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傳統(tǒng)文獻學的內(nèi)涵、范圍和體系諸問題

　　

【提要】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不能被籠統(tǒng)地說成“文獻”，而應是“文獻的文本”；現(xiàn)代文獻學與傳統(tǒng)文獻學名同實異，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名異實同；傳統(tǒng)文獻學實質上就是文獻整理利用學、文獻整理利用方法論。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體系應當圍繞“文獻文本整理與利用”這根主線，分為形體認知(包括文獻載體、文獻體裁、文獻體例)、內(nèi)容實證(包括�？薄⒈�?zhèn)�、輯�?、文理注譯(包括標點、注釋、翻譯)、檢索典藏(包括分類、編目、典藏)、二次編纂(包括匯纂其整體、類編其資料、抄撮其精語、選錄其華章、數(shù)字化網(wǎng)絡化)五個方面。

【關鍵詞】傳統(tǒng)文獻學 內(nèi)涵 范圍 體系

文史學科的文獻學(筆者稱之為“傳統(tǒng)文獻學”)名稱、內(nèi)涵、范圍、體系諸問題，到目前為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認識。①如其學科名稱即有文獻學、古文獻學、現(xiàn)代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文獻學、普通文獻學、綜合文獻學、大文獻學等，至于其分支學科和�？莆墨I學名稱更是眼花繚亂。究意是什么原因導致如此歧異呢?筆者以為根源在于：其一，對文獻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沒有確切的界定，缺乏相對固定而明確的學科坐標。其二，在界定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諸范疇時，忽略了“文獻學”脫胎于“校讎學”這一根本前提。其三，對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不分彼此，對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硬設壁壘。下面就這些問題稍作分析與論證。

一、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名同實異

無論稱之為文獻學、歷史文獻學，還是古文獻學、古典文獻學，我國文史學界所稱“文獻學”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獻為目的的一門傳統(tǒng)學問，過去稱為“校讎學”，“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雹凇氨嬲聦W術、考鏡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傳世文獻文本的完整、理解的準確是其終極目標，注重研究文獻文本價值與內(nèi)容的真實是其基本特征。故從目的論來講，傳統(tǒng)文獻學就是文獻整理利用學，就是文獻整理與利用的方法論。遍查現(xiàn)有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從漢唐劉向、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杜預、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等，到宋元明清的鄭樵、洪邁、王應麟、胡三省、胡應麟、閻若璩、胡渭、姚際恒、惠棟、戴震、紀昀、章學誠、王念孫、錢大昕等，歷史上所有被稱之為文獻學家的學者，其主要成就無一不在古文獻整理與利用范圍之內(nèi)。這是對文獻學即文獻整理利用學這一基本認識最簡單而直觀、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明。

①有關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混亂龐雜和改革的必要性，馮浩菲先生在其《試論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改革》(載《文史哲》2002年第1期)一文中有詳細論述，可參閱。

