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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長夜》中土匪形象分析
摘 要：姚雪垠《長夜》中的土匪形象具有獨特性。他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為基礎(chǔ)塑造了“匪性”與“人性”交織的土匪形象，鮮活地寫出了土匪的真實生活。除了親身經(jīng)歷，作者采取的“少年”與“成人”的雙重視角也是《長夜》土匪形象獨特的重要原因。與20世紀其他土匪題材小說相比，《長夜》中的土匪形象的獨特性則更為明顯，不同的敘述視角和創(chuàng)作理念是造成二者差異的主要原因。因為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長夜》也越來越為人們關(guān)注。
關(guān)鍵詞：姚雪垠 人性 《長夜》
文學作品中的土匪形象大多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燒殺搶掠”的代名詞，作者懷抱的情感多半是厭惡與畏懼的，往往將他們塑造成來自地獄的兇殘惡魔;另一種則是在傳統(tǒng)歷史演義中所塑造的瓦崗寨式的英雄好漢，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他們一直處于極端異類和邊緣化的地位。盡管這些形象大多栩栩如生，但由于作者過多的主觀情感的注入，塑造出的是“非好即壞”的土匪形象。這些形象缺乏真實人物的“立體感”，或者說是缺少“人氣”，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未能表現(xiàn)出來，成為一種符號化人物。與這些土匪題材的小說比，姚雪垠的《長夜》就顯出了其獨特性，作品展示了一群充滿“人氣”的土匪，一個個血肉豐滿、形神畢肖，給讀者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再是能以簡單的善惡是非來進行道德判斷的人物，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們身上應(yīng)有的“匪性”，同時還看到了作為人的土匪身上的“人性”�！胺诵浴迸c“人性”相互交織，構(gòu)成了《長夜》中土匪形象的獨特之處。
一、“匪性”與“人性”：《長夜》中的土匪群像
作為土匪，《長夜》中的土匪與其他土匪形象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匪性”：“以暴力搶劫或暴力威脅獲取他人的財物”�！袄账麇X財”與“燒殺奸淫”是土匪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他們隨意綁架無辜的人作為“肉票”，作為勒索錢財?shù)幕I碼;一旦土匪缺錢花，便會向附近的村莊“送片子”，讓村民進貢錢財和煙土，如若不照辦，就殺人放火，甚是兇狠殘暴。《長夜》中對于土匪的這種卑劣行徑，予以了充分的描述，無論如何，“匪性”始終是土匪不可缺少的共性。
“匪性”雖是《長夜》中土匪與一般土匪的共性，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身上的“人性”。在《長夜》所塑造的數(shù)十個土匪中，主要的幾個人物身上均有“人性”的體現(xiàn)。當然，他們畢竟是土匪，因此，作者在挖掘他們的“人性”時，伴隨著對他們“匪性”的暴露，這樣一來，塑造出的土匪形象便呈現(xiàn)出了性格多樣性和人性復(fù)雜性。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喜動好斗的趙獅子。書中通過寫他的兩次“報復(fù)”行動顯示出了他復(fù)雜的個性特征：他冷酷卻渴望溫情，為了給母親報仇，不顧?quán)徖锏淖钄r，親手且?guī)е煲鈿⒘藘蓚�年邁的舅舅，他似乎對家庭已不抱有任何感情與期待，但當他面對信賴的大哥薛正禮的母親、妻子時，卻在親熱和調(diào)皮中流露出對家庭溫暖的渴求。他講義氣卻又盲從，為了江湖義氣，他替地主薛七少殺仇人一家，被薛七少當槍使，自己卻樂在其中。作者從情節(jié)的對比中成功地刻畫出趙獅子這個集強悍兇殘、愚蠢魯莽、重感情、講義氣這些復(fù)雜矛盾個性于一體的人物，同時也顯示了作者對人物性格特點的精確把握。
