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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弗萊德·韋伯和他的文化社會學

時間:2023-03-18 13:22:15 文化畢業(yè)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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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弗萊德·韋伯和他的文化社會學

   海德堡是德國的一個文化名城,雖不大,卻別有韻味,老橋映照在內卡河(Neckar)中,和古堡相映成趣,讓人留連忘返。海德堡又是一個大學城,據(jù)說城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學生大學和城市渾然一體,根本無法計較大學的邊界,就象無法確證徜徉在城市每個角落的人群的學生身份一樣。
  在一個雨雪份飛的季節(jié)里,我有幸來到海德堡訪學。此時的風景還未來得及從冬天的懷抱里脫身出來,叫人有些遺憾。于我,遺憾卻意外地得到了大補償,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海德堡的舊書店把我引向了一度飲譽德意志學界的所謂"海德堡精神",并讓我認識了阿爾弗萊德·韋伯(Alfred Weber)和他的文化學。
  說起韋伯,人們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馬克斯·韋伯(MaxWeber),對于阿爾弗萊德·韋伯,國內學界知之甚少,在德國本土,這也是一個曾經(jīng)被深深遺忘了的名字。其實,他們二人本是同胞兄弟,從學術思想來看,阿爾弗萊德雖說不在馬克斯之上,但也決不在他之下,起碼也該打個平手?墒牵瑲v史的巨浪在淘沙的過程中,卻把這位思想家一同裹挾而去,險些無影無蹤。好在本世紀末有了文化考古的,才不至于讓阿爾弗萊德·韋伯的名字從思想史上銷聲匿跡。  
  阿爾弗萊德·韋伯,生于1968年7月30日,1958年以90歲高齡去世,中間經(jīng)歷了德國歷史的輝煌,也目睹了德國民族的悲劇和德國社會的雙重轉型。青年時期在柏林大學先歷史,后轉向法學和國民學,導師是德國國民經(jīng)濟學歷史學派領袖施穆勒(Gustav Schmoeller),1899年獲得博士學位,曾分別在柏林大學、布拉格大學教授國民經(jīng)濟學和學。
  1907年,對于阿爾弗萊德·韋伯,是個關鍵的年頭。是年,他應聘來到海德堡大學擔任國民經(jīng)濟學與社會學教授,從此他的名字和海德堡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的海德堡大學,可謂人才濟濟,家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和雅斯貝爾斯、羅馬學家?guī)焯釣跛梗‥rnst  Robert Curtius)、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等等,都在這里執(zhí)掌教鞭,他們不但相互打破學科界限,組成一個又一個學術圈子,交流思想,砥礪精神,而且提倡師生之間用對話代替灌輸,用交流代替教導,這就是所謂"海德堡精神"的核心內涵,至今在德國高校中仍然有著很大的。
  阿爾弗萊德·韋伯雖不是"海德堡精神"的發(fā)動者,但是一位成功的實踐者,他創(chuàng)辦了學術沙龍"兩面神"(Janus),并對已有的"社會學討論班"制度進行了革新,他本人在教學中十分強調學生的積極參與和創(chuàng)造思考。在"海德堡精神"的熏陶下,韋伯的一大批學生后來都成為了德國學術思想的精華,他們包括曼海姆(Karl Mannheim)、埃利亞斯(Nobert  Elias)、洛文塔爾(Leo Loewenthal)、弗羅姆(Erich Fromm)等,他們在各自的回憶中對在海德堡的學習都表達出無限的留戀。更重要的是,在韋伯"社會學討論班"的直接作用下,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從國民經(jīng)濟學中脫胎出來,在德國高等體制和學術機制中站穩(wěn)了腳跟,并且成為本世紀的一門顯學。
  韋伯自己的學術活動更是成為"海德堡精神"的突出表征:沒有學科界限,沒有學術規(guī)范,在各種主題和現(xiàn)實論題之間游刃有余。早期的重點是家庭,這基本上是一種經(jīng)驗社會學研究,今天看來這個問題似乎已經(jīng)意義不大,但在當時的德意志帝國確是意義重大,稱得上是一個社會熱點問題。這方面的代表作是《論產(chǎn)業(yè)定位問題》(Ue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1908)。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在德國本土影響不及在海外受到的重視,據(jù)說,蘇聯(lián)早期的產(chǎn)業(yè)定位政策以及我國五十年代經(jīng)濟起飛時的產(chǎn)業(yè)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參照韋伯的這部著作制定的。  
  然而,就韋伯的學術思想來看,最主要的貢獻還在于創(chuàng)立了自成體系的文化社會學。事實上,從1909年開始,韋伯就已經(jīng)由經(jīng)驗社會學研究轉向文化社會學研究,但直到1935年,才發(fā)表他的"心血之作"《文化歷史與文化社會學》(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soziologie),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闡明他的文化社會學思想。后來,韋伯又發(fā)表了一系列相關著作,諸如《悲劇與歷史》(Tragoedie und  Geschichte,  1943),《告別歷史》(Abschied  vo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1946),《第三種人與第四種人》(Der  dritte  und  vierte Mensch,  1950),《社會學導論》(Einfuerung  in  die Soziologie,1956)等,把他的文化社會學理論闡釋得更加具體,更加深入。
  文化社會學(Kultursoziologie),亦稱歷史社會學或危機社會學,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面來理解。一方面,韋伯是想通過闡明文化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建立起一套歷史哲學的邏輯。也就是說,貫穿在文化社會學之中的主線是韋伯的歷史哲學觀念,以及韋伯關于人的觀念。韋伯在《文化歷史與文化社會學》一書在前言里開宗明義,交代說他所研究的關鍵問題在于:"作為被歷史大潮裹挾的整個人類,而非單個民族,我們在歷史大潮中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身?"由此可見,韋伯歷史哲學的著眼點不是單個民族的歷史觀念,甚至也不是某些民族的歷史觀念,而是人類普遍歷史的觀念,這是一種黑格爾意義上的總體性的歷史觀念。但是,韋伯達到這種總體性觀念的途徑和黑格爾卻是迥然不同,他既不是通過形而上學的還原,也不是通過經(jīng)驗的歸納,而是通過對單個民族歷史、民族精
神以及民族習性的比較研究,來尋找人作為一個類存在的歷史的內在特征和內在。
  既然韋伯的出發(fā)點是人類的普遍歷史,人作為類存在的本質也就必然會成為研究的主題。歷史哲學問題在韋伯那里同時也是一個人的存在問題。按照韋伯的理解,人的存在的本質就是自由,或者說,是通過文化塑造進而達到自由。因此,韋伯反復追問:人類的起源與發(fā)展的動力究竟何在;長期以來,各個民族或不同文化中的社會文化習性的形成與變化的動因何在。從世界歷史的觀念出發(fā),韋伯區(qū)分了四種不同的人的類型,用以表明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習性和社會制度。按照韋伯的意思,第一和第二種人屬于前現(xiàn)代,第三和第四種人屬于現(xiàn)代。其中,第三種人是健康的
現(xiàn)代人,是自由和人性的象征,具有成熟的政治意識和自我意識;第四種人則是二十世紀異化的現(xiàn)代人,缺少人格,如同機器。  

