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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看魏晉士人的另類心理
摘要：《與山巨源絕交書》作為魏晉時期士人嵇康寫給山濤的一封絕交信，不僅言明了嵇康自身的性格志向，從中也反映出魏晉士人不同于古人來者的獨特另類心態(tài)。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分析我們不但可以窺探魏晉士人心理特征，而且可以折射出當時的深層文化內涵。
關鍵詞：嵇康;魏晉士人;《與山巨源絕交書》;另類心態(tài)
《與山巨源絕交書》是魏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寫給好友山濤的一封信，起因于聽說對方欲舉薦自己代其官職，故寫信拒絕，劃清界限，言明心志�！段男牡颀�・明詩》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清峻”業(yè)已成為嵇康志趣與文風的標簽，但通過《與山巨源絕交書》整篇文章我們不難看出，除了公認的“清峻”以外，以嵇康為典型的一眾魏晉士人還有很多異于常人的性格與心態(tài)。下面我們將一一說明文中所反映的四種另類心態(tài)。
一、敏感而直率的心理反應
《與山巨源絕交書》寫之前嵇康并未收到山濤舉薦的任何書信，也未從山濤口中聽到確切的舉薦自己的信息，“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只是聽別人說這一消息，嵇康便馬上修書一封，而且還是絕交書，這體現出嵇康等魏晉士人心理敏感的一面。在信中一開始，嵇康便反問“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與足下，何從便得之也?”一句話便拉開與與山濤“吾常謂之知言”的距離，直截了當，毫無委婉之意。接下來更是直言自己與山濤的性格不合：“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使得關系更加生疏，最后還不諱地直言山濤升官會拖累自己浸入世俗的污泥，絲毫不顧及對方的感受，對好友的晉升竟然不喜反憂，“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與友人書信，沒有問候與寒暄，一開始便是直接的質問與決絕，這種直率不顧的心理反應實則是魏晉士人的典型心態(tài)。魏晉時期實為亂世，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入，玄學興盛，生命意識覺醒，士人群體要求自我解放卻困于現實，因此他們與其羈絆與世，不如灑脫于事，敏感而又直率的心理特征彰顯無遺。
二、安貧與隨性的心理暗示
《與山巨源絕交書》在敏感的質問與直率的拒絕之后交代不愿為官原因，但在闡釋原因的過程中卻充斥著一種消極的心理暗示。“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zhí)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通過老子、莊子、柳下惠、東方朔、孔子和子文所共同的“賤”引出自己的安貧思想，不以卑賤為恥，相反以列舉的貧賤之士為榮，有種強烈的安貧樂賤的心理暗示與處世態(tài)度，這不僅是嵇康自己的處世哲學，也是當時許多魏晉士人的心態(tài)，“安于貧賤”不自覺地與“高潔”畫上等號。如果說這種清高的“樂貧賤”是一種魏晉特有的灑脫之勢，那么接下來的隨性則顯出那個時代士人些許畸形和消極的人生觀。嵇康先是表明做官理論的缺失“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之后表明自己近乎狂態(tài)的放蕩與散漫“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這些舉止實則不能成為反常，而是失常，這種異于常人的病態(tài)隨性又成為魏晉士人的典型標簽。執(zhí)意的安貧與恣意的隨性是魏晉士人特有的心理暗示，它一方面體現士人的灑脫不羈，另一方面顯露出士人群體近乎病態(tài)的日常癲狀與消極避世。
三、違禮與維禮的心理掙扎
魏晉士人一方面認同治國與維系人倫的禮法，在理論層面上維護禮法的功用，但是更多時候他們不愿拘于禮法與制度的牽絆，放任自己的性格與志趣，沖破禮法束縛，作出違禮之事。這一點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有深刻的體現。嵇康承認禮法存在與必要，“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但是自己卻有七件無法忍受的事：嗜睡被喚、端坐辦公、衣服齊整、書寫公文、抑性隨俗、嘈雜入俗、費心費力。這七件事情每一件都與禮法相違，與制度不合，承認有禮法卻無法遵從禮法，這種矛盾的心態(tài)反映出魏晉士人違禮與維禮之間的心理掙扎，是個體解放與世俗制約的失衡，最后的結果往往任性而為，禮法拋之不顧，這又是士人隨性心理暗示的體現。魏晉士人不愿拘束與強迫，信道服藥，“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這些道家的術與義與隨性的心理相結合，促成魏晉士人對禮法禁錮的掙脫，在心理認同上由承認到拒絕，形成魏晉士人特有的禮法觀念。
四、交人與交己的心理異化
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用了很多例子來證明真正的朋友是要支持與了解的，是相知而不勸其不愿為之事的，“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節(jié)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夏禹不強迫伯成子高出來做官，是為了成全他的節(jié)操;孔子不向子夏借傘，是為了掩飾子夏的缺點;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漢，華歆不硬要管寧接受卿相的位子。但是通過這幾個例子我們不難發(fā)現，嵇康強調的是對方對自己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這種交友觀是以自己的意愿為基準，主觀尋找“知自己”的人，能夠理解自己和包容自己缺點的人，于是與朋友的交往首先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要求對方“知己”而不是“相知”。嵇康始終強調自己的性情喜惡，要求對方寬釋與包容，“故四民有業(yè)，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嵇康為代表的魏晉士人的“交人”哲學實則是主體意識、自我獨立意識覺醒的表現，于是這種“交人”也就不自覺地異化為“交己”，交朋友的標準是按照自己性格的某些特點去找?guī)в羞@種性格的“復制品”，與“朋友交”的前提是與“自己交”。魏晉士人這種交人與交己的心理異化具有普遍性，對于反映這個群體的自我覺醒意識也具有普遍意義。
史料匱乏，年代綿邈，以現代人的眼光，去推測中古人的心態(tài)，實在是非常不易的事。有史料記載在嵇康臨刑前，曾對兒女感嘆：“巨源在，汝不孤矣。”據此有的學者曾經揣測，《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是為摯友擺脫牽連而作，并非真心絕交。但這種猜測并無可靠論證，拋開這層異議不論，但就文章的主旨而言，通過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這篇散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窺探魏晉士人的某些另類的處世與交往心態(tài)，通過這些另類的心態(tài)解讀，發(fā)現屬于那個年代特有的士人特征，以此來體會時代對士人階層的深刻影響，這對于研究魏晉文學典籍、探究魏晉作家的精神與思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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