此外，土匪劉老義也是一個不能不說的人物。一方面他兇狠殘暴殺人如殺雞，但另一方面為了能娶上媳婦，讓老母親安享晚年，他對自己搶來的胡姑娘低三下四、溫順異常，顯出了柔情。當他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生活時，卻得知胡姑娘原來是自己換帖大哥的表妹，盡管心里萬般不舍，但為了兄弟情誼，他毅然忍痛割愛，放胡姑娘回家。這些情節(jié)的交織塑造了一個兇狠卻有人情味的劉老義。作者筆下的這兩個典型人物，都不僅具有“匪性”，更有“人性”的體現(xiàn)。
《長夜》中土匪的獨特性表現(xiàn)出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善于深入到土匪的內(nèi)心世界，挖掘他們內(nèi)心最真實的想法。土匪王成山的內(nèi)心世界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他祖上是佃戶，到他這代窮到“連一塊打老鴰的坷垃都沒有”的地步。原本他是一個善良的農(nóng)民，迫于生活的無奈，下水后當了甩手子，也就是在土匪中最底層被人欺壓的一種下層土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有一支自己的槍，有槍是土匪地位高的一個標志，不想被別人欺負就必須得有自己的槍。然而王成山并不是因此才夢想有一支槍，他是把槍當成生活的一種依托：“要是我有一支步槍，就是一支漢陽造也好，我要把撈來的錢積攢起來，離開家鄉(xiāng)遠遠的，買幾畝田地，讓老母親不再受饑寒，我的心愿就算完啦。”在這里，槍已不再是殺人搶劫的兇器，而是養(yǎng)家糊口的工具，這個天真孝順的少年是多么想不當土匪而靠自己的雙手去生活!他渴望平凡的生活，書中寫到，一次陶菊生問他是否想做官，王成山坦然地說：“我只愿做一個有稀飯喝的小老百姓，把我的老母親養(yǎng)老送終。俗話說：‘一將成名萬骨枯。’做大官都是踏著別人的尸首混起來的，第一要心狠，第二要運氣好……”這里進一步凸顯了他的孝順、樸實和善良。作者常常走入他的內(nèi)心世界，讓一個善良、可憐、單純的土匪形象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豐富了這支土匪隊伍的整體面貌。
性格行為的多樣化、復(fù)雜化與內(nèi)心世界的展現(xiàn)，使得《長夜》中的土匪形象具有了一定的真實性，這一點學術(shù)界也是廣泛認同的，學者楊義評價他們?yōu)椤罢鎸嵉耐练恕��！罢鎸嵭浴笔埂堕L夜》有別于其他匪類題材小說。
《長夜》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塑造出了這批鮮活的、真實的、獨特的土匪群像，讓我們看到了“匪性”與“人性”達到某種程度統(tǒng)一的“綠林好漢”。當然，作為土匪，他們最后的結(jié)局是悲慘的，成了軍閥相互爭斗的犧牲品。作者通過講述他們的命運為我們揭示了農(nóng)民在還沒有為無產(chǎn)階級所領(lǐng)導(dǎo)的時候，就只能“走那條在兩千年中被尸首堆滿的，被鮮血浸紅的，為大家熟悉的古舊道路，這條路只能夠帶向毀滅”。作者通過寫土匪的生活表現(xiàn)了他對農(nóng)民命運的深刻思考。
二、“少年”與“成人”：雙重敘述視角下的土匪形象
這篇小說具有一定的自傳色彩，作者以少年時被土匪捉去當“肉票”的一段真實經(jīng)歷為基礎(chǔ)，通過主人公陶菊生的所見所聞，記錄了一支土匪隊伍的生活。
《長夜》中土匪身上的“匪性”與“人性”的獨特表現(xiàn)與敘述者所采取的敘述視角有關(guān)。作品看似是以第三人稱敘述，但通過對作品的深入探究，不難發(fā)現(xiàn)實質(zhì)上本書采取的是雙重敘述視角：一方面是陶菊生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少年的眼光看待他所置身于其中的土匪世界;而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在主人公以及所有人物身后，對這個土匪世界進行冷靜審視的大人視角。如果說前者是以少年的不經(jīng)世事對土匪世界有一種好奇、羨慕的認同，那么后者則是以正統(tǒng)文化對這個世界進行批判和譴責。這樣的雙重視角既造成了土匪形象的復(fù)雜性，又造成了文本意蘊的多重性。