②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4頁。

由校讎學到文獻學，經(jīng)歷了一個必然而然的演變過程。校讎學發(fā)端于孔子整理六經(jīng)，西漢劉向父子受命校理國家圖書，開始了校讎學理論的探索；南宋文獻學家鄭樵《通志·校讎略》則是第一本系統(tǒng)闡述校讎學理論的專著，總結了�？薄⑥q偽、目錄、典藏等文獻整理基本環(huán)節(jié)的理論方法。但到明代胡應麟撰《經(jīng)籍會通》、清代章學誠撰《校讎通義》，已深感“校讎學”一名難以概括文獻整理的理論與實踐，刻意推廣其義。民國初年，梁啟超提出了“廣義史學——文獻學”的概念，視為治國學的兩大路徑之一。上世紀30年代撰成中國第一部文獻學專著的鄭鶴聲、鄭鶴春先生將傳統(tǒng)文獻學歸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日文獻學”。①這個“文獻”定義初看似與馬端臨所說有異，實際與馬氏定義并無二致，因為鄭氏在《例言》中先列出鄭玄注和馬端臨的“文獻”定義，聲明“本編亦采其誼”，然后詳解之曰：“典籍結集為文獻學上最重大之事業(yè)，故首及之；然結集而不施以審訂，則無以取精用宏，擇要而棄微，故審訂又次之；既審訂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則結集、審訂皆虛事，仍不能發(fā)揚其光輝，故講習又次之�！逼淙珪�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刻印六章結構是一幅典型的文獻整理程序圖。鄭氏又在自序和導言中極論西學東漸對本國文化、文獻之不利影響，痛心于所謂學人而不知本國文獻之要略，指出：“典籍者，思想之結晶、學術所由寄”，外邦文化侵略常以典籍為要，無論何國要以文獻保存、研討為根本。可見鄭氏所謂文獻學，目的就是倡導在外邦侵略面前要全力整理民族的傳統(tǒng)的文獻，借以傳承民族文化。張舜徽先生則先撰《廣校讎略》以推廣校讎學范圍，后著《中國文獻學》以括“校讎學”內(nèi)容、揚“文獻學”新名、推動古文獻整理。把劉向劉歆父子的校書、鄭玄的遍注群經(jīng)、甚至司馬遷整理群書而撰成《史記》都看作是整理古文獻的工作，指出我們今天要繼承過去校讎學家的經(jīng)驗與方法，對歷代保存下來和新發(fā)現(xiàn)的圖書資料“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之系統(tǒng)化、條理化、通俗化、明朗化，并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者提供方便、節(jié)省時間，“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程千帆、徐有富先生于上世紀90年代出版《校讎廣義》四卷本宏篇巨制，在其《敘錄》中歷數(shù)漢唐以來文獻學家有關校讎、目錄、校勘、版本諸學高論，指出：“治書之學，舊號校讎”，“歷祀最久，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但《校讎廣義》書名中一個“廣”字，足以昭示“校讎學”一名已不能適應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與實踐的發(fā)展需要，顯現(xiàn)出作者突破“校讎學”藩蘺的意圖，反襯出“文獻學”一名取代“校讎學”的合理性。故從古今文獻學研究的發(fā)展軌跡來審視，傳統(tǒng)文獻學原本就是廣義校讎學，或可謂之“廣校讎學”。其涵義與任務十分清楚，沒有任何含糊。張舜徽先生講得好：“‘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范圍。

①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例言》，上海書店1983年版，第1頁。

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nèi)容。”①

20世紀以來，伴隨著現(xiàn)代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的產(chǎn)生，有別于傳統(tǒng)文獻、傳統(tǒng)文獻學的圖書館學情報學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文獻”、“文獻學”概念開始流行，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界學者紛紛加入到文獻學研究行列，有關現(xiàn)代圖書情報文獻學論著大量涌現(xiàn)。特別是1983年制訂的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將“文獻”定義為“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1992年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92)，將”文獻學”列為從屬于一級學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的二級學科之后，一些學者由此而忽略了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應有區(qū)別，試圖將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揉合在一起，建立無所不包的大文獻學概念與體系，②以加強學科陣容與聲勢。研究傳統(tǒng)文獻學者也有意無意地混淆了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界限，不適當?shù)亟柚�現(xiàn)代文獻學的理論來豐富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獻學體系，從而使傳統(tǒng)文獻、傳統(tǒng)文獻學的定義與體系變得龐雜不定。

