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道不遠人”的內涵實質及其影響

時間：2022-11-25 14:00:42 文化畢業(yè)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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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道不遠人”的內涵實質及其影響

　　摘要： “道不遠人”出自《中庸》，與《易傳》有著密切的關系。“道”為具體、尋常，是理性和情感的融合，“天道”和“人道”的統(tǒng)一，并可以通過主動的修為來達到，存在著一種普遍性，并因這種普遍性產生一種平衡美，它包含著人內心的善的規(guī)約，社會的規(guī)范，忠恕，誠明，具體地形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律，一個社會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因此”道”成為了儒家倫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貫穿了中國政治、文學的始末，對于中華民族精神傳統(tǒng)的延續(xù)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關鍵詞：道不遠人;中庸;易傳

　　“道不遠人”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很明顯這里的道并不同于道家觀念之中的道，何為道?這就弄清楚《中庸》是一本怎樣的書。熊十力說：“《中庸》本演易之書”，馮友蘭也把“易庸”連在一起講，說明《中庸》和儒家經典之《易傳》是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的。馮友蘭認為《易傳》中的道是“多”，“是統(tǒng)轄宇宙萬物中每類事物的個別的‘理’”，它不是“抽象的與事物分離的，而是可以名狀的形而上學原理”，諸如：君王之道、大臣之道、為父之道、為子之道、夫婦之道等等，因此，“每個人需各自正名，并按照這種社會地位規(guī)定的名字去圓滿完成它的內容。”在這里馮友蘭舉出的例子已經將道具體化了，道就存在于人身邊，每個人都應“正其名，行其道”。馮友蘭認為《中庸》其中一個重要思想，用“庸”來表達，意思就是“普通”和“尋常”。《中庸》第一章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就是這樣如吃飯喝水日常生活一樣重要而尋常的事情，每個人或多或少循道而行，當然“道不遠人”。在廣受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東亞文化圈中，例如日韓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劍道、茶道等，“道”就表達為技術、方法、方法論或思想體系的”普遍概念”，這頗像馮友蘭提到的“統(tǒng)轄宇宙萬物中每類事物的個別的‘理’”。

　　既然“道不遠人”出自《中庸》，這就要求凡事都要“恰如其分”，“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1當人的情感、欲望、行為都表現得合乎分寸，他內心就會達到一種平衡，即“中庸”，這樣有利于精神健康，社會也就會和諧、安定、秩序井然。這種和諧說可以用來平衡現代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宇宙的關系，這種“道”具有普遍性，可謂處處有道，道不遠人。

　　既然道就在生活中，我們還需要追求么?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因為并不是每個人都認識到“道”，自覺地遵循“道”來生活，以達到”至善”的境界。因此，接收精神文化的感召，修身悟道以達“至善”，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點頗像孟子的個體人格培育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2，認為只要有道德自覺和追求，”人人可以為堯舜”，在這里，道不僅不遠人，而且通過自身努力是完全可以達到的。李澤厚就認為《中庸》承續(xù)了孟子，也吸取了《易傳》中“道”的思想，他認為《易傳》把人類歷史與整個自然的歷史相貫穿聯系起來，予以系統(tǒng)化，從天地到萬物到男女夫婦到倫常禮儀，“易”以貫之。變成了理性與情感結合的哲理世界觀，《中庸》則從內在心性探討建立了同樣的世界觀。它的基本特征是將儒學的出發(fā)點、立足地之“修身”賦予世界觀的形而上基石，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3的總綱領，從而把“人性”提到“天命”的高度，進一步把“天(命)”與“人(性)”聯結起來，發(fā)展了孟子理論。它強調了人性由天賦予，所以普遍必然地有先驗的善，人必須努力實現自己的善性，這也就是“道”，發(fā)奮提高修養(yǎng)以自覺意識“道”，便是“教”。“天道”“人道”就是一個道，與人的每一刻存在、作為、修養(yǎng)、意識相貫通交融而合一的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4具體地突出了人為修養(yǎng)的主動性。

　　從以上看，《中庸》中“道”為具體、尋常，為理性和情感的融合，“天道”和“人道”的統(tǒng)一，可以通過主動的修為來達到，存在著一種普遍性，并因這種普遍性產生一種平衡美。它是多么玄妙具體，自然可感啊。它包含著人內心的善的規(guī)約，社會的規(guī)范，忠恕，誠明，具體地形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律，一個社會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道”成為了儒家倫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貫穿了中國政治、文學的始末。朱熹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人，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 在《中庸》后的兩千多年來，“道”依舊有其生命力，從來沒有離開過人們的視野，文學與道的離合、與儒家思想的關系一直制約著文學本身的演進。此外，道家、佛學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滲透進來，對文學施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響著文學的發(fā)展。文學與道合，出現過很多優(yōu)秀作家，如少陵、昌黎、香山、山谷、放翁等，文學部分與道離，也出現過許多優(yōu)秀作家，如陶潛、太白、子瞻、朱熹、雪芹等。唐代以后圍繞著文以“明道”、“貫道”、“載道”有不少論述，唐代韓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在提倡文以明道的同時，充分意識到“文”的作用，為寫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遺產，“自樹立，不因循”，看中創(chuàng)新，而且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認為這是寫好文章的關鍵，推崇孟子的“養(yǎng)氣說”和梁肅的“文氣說”。道作為文學的內容，被視為根本。宋代歐陽修又提出”文道并重”，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大大提高了文學的地位。而朱熹卻認為文以貫道太重視文了，強調道是第一性的，是根本，而文不過是輔助手段，是表現道的工具。“文道”的關系也遵從著中庸之道，存在著一種平衡和制約。明末在李贄的“童心說”，以及其影響下的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枚趙翼的“性靈派”，都明顯地表達了對于“道”和“理”的尖銳對立，從而衍生出詩學傳統(tǒng)中學古和主情的兩條主線。“明道”、“貫道”、“載道”之類的說法，與強調獨抒性靈、審美娛樂的要求，相互交融相互補充，在市民階層興起之后，反抗封建倫理道德的思想抬頭，“獨抒性靈，不拘一格”，成為情理的對立中發(fā)出的新呼聲。

　　道不遠人，使得兩千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自覺地踏上尋道求仁的路，時時規(guī)約自己的行為以達“至善”，“朝聞道，夕死可矣”，形成了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精神文化傳統(tǒng)，雖然道的內涵在不斷擴充演變并產生了很多分支，但在追求道的過程中呈現的風骨和氣格的精神主脈依舊充滿勃勃生機，影響至今。

　　注釋：

　　[1]《中庸》第一章

　　[2]《孟子滕文公上》

　　[3]《中庸》第一章

　　[4]《中庸》第二十章

　　參考文獻：

　　[1]《歷程・簡史》(含《美的歷程》《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李澤厚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2年6月第一版

　　[2]《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李澤厚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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