陶菊生是個擁有浪漫氣質(zhì)和英雄情結(jié)的少年，這使他對土匪的生活有著天生的親近感。他被善良的土匪小頭目薛正禮收為義子，周圍的土匪也因他機靈大都喜歡他，菊生整天與土匪們混在一起，慢慢發(fā)現(xiàn)他們并非全是壞人，甚至，他漸漸喜歡上了土匪的生活。作品第十五章記錄下了菊生的心理變化：“陶菊生雖然還常常懷念父母，也常常擔心二哥的前途，但他和薛正禮們一群人卻發(fā)生了更深的感情，對土匪生活也因習慣而發(fā)生了若干興趣。他本是一個帶有浪漫氣質(zhì)的孩子，在小學讀書時代，他常在下課后站在說評書的前面，聚精會神地聽綠林英雄故事，連飯也不愿去吃，如今的綠林生活更發(fā)展了他的浪漫性格和英雄主義。他非常喜歡劉老義和趙獅子，因為他們豪爽、勇敢，槍法熟練。假使不是他的二哥過著凄慘的肉票生活而且時時有被殺害的危險，讓他永遠留在土匪中他也不會感到什么痛苦�！本丈谧髌返慕Y(jié)尾部分說出了自己對土匪的看法：“從前我以為當將的都是壞人，現(xiàn)在我才知道當將的差不多都是好人……你們都是被逼下水的，并不是天生的壞人……”少年視角下的土匪，許多人物的善惡面都是經(jīng)由菊生的眼睛反映出來的，菊生發(fā)現(xiàn)了他們?nèi)舾杀宦癫氐纳屏急拘浴?/p>
作者以成人的眼光敘述土匪時，則從客觀角度暴露了他們的兇殘“匪性”：例如土匪們攻打劉胡莊時，肆意濫殺無辜，像土匪中的一個“甩手子”連小孩都不放過，甚至還以自己一口氣殺了十幾人個為榮;土匪瓤子九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婦女，其余人在一旁圍觀起哄。作者針對諸如此類的事件做了詳細的敘述，雖以旁觀者的角度，沒有在作品中直接譴責他們的殘暴，但讀者在閱讀時自然會做出相應(yīng)的價值判斷，認識到土匪們兇殘的“匪性”�！按笕艘暯恰辈粌H只暴露土匪的“匪性”，當作者講述薛正禮一群人在薛莊過年休養(yǎng)生息時，對其間溫馨愉快的過年場景的描繪，定會使讀者為他們具有的“人性”動容。因為“大人視角”客觀審視的態(tài)度，為了還原土匪的真實面貌，作者交代了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在天災(zāi)踵至、官紳盤剝、軍閥混戰(zhàn)的河南西部，農(nóng)民在失去土地后或者逃荒或者餓死，年輕男人為尋生路便去“吃糧”當兵或者“下水”當土匪，并且那時的兵與匪并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當兵的一旦打了敗仗就可以變?yōu)橥练耍练艘坏┦艿秸邪簿统闪吮�，所以他們也就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無非是走投無路的老百姓被迫求生的道路而已。這實際上可以作為解釋《長夜》中土匪既有“匪性”又有“人性”的一個原因�？傊�，大人視角下的土匪，是作者在多年后回憶起那段土匪生活經(jīng)歷，以客觀、冷靜的敘述，表達了成年的自我對土匪的重新審視。
姚雪垠為什么會選擇雙重敘述視角呢?作者在《為重印〈長夜〉致讀者的一封信》說過這樣一段話：“在寫作的時候，為忠實于現(xiàn)實主義，我決定不將主人公陶菊生的覺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將貧雇農(nóng)出身的‘綠林豪杰’們的覺悟水平和行為準則拔高。我寫了幾個本質(zhì)上不壞的人，但他們有各自的弱點，而且有時殺人放火，強暴婦女。他們有可愛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們畢竟是土匪。我是從他們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生活中看出來他們?nèi)舾杀宦癫氐幕虮慌で纳屏急拘浴Ｌ热粑以趯懽鲿r故意將菊生和幾個主要人物的覺悟水平拔高，這部小說就變成另一種面貌。如果那樣寫，縱然能獲得某種成功，但是它將丟掉藝術(shù)的真實，也背離了歷史生活的真實。忠實地反映二十年代河南農(nóng)村生活的重要側(cè)面和生活在那樣歷史條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寫這部小說的中心目的�！�
從這段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以及對藝術(shù)真實的追求，“力求寫出我少年時代一段生活的本來面貌”，對廣大的讀者而言，由“我”直接講述“我”的故事和“我”眼中的土匪們會更加具有可信度和真實感。但是，作者為什么并不直接采取第一人稱來敘述呢?