實際上，現(xiàn)代文獻學與傳統(tǒng)文獻學雖然有著許多共同之處，但區(qū)別也是明顯的�，F(xiàn)代文獻學，如同現(xiàn)代其他許多學科分類一樣，帶有濃厚的“舶來”色彩，附屬于圖書館學與情報學，其體系與理論多來自歐美同類學科目錄學(bibliography)和文獻學(documentation)，如“中圖法”就是在杜威十進分類法基礎上結合中國圖書特點制定的。而歐美這一學科，準確地說，應該叫做文獻工作，其主旨是收集、典藏、分類、檢索、傳播、利用圖書資料中的“有用知識”，并以最大限度地提供給讀者利用為終極目標，與圖書館工作緊密連在一起，完全是以圖書館為基點、以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以圖書檢索和利用為中心的一門應用性學科。歐美學者把它定義為：“一種實用意義的技藝�！薄拔墨I工作就是把最新知識的記錄收集起來，根據(jù)內(nèi)容加以分類，并以適應需要者要求的方式提供研究者與發(fā)明者�！雹酃试谖鞣�，“文獻工作”比“文獻學”的術語更為流行，應用范圍更為廣泛。目前則更多地用“情報學”來形容這一工作，如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更熱衷于使用“情報學”的概念，以致于美國文獻工作研究所更名為“美國情報學會”，《美國文獻工作》改稱《美國情報學學會雜志》。其學科體系則由現(xiàn)代文獻類型學、文獻計量學、文獻檢索學、文獻傳播學、文獻社會學、文獻信息學、文獻經(jīng)濟學等等組成。“在文獻和文獻工作實踐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了文獻學。文獻學是研究書刊、文獻運動的變化、發(fā)展規(guī)律，并運用規(guī)律指導文獻工作的一門科學�！雹苓@種概括表明了現(xiàn)代文獻學的基礎和特征。比較可知，現(xiàn)代文獻學注重文獻內(nèi)容的價值，意在開發(fā)利用；而傳統(tǒng)文獻學則注重文獻文本的價值及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意在整理與保存。

總之，傳統(tǒng)文獻學以文獻文本為研究對象，現(xiàn)代文獻學以文獻工作為研究對象；傳統(tǒng)文獻學以文獻文本的整理研究為目標，現(xiàn)代文獻學以文獻內(nèi)容的開發(fā)利用為目標；傳統(tǒng)文獻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宗旨，現(xiàn)代文獻學以開發(fā)、檢索文獻內(nèi)容為大眾服務為出發(fā)點。兩者區(qū)別頗大，不宜混為一談。

①上引張氏言論均見其《中國文獻學》第1章，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3—4頁。

②有關論述頗多，可參閱柯平《文獻學理論研究》之一、之二、之三，連載于《河南圖書館學刊》1995—1997年第1期，該文總結了文獻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區(qū)分了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不同，提出“大一統(tǒng)文獻學體系”的設想。有關大文獻學還可參閱于鳴鏑《試論大文獻學》、《再論大文獻學》，潘樹廣《大文獻學散論》，載《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0年第1、3、6期。潘樹廣《文獻學綱要》所云：“文獻學是以文獻和文獻工作為對象，研究文獻的產(chǎn)生、發(fā)展、整理、傳播、利用及其一般規(guī)律的學科”，是典型揉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定義。

③布拉德夫：《文獻工作》，轉引自謝灼華《關于國外文獻工作和文獻學研究的思考》，《圖書館》1994年第3期。

④謝元泰：《論現(xiàn)代圖書館文獻學研究范圍》，載《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第2期。