 另一方面,韋伯在他的文化學中還闡明了他對社會的理解,因而文化社會學實際上也是一種關于現(xiàn)代社會危機的學說,F(xiàn)代社會的根本特征不是永恒的穩(wěn)定與單純的進步,而是穩(wěn)定與危機、進步與倒退的辨證。文化社會學不僅想揭示和解釋現(xiàn)代社會的危機所在,更想對整個現(xiàn)代性作出反思。作為一種現(xiàn)代性學說,韋伯的文化社會學的核心是對"文明"(Zivilisation)與"文化"(Kultur)這兩個概念的區(qū)分,以及建立在此區(qū)分基礎上的文化現(xiàn)代性觀念。
  所謂"文明",是指理智和實用的知識以及控制的技術手段;所謂"文化",則包含了規(guī)范原則和理念的諸種價值結構,是一種獨特的存在和意識結構。"文明"是人的外在存在方式和生活技巧,"文化"則是人的內在存在方式和本質特征。人類應當揚"文化"而抑"文明",因為"文明"會使人異化,變成病態(tài)的"第四種人";只有"文化"才是人之為人的規(guī)定性,有了"文化",健康的"第三種人"才能重新出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才能從危機當中擺脫出來,成為一個健全的社會。
  按照韋伯的理解,現(xiàn)代性危機的根本原因顯然就在于"文明"壓倒了"文化",人在物質文明的大潮中徹底喪失了作為類存在的自由本質,而變?yōu)槲锏呐`。具體到德國現(xiàn)代化歷史語境來看,韋伯認為,德國作為一個后發(fā)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功,一個基本前提就在于它所走的是一條注重用文化塑造現(xiàn)代社會結構、國家制度乃至民族認同的道路。因此,區(qū)分"文明"與"文化",就不單單具有文化史的意義,更具有社會史的價值。憑著這兩個概念,韋伯所區(qū)分開來的也不僅僅是兩種不同的范疇,更多的還是兩條不同的現(xiàn)代性模式。韋伯認為,德國之外的西方世界在邁向現(xiàn)代化過程中所注重的是"文明",因而是一種外在型的現(xiàn)
代性模式,而德國的現(xiàn)代化基礎是"文化",因而是一種內在型的現(xiàn)代性模式。盡管韋伯對德國現(xiàn)代化的理解當中多少透露出一些"日爾曼中心主義"的味道,但他并不否認,德國的獨特的文化現(xiàn)代性思路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現(xiàn)了偏頗甚至倒退,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對人類自由的最大的剝奪,都發(fā)生在了德國,原因歸結起來就是一條:文化現(xiàn)代性的思路沒有得到堅持,文明現(xiàn)代性的觀念占據(jù)了上風。
  韋伯的文化社會學融歷史和社會理論于一體,在現(xiàn)代社會學歷史上獨樹一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傳統(tǒng),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埃利亞斯的文明論乃至法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習性學說等,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堅持并發(fā)展了韋伯的文化現(xiàn)代性思想。然而,由于戰(zhàn)后經(jīng)驗社會學的興起,特別是由于受到以經(jīng)驗社會學大師科尼希(Rene  Koenig)為代表的科隆學派的毫不留情的偏頗批判,文化社會學在德國社會學界一度陷于低潮,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所幸的是,今天德國社會學界已經(jīng)注意到了上個世紀之交各個社會學流派,特別是韋伯文化社會學的特殊意義,重新閱讀、解釋和發(fā)展韋伯的文化社會學已經(jīng)
成為德國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文化社會學課程在德國高校的設置、《阿爾弗萊德·韋伯全集》(10卷本)的編輯出版、大量著作的問世等,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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