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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王褒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在南北文風融合過程中的貢獻

時間:2024-06-24 12:15:18 文學畢業(yè)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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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王褒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在南北文風融合過程中的貢獻

  論文摘要:歷來學界對于庾信的關注甚多,而對同樣“牢籠于一代”的王褒論及較少。王褒的文學成就雖略遜于庾信,但他作為瑯邪王氏的后代在北周的影響力卻是超過庾信的,他在推動南北文學交融與發(fā)展的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王褒詩文風格在人北前后頗有不同,人北后的作品無不充滿了羈旅之恨和鄉(xiāng)關之思,呈現(xiàn)出雅健多悲的總體特征。
  論文關鍵詞:王褒;南北文風;交融;鄉(xiāng)關之思
  東晉南朝在文學方面獲得了較大的發(fā)展,而十六國北朝自“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直到孝文帝時始重文學,“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北朝所慕“新風”即指南朝文學風尚。在這一文風傳輸過程中,最直接的傳播載體就是由南人北的文人,而對南北文學交融與發(fā)展推動和影響最大的當推“牢籠于一代”的名家庾信和王褒。作為中古時期影響最大、代表性最強的文化世族瑯邪王氏之后代,王褒的文學成就雖然略遜于庾信,但他在北周的影響力卻是超過庾信的。因而剖析和探討王褒的詩歌創(chuàng)作及其在南北文風融合過程中的貢獻顯然是大有必要的。
  一、“牢籠于一代”:王褒與南北文風的交融
  據(jù)《北史》卷八三《文苑·王褒傳》記載,王褒字子淵,瑯邪臨沂人,生卒年不詳。受家學的影響和熏陶,王褒自幼富有文才,“七歲能屬文”。他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后襲爵南昌縣侯,歷位宣城王文學等職。侯景之亂后,梁元帝蕭繹嗣位于江陵,王褒乃舉家西上,因與元帝有舊情,深受寵遇。王褒既在太子蕭綱屬下任過職,又為元帝蕭繹所器重。蕭綱和蕭繹都倡導宮體詩,王褒自然深受宮體詩風的影響。在梁朝時,王褒就以文采富贍而享有盛譽,《北史·文苑·王褒傳》稱“褒既名家,文學優(yōu)贍,當時成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上в捎趹(zhàn)亂等原因,王褒梁時所作,保存下來的甚少,有明確記載者為《燕歌行》,這是一首七言歌行體的邊塞詩,創(chuàng)作后即產(chǎn)生很大影響。
  《周書》卷四一《王褒傳》云:“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并和之,而競為凄切之詞。”王褒運用了在寫宮體詩的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手段和技巧來處理邊塞題材,將邊塞生活同閨中相思相結合,較為成功地刻劃了一個丈夫從戎,獨守空房的思婦復雜、細微的心理狀況,其中對“孀閨淚盡”的婦女心態(tài)的描摹充分顯現(xiàn)了南方文學的藝術技巧?傮w看來,這首詩風格流轉綺靡,特別講究對仗和用典,音調流暢婉轉,深具南方文學的寫作技巧和審美情趣。
  作為梁代重臣的王褒乃是因為都城江陵被西魏攻破而俘虜至北朝。《周書·王褒傳》載,王褒等人到了長安之后,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的歡迎,后者甚至自稱為王氏之甥,要王褒、王克等人“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xiāng)介意”。北周地處關中這個文化上落后的地區(qū),在攻克江陵以前,還沒有值得一提的作家,詩賦的創(chuàng)作也處于一片沉寂之中。
  當王褒等人來到北周,自然以文化上的優(yōu)勢受到尊崇,特別是在周明帝宇文毓和周武帝宇文邕執(zhí)政期間!侗笔·文苑·王褒傳》載“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周書》卷四-(蕭攝傳》云:“及援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掇與唐謹、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周武帝作《象經(jīng)》,也指定由王褒為之作注。王褒引據(jù)該洽,甚見稱賞。尤其是“建德以后,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這實際上等于把王褒的文風奉為典范。
  王褒入北后,將南詩的風格也自然帶到了北方,如其入北后所作《高句麗》詩:“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碗港港,垂手奉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首句化用詩句“風蕭蕭兮易水寒”,造成一種雄渾悲壯的氣氛,但轉而卻于“燕趙”寫其“佳人自多”。不僅如此,王褒還描繪了佳人輕盈的舞姿:“垂手奉袖婆娑”,南朝宮廷詩風的痕跡顯然較為顯明。全詩通篇采用雙聲疊韻字,音節(jié)婉轉,表現(xiàn)出純熟的寫作技巧。這種南朝的詩風以及高超的寫作技藝令文學創(chuàng)作頗為貧乏的北周王公貴族及文士耳目一新并欣然接受和學習,從而引發(fā)了學習模仿南方文學的風氣,使得北周的文學形勢為之一變。