作者曾說自己試圖寫一組小說――《黃昏》《長夜》《黎明》，來表現(xiàn)河南農(nóng)村近代以來的歷史變化，顯然，作者構(gòu)思的是一部宏偉的史詩級著作。但“由于《長夜》帶有自傳性質(zhì)，最容易寫，所以我先從《長夜》動筆。但是缺點也在自傳性質(zhì)上，局限了我，不曾寫出那個時代的較廣闊的社會生活”。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作者懷著寫“史詩”的雄心，逼迫自己選擇了第三人稱敘述。同時又為了不失掉藝術(shù)的真實，也不背離歷史生活的真實，作者則避免采用傳統(tǒng)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而是選用了“第三人稱限知視角”。這樣，當敘述廣闊的社會生活時，敘述人可以詳盡地展開描繪;而當敘述到土匪活動的具體的故事層面時，敘述人則會自覺轉(zhuǎn)入主人公陶菊生的個人視角，對土匪生活獲得有限的感知。雙重敘述視角的設(shè)置試圖最大限度上完成既是自傳又是史詩的愿望。
三、“視角”與“理念”：比較視域中《長夜》的土匪形象
《長夜》中的土匪形象與20世紀其他土匪題材小說中的土匪形象多有不同，與其他小說中單一負面性格的土匪形象相比，《長夜》中的土匪更為復(fù)雜，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更為真實。
《林海雪原》中寫出了許多為非作歹、兇殘狡詐的土匪形象，表現(xiàn)出十足的“匪性”：以匪首為例，《林海雪原》中的匪首座山雕，不僅兇狠殘暴，更是狡猾異常。當楊子榮打入威虎山時，他和自己手下的八大金剛對楊子榮進行輪番拷問，盡管楊子榮都沉著應(yīng)付，但還是沒有消除座山雕的戒心。此后，他又三番五次有意無意地試探楊子榮，并且還精心設(shè)計了一場假戰(zhàn)斗，暗中對楊子榮再次考察，顯示了他極深的城府，而作品中對其“人性”的展示卻無處尋覓。同樣是匪首，《長夜》中的李水沫就復(fù)雜得多，他十六歲下水做了土匪，二十五歲時受招安做了團長。這樣的角色轉(zhuǎn)換，使他既講義氣、對下寬容，又勇敢機智、臨危不懼。書中寫在他當團長期間，部下崔二蛋曾打算偷偷把自己的一連人拉出去重做土匪，面對部下的背叛，李水沫不僅沒有動怒，反而以自己的寬容感動了崔二蛋;還有一次，他帶領(lǐng)手下參加一場戰(zhàn)爭，夜間，他孤身前往前線視察敵情，不巧被敵人的一個哨兵發(fā)現(xiàn)，他臨危不懼，巧妙地化險為夷。這向我們展示了李水沫作為土匪首領(lǐng)所具備的一些優(yōu)良素質(zhì)，不禁讓人佩服。但這些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作者還用大篇筆墨講述了他想對幾十個婦女痛下殺手的殘暴，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冷酷的匪性，讓人厭惡至深。小說通過幾個小故事的對比敘述，使李水沫這個匪首形象豐滿起來。除了兩書中的匪首形象不同外，其余土匪形象的差異也很明顯�！读趾Ｑ┰防镒降袷窒碌摹鞍舜蠼饎偂�，雖是得力猛將，但書中對其卻是輕描淡寫，每次出場總是八個人一起，個人單獨站出來說話的機會很少，所以人物個性并不鮮明，有類型化的傾向;《長夜》中的土匪則各有各的特點，如魯莽好斗但又不乏調(diào)皮的趙獅子、殺人如殺雞但也有柔情一面的劉老義、自私保守卻顧念家庭的陳老五等。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不同敘述視角的差異造成的;二是作品創(chuàng)作理念的不同所致。