二、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名異實同

除了“傳統(tǒng)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異同外，目前“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的學科分類也造成了不應有的理論糾紛。在現(xiàn)行國家教育系統(tǒng)學科分類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分類中，“文獻學”作為二級學科被以不同名稱分屬于三個一級學科，它們分別是：歷史學一級學科下的“歷史文獻學”，中國漢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古典文獻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一級學科下的“文獻學”。這就導致一些學者將“歷史文獻學”理解為狹義的歷史學科文獻學，將“古典文獻學”理解為古典文學文獻學，并陸續(xù)撰寫了相關專科文獻學論著。又催生了諸如檔案文獻學、科技文獻學、教育文獻學、中醫(yī)文獻學、法律文獻學、經(jīng)濟文獻學等眾多專科文獻學。這兩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引發(fā)目前“文獻學”概念與名稱使用混亂的原因所在。但只要翻開這些�？莆墨I學論著，就可發(fā)現(xiàn)，它們在理論體系上如出一轍，無一能夠脫離版本、目錄、�？�、輯佚、辨?zhèn)巍�…這一傳統(tǒng)模式，與此前出版的“文獻學”、“古文獻學”論著并沒有什么不同。尤其是�？频摹皻v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幾乎沒有任何不同之處，無非是增加了一些該學科的文獻介紹，有的專科文獻學實際上就是�？莆墨I介紹。贊成區(qū)分古典文獻學與歷史文獻學等�？莆墨I學的學者也許認為，古典文獻學可以側重研究古典文學文獻，歷史文獻學側重研究古代歷史學科文獻。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實則不妥：其一，“文獻”與“文獻學”是兩個類屬不同的概念，故“文獻研究”與“文獻學研究”也是不同的，這正如“歷史研究”與“歷史學研究”不是一回事一樣。文獻學是有關文獻整理與研究方法論的學科，“古典文獻”研究者可以側重古典文獻的研究與整理，“歷史文獻”研究者可以側重歷史文獻研究，但兩者研究與整理的文獻學方法論是沒有什么不同的，故“文獻學”研究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分出彼此。其二，按照現(xiàn)代科學分類原理，一個學科必須有其獨特的體系，如果一部�？莆墨I學專著只是分門別類地介紹某種�？莆墨I，充其量只能叫做“要籍介紹”或“要籍解題”；如果各�？莆墨I學論著相互之間只有舉例的不同而沒有體系的區(qū)別，那它就不成其為�？浦�“學”。其三，中國古代文史不分，經(jīng)史結合，可以說沒有不包含“史”的文學作品，也沒有不包含“文”的史學論著，所謂文史各自的“側重”，是難以實現(xiàn)的。既然內(nèi)容一樣、體系無別，區(qū)分為各種�？莆墨I學又有什么意義呢?其四，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按照�？莆墨I學的思路來推論各學科分支，那么，在歷史學科之下，就可以產(chǎn)生文學史學、經(jīng)濟史學、科技史學、中醫(yī)史學、檔案史學等等，在語言文學之下就可產(chǎn)生經(jīng)濟文學、科技文學、中醫(yī)文學、檔案文學，等等。如此一來，豈非不勝其煩、永無寧日!

前輩學者所謂“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原本是沒有區(qū)別的。20世紀80年代以前產(chǎn)生的文獻學專著，都是以“文獻學”冠名，后來，張舜徽先生所說的“歷史文獻學”、吳楓先生所指的“古典文獻學”都是有別于現(xiàn)代文獻學的古文獻學、傳統(tǒng)文獻學，其“歷史文獻”、“古典文獻”是“歷代文獻”、“古代經(jīng)典”的意思，不是指歷史學學科文獻、古典文學學科文獻。黃永年先生在其《古籍整理概論》一書中指出：”歷史文獻學者，是研究歷史上的文獻而非當前的文獻之謂，和古典文獻學、文獻學應該是一回事�！秉S先生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也名為《古文獻學四講》①，他還專門撰寫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概念和文史分合問題》一文，反對用“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來代表文史兩科文獻學。②張舜徽先生在《與諸同志再論歷史文獻的整理工作》一文中提到：“‘歷史文獻’四字，自可理解為‘古代文獻’。”③曾貽芬、崔文印先生也認為：”歷史文獻，直白地說就是古代文獻。”④可見，老一輩文獻學家對文獻學的概念及其內(nèi)涵是很清楚的，他們反對將“文獻學”分為“歷史文獻學”和“古典文獻學”。因此，對于一些學者試圖分別建立與教育學科分類相適應的“古典文獻學”、“文學文獻學”與“歷史文獻學”等專科文獻學理論體系，我們有理由懷疑其科學性和必要性。

同樣道理，我們認為，國家教育系統(tǒng)的學科分類將“文獻學”分屬于不同的一級學科之下而冠以“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等名稱也是不太科學的，誤導了文獻學科的發(fā)展。如果“文獻學”要設二級學科的話，名稱應該是“古典文獻”、“歷史文獻”，或“古典文獻研究”、“歷史文獻研究”，正如歷史學一級學科下面設“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而不名之“中國歷史學”與“世界歷史學”一樣。如果從歷史過程與現(xiàn)狀來看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就應該在國家教育與科研系統(tǒng)的學科分類中將“文獻學”設為一級學科，其下再設傳統(tǒng)文獻學(或叫古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現(xiàn)代文獻學、圖書情報文獻學等二級學科，并將“文獻學”列為單獨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類別，那么一切混亂就會迎刃而消。