  《周書》卷四一史論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云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fā),咸筑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于遺韻,眩睛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所云“世宗雅詞云委”是指周明帝宇文毓!吨軙肪硭摹睹鞯奂o》稱其“善屬文,詞采溫麗”,所謂“溫麗”即指其詩文具有南朝風格。周明帝詩歌現(xiàn)存三首,其中就有《和王褒詠摘花詩》,詩云:“玉梳承花落,花落梳中芳。酒浮花不沒,花含酒更香。”無論從題材還是情調上,完全是一派南歌風味,顯然是模仿和學習王褒詩作的結果。除了周明帝外,王褒還與趙王宇文招有相互唱和之作,趙王詩已不存,王褒詩現(xiàn)存有《奉和趙王途中五韻詩》、《奉和趙王隱士詩》兩首,前一首為軍旅之作,后一首乃吟詠隱士之詩,但都具有流轉纖柔的韻味,未脫南詩風氣。雖然趙王此詩已不存,但從王褒和作中,我們不難推測出對王褒、庾信極為推崇的趙王所寫詩什之內容以及它的藝術風格。一言以概之,王褒游宴賦詩以及同北周鮮卑貴族贈和酬唱的過程,其實也就是鮮卑貴族接受并學習南方漢文化的過程。
  與此同時,因為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以及亡國寄居的生活經(jīng)歷所導致內在思想感情的變化,使得王褒入北后對現(xiàn)實的感受較深,詩風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如《渡河北》:“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這首詩與柔媚艷麗的南朝宮體詩迥然不同,既有蒼茫雄闊之美,又有沉郁悲涼之致,十分典型地表現(xiàn)了王褒詩風的轉變。鄭振鐸先生在論及王褒、庾信人北后的創(chuàng)作時說:“這二人所作,原是齊、梁的正體,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風卻俱大變了。由浮艷變到沉郁,由虛夸變到深刻,由泛泛的駢語,變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齊梁體中,達到了一個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樣的又深摯又美艷的作風,是六朝所絕罕見的。”可見,鄭振鐸先生對王褒、庾信二人人北后所創(chuàng)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剛健風格的詩歌予以了高度的評價。同時,這些詩作所體現(xiàn)出的純熟的寫作技巧又得益于南朝時的積累。因此,這些作品正是南北文風交融的產(chǎn)物。
  二“鄉(xiāng)關之思”:王褒的詩文創(chuàng)作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輯錄王褒詩作48首。在這些現(xiàn)存詩作中有大量的贈和之作,而且絕大多數(shù)贈和的對象或為南方故友或同為被迫由南入北的文士,在這些作品中都寄寓著濃厚的鄉(xiāng)關之思,這與《周書》的記載并不相符。據(jù)《周書·王褒傳》記載,王褒等數(shù)十人被俘至長安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羈旅焉”。根據(jù)《通典·職官二十一》所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等均屬九命,官職看似極高,實際上都是些空頭銜,這從史傳的其他記載中即可見出。如《周書》卷三o《于翼傳》記載,周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yè)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據(jù)、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于翼對此向明帝建議:“蕭掇,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尊爵之義。”又《周書》卷四七《藝術·姚僧垣傳》載,執(zhí)掌軍國大權的宇文憲對名醫(yī)姚僧垣的兒子姚最說:“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由此來看,在注重實用的北周,這些由南入北之文士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到一定歧視的。尤其是在人北初期,宇文泰雖然對他們敬禮有加,但并不賞識他們。周明帝即位后,因其篤好文學而對才名最高的王褒、庾信“特加親待”,但也是把他們作為“有藝業(yè)者”,作為“賦詩談論”的文學弄臣,作為宮廷的一種文化裝點,在政治上并不加以委任。直到周武帝時期,這些入北文士才“咸居祿位”。王褒也是在周武帝保定中才授予屬正五命的內史中大夫,此時他已人北十年。而上舉宇文憲所言是在周武帝天和中,說明這時候北周當權者還有對王褒等人北文士采取輕視的態(tài)度。王褒在政治上真正被北周統(tǒng)治者所重視是在建德以后,“頗參朝議”。因而出身于名門大族、曾為梁朝重臣的王褒在北周的境遇和在南朝時實在無法相比,所以他人北后常有一種失落、感傷、悲涼的情緒,這與《周書》所言“忘其羈旅”是完全不相符的。相反地,其詩作中往往流露出濃郁的“鄉(xiāng)關之思”。

  王褒深深地懷念江南故國,這種鄉(xiāng)關之思只有對南方故友或是對“同是天涯淪落人”,與自已一同俘虜至北的文人才能慨而發(fā)之,所以在與友人的贈和之作中王褒大都展露了人北后內心真實的思想與情懷。如《贈周處士詩》有云,“猶持漢使節(jié),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彈。