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莫言的《紅高粱》為例，先分析他們的敘述視角。這兩部作品都采取單一敘述視角�！读趾Ｑ┰冯m然采取的也是像《長夜》中的第三人稱敘述，但《長夜》是第三人稱限知視角，敘事時少年視角與大人視角構(gòu)成了雙重敘事模式;而《林海雪原》則將敘事任務(wù)統(tǒng)統(tǒng)交給了“我方”即解放軍一方，來敘述“敵方”，即土匪一方的所有行動。在這種敘述方式的制約下，必然是在“我方”的利益考慮之下，對“敵方”的行為做出一系列的價值判斷，帶有濃重的主觀色彩，不夠客觀。在“我方”與“敵方”的活動中，皆以“我方”為主，敘述時也只敘述“我方”的內(nèi)心活動，土匪一方則一直沉默，沒有任何心理活動的描寫;“我方”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義的，而土匪一方的任何活動都是邪惡的。作者以“我方”這個單一敘述視角塑造出的土匪形象是兇殘、邪惡、冷酷的，缺少“人性”，只有“匪性”的并不真實的土匪，這是單以“我方”作為敘述視角所導(dǎo)致的對土匪形象的遮蔽。
另一部小說《紅高粱》以第一人稱進行敘事，講述的是“土匪抗日”的傳奇故事。在講述“我爺爺”余占鰲等土匪們的故事時，敘述者雖然一再強調(diào)他們的土匪身份以及殺人搶掠的行徑，但是不像《長夜》中那樣，經(jīng)常不惜大筆墨寫土匪們燒殺搶擄的洗劫村莊的過程，而是很少透漏他們犯罪的“細節(jié)”，即使詳細敘述“我爺爺”殺死單扁郎父子奪其家產(chǎn)的過程，也是因為對方有錯在先，我爺爺?shù)男袨榍∈菓蛺簱P善的英雄之舉。作者以“我”的敘述，力圖在讀者心中將“我爺爺”塑造成一個“英雄土匪”，對他的“匪性”則淡化處理，相比《長夜》，土匪的真實性就大大減弱了，因此也造成了對土匪原貌的遮蔽。
無論是《林海雪原》中邪惡的土匪，還是《紅高粱》中具有民族正義感的土匪，都不能反映出土匪的真實面貌，作者在寫作時對敘述視角的選擇無疑會直接影響到作品中人物的具體形象。因此，造成《長夜》中土匪形象獨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重敘述視角的選擇。在“少年的我”眼中，土匪們既有兇殘、暴戾的一面，也有勇敢、仗義、善良的一面，這是少年時的“我”對他們的真切感;“成年的我”站在“少年的我”身后，客觀講述了因“少年的我”的視角的局限所不可能知道的土匪生活全貌，彌補了“少年的我”敘事的局限。兩個“我”交替協(xié)作，使作者最終能“忠實于現(xiàn)實主義”“反映生活原貌”，展示了一群血肉豐滿的真實的土匪。
第二點原因是作者創(chuàng)作理念的差異�！读趾Ｑ┰穭�(chuàng)作于“十七年”革命文學洪流中，作者為響應(yīng)時代號召，迎合黨的政策，宣傳英雄事跡，教育大眾人民，站在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上，所創(chuàng)作的英雄剿匪小說，自然也只能寫土匪的邪惡一面;《紅高粱》則是站在文化的角度，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作者莫言為了顛覆傳統(tǒng)文化中對土匪的固有認識，以非理性的敘述，超越現(xiàn)實主義，塑造了“我爺爺”這個土匪“英雄”;相比上述兩部作品，《長夜》與他們的創(chuàng)作理念均不相同，姚雪垠是站在“人性”的層面上創(chuàng)作土匪的。因為他在寫作中忠實于現(xiàn)實主義，他想要反映出土匪的原貌，由于土匪作為人不會只有單純的“匪性”，所以在塑造土匪時，他注重挖掘他們的復(fù)雜的“人性”特征，最終，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土匪形象的確與上述兩部作品中的土匪不同，這些土匪身上聚集了“匪性”與“人性”的雙重特征，是具有特殊價值的藝術(shù)典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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