①黃永年：《古文獻學四講》，鷺江出版社2003年版。

②黃永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概念和文史分合問題》，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書社1982年版。

④曾貽芬、崔文�。骸吨袊鴼v史文獻學》，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三、傳統(tǒng)文獻學特有的研究對象、范圍、體系、性質

學科體系的確立與規(guī)范是學科成熟的標志，是現(xiàn)代科學發(fā)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紀30年代，鄭鶴聲、鄭鶴春先生所著《中國文獻學概要》以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刻印六章為類，顯示出二位學者緊扣“文獻”的思路特征；吳楓先生所著《中國古典文獻學》以文獻的源流與分類、文獻的類別與體式、四部書的構成與演變、類書叢書與輯佚書、文獻目錄與解題、版本�？迸c辨?zhèn)�、文獻的收藏與閱讀等七大類為結構，體現(xiàn)出吳氏新的設想；特別是張舜徽先生所著《中國文獻學》第一次正面論述“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內(nèi)容包括文獻學的范圍與任務、文獻的版本�？蹦夸洝⑶叭苏�理文獻的具體工作與成果、整理文獻的目的與任務等，昭示了張氏著重“整理”的文獻學理論思路，從而使文獻學理論體系趨向完整和成熟。這可以說是文獻學理論體系建構的第一階段，其特點是緊緊圍繞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文獻整理”來構筑體系。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獻學理論體系建設出現(xiàn)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文獻學從最初的版本、目錄、�？比�大內(nèi)容發(fā)展到今天，已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無一雷同的體系，發(fā)展到十幾門乃至幾十門分支學科，而且相關教科書往往是十幾章、幾十章不分層次地混編在一起，還大有無限擴展的態(tài)勢，如少數(shù)學者提出來的大文獻學體系就多達三級學科，第三級學科在三十門以上，如果就這種體系寫成專著，至少要有六級標題方可包容。①科學告訴我們，一門學科如果沒有自己特定的理論坐標而任意擴大，大到無所不包，最終它將失去作為一門學科的基礎，而成為大而無當、空而無用的東西，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如果沒有層次結構，它將不可能樹立起理論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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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導致傳統(tǒng)“文獻學”至今沒有一個確定的體系而致人言人殊呢?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對文獻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性質存在模糊認識!提起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文獻學界同仁可能會異口同聲地說，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很明確，就是“文獻”。實際上，這是不確切的。因為，“文獻”至少有學術思想內(nèi)容、有文本文字內(nèi)容兩大構成，雖然兩者有時是難以截然分開的，有時卻是很不一樣的，以《春秋》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義與所包含的學術思想內(nèi)容存在著較大的距離，故數(shù)千年來人們都在通過其文本文字內(nèi)容來尋求其學術思想的“微言大義”�？梢赃@么說，一種“文獻”的學術思想內(nèi)容是不變的，其文本的形式與文字內(nèi)容則是有差異的，即使當今光電時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圖書，都可能因個別字詞改變而致文本有差異，更遑論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別了，而這些差異可能影響其學術思想內(nèi)容的理解。故對“文獻”的學術思想內(nèi)容與文本文字內(nèi)容，不宜一概而論，“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也就不宜籠統(tǒng)地說成“文獻”。只要我們回溯一番歷代文獻學家的研究歷程與研究內(nèi)容，不難發(fā)現(xiàn)，“文獻學”實際研究的僅僅是“文獻的文本”，我們平日所津津樂道的版本、目錄、校勘、辨?zhèn)巍⑤嬝�等，涉及的僅僅是文獻文本的形式與文字內(nèi)容，目的則是保證“文獻”不同版本間文本的完整性、準確性、普及性，以便于文史哲等各學科致力于挖掘與研究“文獻”的學術思想內(nèi)容。其次，對文獻學的學科性質，一些學者惑于現(xiàn)代學科建設與理論思維的套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文獻學等同于現(xiàn)代如雨后春筍般的學科群體，總希望找出文獻學獨特的思辨理論，以求擴大文獻學的發(fā)展空間，獲得社會特別是學術界更高的認同。筆者以為這同樣是不實際的，因為歷代文獻學家對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歷程告訴我們：文獻學所涉版本、目錄、�？�、辨?zhèn)�、輯佚、典藏等，都是一種工作、一種工作程序、一種工作方法，文獻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不存在脫離實際應用的抽象思辨與理論。因此，文獻學是一門以文獻文本為研究對象，志在研究傳統(tǒng)文獻各種文本的整理、保存、檢索利用的規(guī)律與方法的應用性學科。

