魯迅的影響。在論證思想影響之前,作者不惜花筆墨介紹二人的創(chuàng)作在中國譯介的盛況和譯介的尺度。在論證過程中,既看到相同點,又分析了導致差異的原因。3 在美學價值關系方面,深入剖析了路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難美學的體悟;魯迅、沙汀對契訶夫主客觀景物描寫手法的模仿,魯迅、彭家煌、沈從文、巴金對其敘事風格的繼承,魯迅、沈從文對其敘事策略的接受,丁西林、曹禺、夏衍對其悲劇喜劇寫作技法的創(chuàng)化。4 在傳播嬗變關系方面,以發(fā)展的觀點,勾勒了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巴赫金詩學在中國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中的接受和轉化情況,分析了二者是如何變異并幫助中國文論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型。
三、強調回到文學自身,體現(xiàn)出鮮明的文學本體化傾向。受傳播和接受環(huán)境的影響,俄蘇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交流史,撰寫的過程中容易傾向于強調政治和文本之間的互動,使研究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種意識形態(tài)色彩主要體現(xiàn)在:始終把二者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置于政治背景之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往往從政治觀念入手;重要的文學思潮和論爭也都圍繞著意識形態(tài)斗爭展開。一部文學交流史,由于切入視角的限制,常常成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見證。文學由于是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無可置疑地能解讀出意識形態(tài)的相關信息。但是,文學歸根到底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其發(fā)展要遵循自身的規(guī)律。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過多地依賴于政治和歷史,是不成熟的表征。鑒于對此種問題的清醒認識,該書具有強烈的理論自覺意識,并在以下方面表現(xiàn)出了鮮明的文學本體化傾向:
首先在話語的表述上,除了在客觀分析問題時,無法回避地要用到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情況之外,該書盡量回避“階級”“革命”“斗爭”“專政”“資產(chǎn)階級”“無產(chǎn)階級”等政治性概念,而代之以“文學本質論”“文學創(chuàng)作論”“文學鑒賞論”“結構形式”“敘事策略”“靈魂審判”等文學性概念。其次表現(xiàn)在對中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接受俄蘇作家創(chuàng)作的評價上。俄蘇文學經(jīng)久不衰,緣于它所反映的生生不息的現(xiàn)實。對黑暗現(xiàn)實鞭辟入里的批判,是其充滿戰(zhàn)斗精神的根源。特定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是將這種批判精神轉化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并不斷被環(huán)境強化甚至夸大的滋生土壤。隨著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俄蘇文學中更深沉的主題——對人道主義的弘揚和對典范美的追求,逐漸浮出歷史地表,這股潛伏的“暗流”具有更持久的激蕩力。該書以此主題為闡發(fā)前提,重點挖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兩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精神內涵和審美形式兩方面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體現(xiàn)了文學創(chuàng)作自身的特色。再次表現(xiàn)在對中國文學批評接受俄蘇文學批評的評價上。該書的相關章節(jié)始終站在反思的角度,細致分析了俄蘇文學批評中存在的階級論和工具論因素,以及中國接受這些因素的主客觀原因。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以文學批評本體的建構為中心,甄別了俄蘇文學批評中的“科學理性”因素、“人文——審美”因素,并認為這些因素才是導致中國文學批評現(xiàn)代轉型的本質原因。最后表現(xiàn)在對中國文學理論接受俄蘇文學理論的評價上。注重文學內部研究并提供了較完整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和操作模式的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詩學是重點考察的對象。作者結合最新研究動向,較為全面地梳理了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詩學在中國的接受過程和發(fā)展變化,既探討了它們對重建文論主體性的積極意義,也指出接受過程中主體性喪失的消極影響,并提供了建構新的主體性的思路。
俄蘇文學的研究成果豐碩,從五四到現(xiàn)在,研究傳統(tǒng)從未斷裂。20世紀的相關研究,或側重文論研究,或側重思潮研究,或側重文學史研究,或側重作家或作品研究,或側重俄蘇文化對其文學的影響研究。關于俄蘇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系研究,或側重某一作家或作品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或側重某一思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整體性眼光和突破性模式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屈指可數(shù)。正是在這個角度上,該著作的出現(xiàn),具有重要的填補空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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