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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倫理學批評之管見論文
一、一種揭示或接近揭示本質關系的批評方法
有人把20世紀稱為文學批評的世紀。言外之意，20世紀是一個理論多于創(chuàng)作的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說，批評流派的翻新化、多元化并不是一件壞事，它一方面標志著人們思想和趣味空前的解放，另一方面亦表明沒有一個批評流派可以長久地穩(wěn)居在所謂的中心、權威地帶。換言之，每個時代或每個社會發(fā)展特殊時期所面臨的獨特任務或問題造就了新流派源源不斷地產(chǎn)生，如18世紀的歐洲社會需要思想、文化上的啟蒙，于是便應運產(chǎn)生了啟蒙主義運動和啟蒙主義文學批評。因而，從動態(tài)性的發(fā)展觀看，世界上可能沒有一種能夠涵蓋一切方面、滿足一切閱讀要求的文學批評方法。然而，找到一種最能揭示或接近揭示本質關系的批評方法卻不是可望不可即的。
2004年6月，聶珍釗教授在南昌舉行的“英美文學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的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一種新的批評方法，即“文學倫理學批評”。雖然有不少中外學者傾向于把中國的古代文論總結為一種倫理道德型的批評，但在我國新時期以來真正作為一種積極的批評方法來倡導并系統(tǒng)論述的恐怕聶珍釗教授還是第一人。這一批評方法的提出，即便撇開對傳統(tǒng)文論的轉化意義不談，也為豐富和梳理我國外國文學批評方法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在聶教授的批評話語中，“文學倫理學批評”被限定為一種批評方法，但在我看來，他的理論不僅是一種方法論，而且還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般說來，方法論和認識論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兩者相互依存，又相互轉化。一個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其中就己蘊含了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反之亦然。
在“二戰(zhàn)”以后，世界各國的物質文明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不過，這種物質文明的發(fā)展與精神文明的發(fā)展是極不平衡的。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fā)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為了促進精神文明發(fā)展，或者更為嚴肅地說，為人類生存與發(fā)展大計考慮，在當下的社會中，文學不僅需要發(fā)揮其審美與娛樂功能，而且更需要凸現(xiàn)、張揚其社會的凈化功能。聶教授所倡導的“文學倫理學批評”便是建立在這兩大功能之上的，即在堅持文學審美和娛樂性的同時，更集中地強調了文學的社會凈化功能。正如他說：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目的不僅在于說明文學的倫理道德的方面的特點或是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的倫理學問題，而更在于從倫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作家、文學與讀者等關系的種種問題。除此而外，作家從事寫作的道德責任與義務、批評家批評文學的道德責任與義務，甚至包括學者研究文學的學術規(guī)范等，都應該屬于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范疇”(聶珍釗20)�！拔膶W倫理學批評”的價值基點是設定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批評對象，甚至讀者與倫理、道德的關系上。簡言之，倫理與道德是構成該理論的關鍵詞。無疑，這一價值傾斜不但使“文學倫理學批評”與目前所流行的諸種批評流派區(qū)分開來，而且，它所包蘊、張揚的精神更是一種當今時代和社會的需要。
在與聶教授的多次交談中，我知道他的文學倫理學的批評方法并非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chǎn)物，而是在對西方各種批評方法以及中國傳統(tǒng)批評方法作了一番學理上的考察、思索后，才慎重地提出的。所以，他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己基本具備了一種理論所需要的邏輯體系。如在思想的淵源上，他把“文學倫理學批評”一直追溯到古希臘與古羅馬傳統(tǒng);在具體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上，也都給予了相應的界定與說明;尤為值得贊賞的是，經(jīng)過一番去偽辨真的考證，他還為“文學倫理學批評”尋找到了理論基石。在己發(fā)表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一文中，他是這樣論述了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的理論基礎的：
倫理學作為方法也同樣可以運用于文學批評，因為在研究的對象上倫理學與文學有相通之處。倫理學研究的是現(xiàn)實社會中各種道德現(xiàn)象，以及在社會活動基礎上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和道德原則、規(guī)范，并用這些原則規(guī)范去指導人的行動。而文學卻借助藝術想象和藝術描寫，把現(xiàn)實世界轉化為藝術世界，把真實的人類社會轉化為虛構和藝術社會，把現(xiàn)實中的各種道德現(xiàn)象轉化為藝術中各種道德矛盾與沖突。(聶珍釗18)
主張把倫理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更確切地說，聶教授認為文學也應該成為倫理學的批評對象。他說：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倫理學批評的對象，主要在于文學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類社會虛擬化，把現(xiàn)實社會變成了藝術的社會，具有了倫理學研究所需要的幾乎全部內容”(聶珍釗18)。倫理學與文學的本質方向是一致的，二者的區(qū)別僅僅在于是以寫實(現(xiàn)實)社會還是以虛擬(藝術)社會為反映或表現(xiàn)對象的問題。這一看法無疑是精辟的。倫理學與文學本是兩門互為獨立的學科。
加之，新時期以來我們所引進的外來批評多是美學或者文化學意義上的批評，而對文學本應所具有的道德層面上的意義不但采取回避態(tài)度，而且在無形中似乎還形成了這樣的一種觀點，即倡導倫理道德是說教文學、功利化文學，甚至政治性文學的代名詞，真正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是應該遠離這塊是非之地的。故而，長期以來人們并沒有把文學與倫理學深刻地聯(lián)系起來。可是，如果仔細分析、推敲起來，在各門類的學科中，與文學離得最近、關系最為密切的可能要首推倫理學。哲學、宗教、神話等學科曾對我們的批評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比較而言，它們與文學的關系則更為抽象、間接了一些，因為它們所關注、探討的更是一些形而上學或非理性的問題。當然，這里并沒有作出什么價值評判，只是說明近親與遠鄰的關系罷了。