確定了“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文本”這個主題和應用學科的定性，其理論體系便不難構建，與其他以“文獻”學術思想內(nèi)容為研究范圍的學科諸如哲學、史學、文學等的界限便不難區(qū)別，所謂史學文獻學和文學文獻學等�？莆墨I學的區(qū)分設想便不攻自破，從而更容易為人所接受、所理解。如果我們運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邏輯方法，對文獻學家整理研究文獻文本“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歷程進行一番透視的話，就會看到，文獻學家平日所津津樂道的版本、目錄、�？薄⑤嬝�、辨?zhèn)巍⒖甲C、標點、翻譯、訓詁、典藏等有關文獻學研究的科目與內(nèi)容，在“文獻的文本”研究與整理這根主線上，似珠串線、如瓜系藤，各歸其所，而不再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將其稍加梳理，便可從性質上將傳統(tǒng)文獻學研究內(nèi)容歸納為五個方面、五大板塊。

①于鳴鏑在《試論大文獻學》(載《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所提“大文獻學”包括文獻生產(chǎn)學、文獻流通學、文獻整序學、文獻利用學、圖書館學五大二級學科，每一級又包括若干分支學科，如文獻生產(chǎn)學包括編輯學、出版學、印刷學、版本學、裝幀學、圖書學、期刊學、檔案學等。

第一，是對傳統(tǒng)文獻文本的形體認知。以“文獻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文獻文本的外部形態(tài)：它的載體是紙質的、縑帛的，還是金石的、甲骨的；它的版式是豎排的還是橫排的，每頁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等；還有它的內(nèi)部結構，如體裁是詩集、史傳，還是文集、筆記，是著作還是輯錄等。文獻的形體關系到它的保存時間是否久遠、它的內(nèi)容是否真實完整權威等，從而影響到整理與利用的方法、效果等問題，故文獻的形體是傳統(tǒng)文獻學首先應該注意認識的。傳統(tǒng)文獻的形體至少有兩點研究內(nèi)容，一是它的形狀，即外部結構——載體與版本；二是它的體例，即內(nèi)部結構——體裁與義例。有關文獻的形狀，需要說明的是傳統(tǒng)文獻學的前身校讎學、目錄學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獻形狀的一部分——版本問題，現(xiàn)代學者注意到了文獻載體、體裁也是必須研究的內(nèi)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讎廣義》指出：“版本學是研究書的物質形態(tài)的科學”，①將文獻載體納入版本學范疇論述，同時在“�？本帯敝袑ⅰ鞍姹緦W”作為�？北貍涞幕�礎知識來論述，發(fā)展了版本學的傳統(tǒng)內(nèi)容，這是非�？茖W的見解；又如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注意到了文獻的體裁問題，指出了著作、編述、抄纂三者的區(qū)別�？傊�，過去我們泛泛而談的版本、載體、著述類別等問題，其實質都是關于文獻的形體認知。

第二，是對傳統(tǒng)文獻文本的內(nèi)容實證。提起文獻“內(nèi)容”，人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獻所記載的人物、事件、地點、時間等內(nèi)容。實際上，任何文獻的內(nèi)容，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它的文字義理，文獻中的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話，它表達的是什么音聲、什么含義，這些文字及其音聲與含義是否正確、是否真實，這是文獻學家著力想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它的學術思想義理，即它所記載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思想等及其意義與價值，這些是歷史、哲學、文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科學家各自根據(jù)不同需要、從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問題。故文獻學家對文獻文本內(nèi)容的實證，與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對文獻學術內(nèi)容的研究，是既關聯(lián)又不相同的。