  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他向江南故人周弘讓傾訴了自己身在北國但心卻向江南故國的情懷,以及羈旅異鄉(xiāng)的憂懼和南歸無望的感傷;在給同他一起入北的殷不害的和詩《和殷廷尉歲暮詩》中,王褒有云,“歲晚悲窮律,他鄉(xiāng)念索居。寂寞灰心盡,摧殘生意余”,述說了客居他鄉(xiāng)心境的枯寂索寞;在《送別裴儀同濤》中,他向同是羈旅客鄉(xiāng)即將出發(fā)戍邊的故人裴氏袒露了濃濃的鄉(xiāng)情:“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在給得以南歸的王都官的贈別詩《別王都官詩》中,王褒將南歸無望的自己稱為“流客”、“離群”,一想到這次送別后,便是“河橋兩堤絕”、“山川遙不見”,心中便無限凄楚。王褒在為客死異鄉(xiāng)的故友所撰寫的悼詩中,將這種痛切的感情表現(xiàn)得更為鮮明。如《送觀寧侯葬詩》和《送劉中書葬詩》,觀寧侯乃蕭永,劉中書乃劉瑤,二人也都是被迫由南入北者。王褒以梁時舊職稱之,其中可謂大有深意。這些由南人北之文士具有“疇昔同羈旅,辛苦涉涼喧”的共同命運以及“觀風方聽樂,垂淚遽傷魂”的共同情感,他們的客死異鄉(xiāng)使得王褒自然聯(lián)想到自己的將來,不可遏制地在悼詩中表達了“兔死狐悲”的凄寂傷感之情。
  在《送觀寧侯葬詩》結尾,王褒有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歌童行自喧。眷言千載后,誰將游九原”,將那種茫然無所歸宿的心情展露無遺,其中更以歌童的嬉鬧反襯己之孤獨、落寞。這一情感在《送劉中書葬詩》中表現(xiàn)的更為濃烈,特別是“書生空托夢,久客每思鄉(xiāng)”兩句,用溫序死而思歸的典故,借劉瑤而自傷,表達了強烈的思歸之情。但北周的留而不遣讓王褒南歸的希望徹底破滅,“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跡,何處驗龜長”,想到多年后連墓前的碑上銘刻的文字都漶滅了,自己也將成為異鄉(xiāng)的孤冢野鬼,心中之痛徹自不待言。因而王褒人北之后,詩中所飽含的沉郁、悲涼的氣質,實有著濃烈的鄉(xiāng)關之思的影響。故明人張溥在《王司空集題辭》中云:“蓋(褒)外縻周爵,而情切土風,流離寄嘆,亦徐孝穆之報尹義尚,庾子山之哀江南也。”
  王褒詩作中還有一些詠物詩和山水景物詩,其中他人北后所作的詠物詩與以工細著稱的齊梁詠物詩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清代王夫之曾評論齊梁詠物詩的通病是單純寫物,他認為直到盛唐以后才有即物達情之作。實際上王褒的《詠雁詩》已是一典型的即物達情之作。詩人借詠雁表現(xiàn)流寓異土的自己對故鄉(xiāng)的思念之情。尤其是最后六句“河長猶可涉,海闊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疏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全部采用比體,以大雁不畏路途遙遠、風霜險阻都要飛歸園池來比擬自己急切的思鄉(xiāng)之情:若真的可以回歸,哪怕歸途有千難萬險也要回到故鄉(xiāng)。王褒入北之后所創(chuàng)作的山水景物詩同樣具有一種蕭瑟幽僻的氣象,如《人關故人別詩》:“百年余古樹,千里暗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百年古樹、千里黃塵組成的意象已令人產(chǎn)生凄涼的感覺,而“余”字和“暗”字更帶有很深的感情色彩,暗示了故人離去,北國彌空,徒留我在,心中無比孤寂、暗淡的情懷。同樣《始發(fā)宿亭詩》也通過“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的意象,從“落”、“殘”“沒”、“低”等帶有暗淡情緒的詞語中,形象地反映出詩人離別親人之苦,前途遼遠之憂等愁緒悵恨。總體來說,這些詩作鮮明地體現(xiàn)出“體物情深,工于鑄意”的特點,亦透露出濃郁的鄉(xiāng)關之思。
  除了詩歌之外,嚴可均《全后周文》卷七還輯錄王褒文二十六篇,其中《與周弘讓書》最為有名!吨軙·王褒傳云,“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這封書信同樣充滿了羈旅之恨和鄉(xiāng)關之思,表達了王褒悲痛失望的感情。尤其是最后一段文字,其深沉哀痛動人心扉: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xiāng)。白云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此處,王褒巧妙地化用潘岳《西征賦》和王粲《七衷詩》中的詩句典故,用“河陽”、“鞏縣”、“霸陵”、“長安”四個地名借以表現(xiàn)自己難以掩抑的悵思故鄉(xiāng)的悲哀情緒,以及在人北途中所見到的觸目驚心的離亂景象。他歸南的希望因周武帝的“留而不遣”徹底破滅。在絕望之時,王褒唯有希望自己的鬼魂能夠返歸故里,“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xiāng)”,喁喁哀鳴令人愴然。加上緊湊的四言句式使全文具有較強的節(jié)奏感和音樂性,更加反襯出王褒內心的痛苦!杜c周弘讓書》既是王褒內心真實情感的流露,也代表了那些被迫人北文士的共同心聲。
  概而言之,入北后的王褒詩文中無不充滿了相關之思,而在融通南北文學的過程中,他又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影響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詩歌汲取了南朝文學聲律、詞藻等技巧,又接受了北朝文學渾灝勁健之風,為之后新詩風的形成作了必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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