作為一種獨立的批評理論，“文學倫理學批評”可能還存在一些有待于繼續(xù)思考、完善的地方。但是，其從倫理學領域進入文學的研究視角，則使該批評方法因抓住了問題的本質而具有某種相對恒定的意義。換言之，從“人倫”角度展開對文學的想象和分析，或許不是最新的，但卻有可能成為最為合理的研究方法之一。
二、緣于“倫理’，又超出傳統(tǒng)倫理學的寬泛概念
“文學倫理學批評”雖然源于倫理學但它今后的發(fā)展方向應該是一個以傳統(tǒng)“倫理”為依托，同時又必須不斷擴展‘倫理”內容的開放性概念。它除了繼續(xù)強調和堅持文學對社會的凈化功能以及批評家的道德責任感外，似乎還應該包含如下的含義:其一，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對象是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關系”及其存在的“法則”。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存在是以種種“關系”方式以及為維系這些關系而產(chǎn)生的法則存在的。如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方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為了維系這種關系的正常運轉就必須要有一系列相應的“規(guī)矩”出臺。事實上，倫理學研究的就是這些關系及其為維系這些關系而產(chǎn)生的法則�；蛘邚莫M義上講，倫理學就是研究“倫理”、“人倫之理”、“做人之理”，即有關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學問。因為“倫”的本義也就是“關系”或“條理”，古人說的“無倫”，也就是指人與人的五種主要關系，或者說條理，即所謂“五�！保颉熬V�！�(何懷宏8)。
簡言之，倫理學主要解決的是“關系”以及與這些關系相關的“法則”等問題。文學則是關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甚至人自身的靈魂與肉體等之間關系的一門學問。正如前文所言，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關系”(倫理)及其存在的“法則”(道德)實際上與倫理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一致的。其唯一的區(qū)別只在于倫理學研究的對象存在于現(xiàn)實社會之中，而文學批評的對象存在于想象虛構的世界之中，但這個想象虛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現(xiàn)實社會的一個折射或反映。在這種意義上講，“關系”及其存在的“法則”就成為了文學作品最基本的組織構造。因此，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觀照和詮釋文學作品中所表現(xiàn)或再現(xiàn)的這些“關系”，實際上就是想從根本上來揭示文學作品存在的理由、方式及其功能。
其二，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內容聚焦在作家、作品以及讀者的價值取向，即道德傾向上。聶教授在他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一文中，從作家與創(chuàng)作關系、作家的創(chuàng)作、讀者與作品的關系等五個方面對此做出了明確的界定。①聶教授的這些界定無疑是正確的。首先，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認為，文學作品是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時代的與作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會以某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文學作品里;其次，即便是從作者采用的敘事技巧中，我們也能窺見作者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價值取向。如現(xiàn)代敘事學認為，任何一位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視點”(p〇intofview)。根據(jù)杰拉爾德。普林斯編寫的《敘事學辭典》的解釋，“視點”是指感性的或理性的立場，敘述的情勢與事件據(jù)此得到表現(xiàn)(Prince73)。
也就是說，他把“視點”不僅僅看成是采用某一或某些人稱的敘事技巧，而且還看成是表達或者轉達作者思想的方式或方法，即作家在進行創(chuàng)作時以何人為敘述者，或將敘述的焦點聚集在何人、何事物或何地點上都直接或間接地轉達了作者的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最后，根據(jù)接受美學的觀點，文學作品的意義是在讀者的閱讀中實現(xiàn)的：閱讀，從根本上說就是讀者對作品意義的發(fā)現(xiàn)與開掘，也就是對作品意義的理解和闡釋。文學批評作為對作品的價值評判，首先要理解和闡釋作品的意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批評首先總是對作品意義的闡釋……批評作為闡釋，包含著讀者對作品意義的參與和創(chuàng)造”(朱立元296)。也就是說，(一)讀者與文學作品之間在閱讀中建立了一種倫理“關系”，讀者對作品的取舍反映了讀者的價值取向;(二)讀者在批評一部文學作品時，一方面受到作品的“召喚性結構”的影響，能夠發(fā)現(xiàn)、確定或填補作品中某些不確定性因素或意義;另一方面，讀者又從自己獨特的閱讀需求來發(fā)掘、找尋、甚至建構或者創(chuàng)造意義。因此，閱讀也就有了聶教授所說的n賣者對作家的道德觀念及作品道德傾向的評價”和“作品的道德傾向對讀者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不過.'誠如聶教授所說的“倫理學的批評纖柱.只有同其他方法結合在一起，才能最大發(fā)揮用倫理學方法批評文學的優(yōu)勢”(聶珍釗23)。當今世界，我們所面臨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文學要處理的“關系”己經(jīng)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倫理學所研究的范圍。因此，我個人以為，倫理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應賦有新的內容和形式，甚至還應與其他學科，如文學、生態(tài)學等交融、整合，以期最大限度地幫助人類認識自身，為自身存在設定較為完善的法則。因此，現(xiàn)在我們再提倫理學，就應該從傳統(tǒng)的倫理學觀念擴展開來，將傳統(tǒng)倫理學主要關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范圍上擴大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我;在時間上擴大為人與過去(歷史、傳統(tǒng))、現(xiàn)在(現(xiàn)實、時尚)以及未來(人類生存、可能性)。具體到文學的倫理學批評，還應將廣義上的人類的生存道德問題，即生態(tài)倫理道德問題納入進討論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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