文獻學家審察了文獻文本的載體材料、裝幀形式、著述體式、版本等外在形態(tài)后，接下來便要考察其文本內(nèi)容的可靠性，即通過�？�、辨?zhèn)�、輯佚、專題考證等方式來證實流傳數(shù)千年的文獻文本內(nèi)容是否正確、真實、完整，以避免訛謬擴散、誤導后學。這是文獻資料真正價值所系的關鍵，是文獻學研究的重點所在。因為，古文獻的各種文本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文字訛、脫、衍、增等情況，從而導致語句內(nèi)容的混亂、誤解，這就需要通過不同版本進行�？�，以考證其正確性；由于名利所使或客觀原因而導致偽托著作的出現(xiàn)，或對文獻的蓄意增刪與竄改，古文獻常常會因此而失去原貌，這就需要文獻學家進行辨?zhèn)魏驼鐒e工作，以檢驗其真實性；由于古代客觀條件限制，文獻在流傳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散佚，這就需要文獻學家進行輯佚，以提高其完整性；故傳統(tǒng)所稱�？薄⒈�?zhèn)�、輯佚等科目雖然有難易之別、方法之異，實質都是對文獻文本內(nèi)容的真實性、完整性、正確性給予實證，都是傳統(tǒng)文獻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體現(xiàn)。

①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第一章，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9頁。

第三，就是對傳統(tǒng)文獻文本的文字進行標點、注釋與翻譯，以便讓人們更容易明白其文理，從而準確理解其學術思想內(nèi)涵。古文獻流傳下來，即使文本可靠、內(nèi)容真實，但時代的久遠可能會令后人不解其中味，這就需要文獻學家對其文字義理進行標點、注釋和翻譯工作，以保證古文獻能夠明白易懂地、準確無誤地被后人所閱讀、所理解，避免發(fā)生今天已經(jīng)發(fā)生的不認識、不理解遠古流傳下來的圖畫符號與甲骨文字及其義理的現(xiàn)象。古文獻的“標點”與“今譯”等并不是當代古籍整理工作者的發(fā)明，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給古籍斷句和今譯。最晚從孔子時代開始，先賢就已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只不過沒有像今天這樣稱之為“標點”、“翻譯”而已�？鬃诱�理六經(jīng)，首先是讀懂古人傳下來的文獻資料，“句讀”(即斷句，標點的實質就是斷句)是其必經(jīng)程序；然后便是將古人估屈聱牙的文字用當時人們能夠讀懂的語言翻譯過來，《春秋》、《左傳》等史書，之所以比《尚書》易懂，其中凝聚了作者一番“今譯”的苦功。劉向、劉歆遍校群書，同樣作了“句讀”的工作，司馬遷所撰《史記》與其說是著作，不如說是整理與譯述古文獻資料，如他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將《尚書·堯典》的“克明峻德”改為“能明馴德”、“欽若昊天”改為“敬順昊天”、“庶績咸熙”改為“眾功皆興”等，所以張舜徽先生說這“是他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①宋李昉的《太平御覽》、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文獻匯纂之作，都包含了對古文獻進行考證、斷句、今譯等工作。切不可認為只有今天的古籍整理才有標點、翻譯等工作。

第四，就是對傳統(tǒng)文獻文本的檢索與典藏方法的探討。文獻學家研究整理文獻，在保證文獻的文本可靠、內(nèi)容真實、文理易懂的前提下，還要思考如何科學地保存它、快速地檢索和利用它，因為整理古文獻的終極目標是要讓它更長遠地流傳下去、更廣泛地傳播開來。而檢索、典藏首先有賴于對文獻的分類與編目，故中國自古就積累了豐富的文獻分類、編目與典藏的知識與方法，并將這些方法記載了下來。蔣伯潛指出：“�？奔犬叄�進而分類編次，便是目錄學的任務�！雹诂F(xiàn)在所知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古籍整理——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元前26年)劉向等人校理群書工作，程序正是這樣：在每一書校理完畢后，則由校理者撰寫一篇“敘錄”，“條其篇目，撮其指意”，最后將這些“敘錄”集成總目，名為《別錄》。可見，中國最早的文獻分類與編目，正是文獻整理研究的必然結果。故將文獻的分類編目作為校讎學、文獻學的一個必然階段，是符合傳統(tǒng)文獻學發(fā)展實際的，也表明了校讎學家、文獻學家們不把目錄學作為獨立學科的道理所在。

校理完畢，目錄齊備，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分門別類加以典藏。在古文獻的整理研究流程中，典藏與分類編目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只是就整體流程而言，并不排除古文獻的分類編目與典藏各自的獨立性。上世紀30年代，鄭鶴聲、鄭鶴春先生撰《中國文獻學概要》時即設“私家藏書”一章，詳細論述了歷代藏書家及其藏書理論，后來由于篇幅太長而另為《中國地方藏書小史》一書。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校讎廣義》將“典藏”專列一編，與目錄、版本、�？辈⒘�為古文獻學的四大板塊，是非常符合傳統(tǒng)文獻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

①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前言》，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

②蔣伯潛：《校讎目錄學纂要》第八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頁。

第五，就是對傳統(tǒng)文獻文本進行二次整理編纂、以求推陳出新的方法途徑的研究。所謂整理編纂、推陳出新，就是不改變原文獻的字詞句，只是通過摘錄文句、抄撮篇章、匯編同類等方式改變原文獻的結構形態(tài)、表現(xiàn)樣式，以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文獻形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些文獻學論著并沒有全面介紹經(jīng)史子書，卻辟專章介紹叢書與類書、總集與別集，①這是為什么呢?實際上，這是因為叢書與類書、總集與別集正是歷代文獻學家整理、編纂古文獻從而推陳出新的結晶，是古文獻的二次編纂與改造，與經(jīng)、史、子、集四部中的多數(shù)原創(chuàng)文獻是不一樣的，因而需要作專門介紹與研究。鄭鶴聲、鄭鶴春先生《中國文獻學概要》設“編纂”一章專論歷代文獻學家對古文獻的整理編纂、推陳出新，張舜徽先生《中國文獻學》更用“寫作的類輯”、“輯叢書”兩章篇幅專論歷代文獻學家整理編纂古文獻為類書、叢書的成績與方法。二鄭、張氏等三位學者從整理編纂古文獻從而推陳出新的角度來看待傳世文獻中的叢書與類書、總集與別集，是符合古文獻與傳統(tǒng)文獻學發(fā)展歷程的。正如一個民族的思想理論是在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不斷詮釋的過程中得到創(chuàng)造、升華一樣，中國浩如煙海的古文獻相當一部分也來自對原文獻進行二次改編、整理，從而推陳出新的工作。對古文獻的整理、改編是歷代文獻學家都十分注重的研究課題，從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受命校理國家圖書開始，重新整理編纂古文獻就是其既定方針，此后，歷代文獻學家通過對古文獻的改編再造，在古文獻的推陳出新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就是對《資治通鑒》進行改造的杰作，即使《資治通鑒》也是對此前文獻資料特別是對正史進行綜合改編、推陳出新的產(chǎn)物；唐杜佑《通典》、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制度史籍同樣也是對古文獻進行二次匯纂而成的優(yōu)秀作品；歷代類書，如宋代的《太平御覽》、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圖書集成》、當今的《中華大典》，更是對古文獻進行二次加工、匯纂而成的巨大成果。

綜觀歷代文獻學家對古文獻的二次整理、改造、編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匯纂其整體(如匯編叢書)、類編其資料(如類編類書)、抄撮其精語(如節(jié)抄、雜抄而成的紀事本末體文獻等)、選錄其華章(如選編《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四個方面。而在當今光電信息科技時代，電子化、網(wǎng)絡化不失為傳統(tǒng)文獻改編、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徑，是傳統(tǒng)文獻學研究不可忽視的一面。當代的傳統(tǒng)文獻學研究自然不能漠視這一財富，應對這方面的方法論進行總結和歸納，予以傳承和發(fā)揚。

①如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杜澤遜：《文獻學概要》、曾貽芬、崔文�。骸吨袊鴼v史文獻學》、張大可、俞樟華：《中國文獻學》等論著中，都設專章論述叢書與類書或總集與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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