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俠文化研究

　　論文關(guān)鍵字：中國傳統(tǒng)；俠文化；價值標準

　　論文摘要：俠文化發(fā)源于中國古老大地，雖不是主流文化形態(tài)，卻對中國和中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俠文化作為一把”雙刃劍”不可避免有其負面性，但俠在中國人心靈世界中的強者形象影響深遠，它所倡導的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中蘊舍的積極因素仍值得我們借鑒。探索孕育俠文化社會背景，準確理解俠文化基本支點，積極推動俠文化的革命化改造，對于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意義重大。

　　在中國，儒、釋、道三教是文化的主流，俠文化只是一種民間色彩極濃的支流文化形態(tài)。但是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的長卷中，俠文化留下的影響堪稱不可磨滅。尤其在中國封建社會漫漫長夜黑暗如磐的天幕下，勞動人民始終處于統(tǒng)治階級的壓迫和奴役之中，遭受社會不公的侵害，人們渴望得到拯救，俠橫空出世，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也得到了人們的敬仰。此后，俠文化在民間生生不息，廣為傳承。

　　隨著歷史的車輪進入了二十世紀，中國傳統(tǒng)俠文化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特別是一批以《亮劍》、《歷史的天空》、《我的兄弟叫順溜》、《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為代表的革命英雄影視文化作品，使俠的身影與文化精髓再次閃現(xiàn)，并有愈演愈烈、成一時之風之勢。

　　那么俠文化是怎么誕生的，俠文化中的”俠”應(yīng)該具有什么樣的品質(zhì)，是什么把俠文化推上現(xiàn)代文化的舞臺?值得深思、探討、。

　　一、中國古代缺乏健全法制和公理的社會背景孕育了俠文化

　　幾千年的文化，以秩序和等級來劃分社會群體，規(guī)范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品質(zhì)，馴化個體的欲望。然而，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戰(zhàn)事頻仍、王朝更迭的歷史變遷，又往往使馴化的良民成為歷史的犧牲品。

　　漫漫古國的子民，無論貴族大人還是市井小民，于是開始尋找一種能夠足以主宰自己命運的力量，他們把目標定位于一個”英雄”、一個”大人物”。儒家聲稱五百年黃河清、圣人出;以為一代一代地樹立起至尊的天師，他們就可以通神;虔誠的下民則相信果然有皇帝是”真龍?zhí)熳印薄�…但是，他們或者為宗教，或者為，或者為倫常所收買，并不能成為蕓蕓眾生心目中替他們救苦濟難的”英雄”。然而，當一個具有”武.，這一強大的力量的個體，足以對抗某種社會秩序，能通過游離于常規(guī)的生活軌道獲取個體的生存價值的時候，“俠”便作為人民大眾的精神寄托登上了歷史舞臺，并被賦予了一定存在價值。拯救士民于困厄水火，使亡者存，死者生……成為了”俠”終身的追求和價值體現(xiàn)，’.俠”的行為和氣質(zhì)從此植根人心。

　　《史記》的《游俠列傳》比較精細地勾勒了”俠"的基本特征:”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睎|漢以后，史家不再為游俠立傳。但是廠俠.，的形象卻在作品中保留了下來，并且逐漸積淀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一個文化”原型，俠文化便由此而誕生。

　　二、”重信守諾，以義立身”成為了理解俠文化的人格特征和價值標準的基本支點

　　一是俠義人格。漢代人一般把俠理解為社會行為上的強權(quán)者和行為上的輕財者。要掃除天下不平，必須有強權(quán)者作為，方能救人于危難之中，赴人之急，赴士之厄困;只有輕財者才能助人于窮困之中，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這成為俠者發(fā)自內(nèi)心的社會責任，俠的義務(wù)就是平天下之不平。這是一套與朝廷君臣父子等級秩序相背離的”大義”，是一種”私義”。

　　二是信義人格�！痶信”雖不是俠所獨具，但任俠之士都特別強調(diào)，甚至到了至高無_卜的地步，成為俠義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司馬遷滿腔熱情的贊美"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而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從中抽象出俠的信義人格。當然，俠對朝廷禮法是全然不顧的，他們忠于自己的道義責任，言出必行，行為必有結(jié)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信守諾言。            

　　隨著的推進，俠的內(nèi)涵也被后人不斷地豐富。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指出，中國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少年游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這種人生理想，千百年來為中國文人所夢寐以求。至此，俠文化己逐漸演變成一種精神寄往與人生追求，但”信”與”義”始終是俠文化所必須遵循的信條，在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長篇小說中，俠義精神也幾乎都是”主旋律”。

　　現(xiàn)代以來，隨著的發(fā)展，武俠作為一個階層己不復存在，俠已逐漸成為一種純粹的精神現(xiàn)象而呈現(xiàn)于社會。這樣，俠義精神便更成為俠文化的精髓。

　　三、革命化改造使俠文化脫離歷史的劣根性走上主流文化舞臺

　　隨著社會的動蕩，在唐朝以后的歷史__仁也曾出現(xiàn)過一些俠士，然而，真正形成任俠大觀，以俠舉震撼國人之心的時期是清末民國初。此時帝國義勢力入侵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從未像此時這樣沉痛。隨著思想的，一些具有愛國、愛的豪客大俠以他們的俠舉博得國人的贊揚。這是中國的任俠精神延續(xù)了二千多年后迎來的又一次高潮，此時名俠層出，他們的任俠精神再一次超越了前代，就像"夕陽無限好”一樣，留給了人們美好的回憶。

　　然而，俠文化的劣根性決定了它不能見容于統(tǒng)治階級。俠以對自由和公平的追求而和統(tǒng)治階級處于尖銳的對立和沖突，俠不能避免其遭受統(tǒng)治階級的圍剿和打擊的宿命。20世紀，主流文化和革命對俠和俠文化與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階級一樣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盡管否定的理由不同。30年代以后，隨著革命轟轟烈烈的開展和深入，清除俠和俠文化的戰(zhàn)斗愈演愈烈，俠和俠文化終于被打入另冊，其罪名被提到驚人的高度，成為”妨礙群眾覺悟”、”阻礙革命發(fā)展”的一種”反動意識形態(tài)”。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堅決地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的社論中明確指出:”凡渲染生活的色情圖書和宣揚尋仙修道、飛劍吐氣、采陰補陽、宗派仇殺的荒誕武俠圖書，應(yīng)予收換，’;”這類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圖書，事實上己經(jīng)起著并正在起著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第五縱隊的作用�！�

　　俠文化要走上歷史舞臺，就必須與國家輿論倡導的主流文化格調(diào)相一致。俠文化正是在這樣的現(xiàn)實背景下經(jīng)歷的革命化的洗禮，重獲新生。在革命歷史小說的人物塑造中，一些俠的行為和品質(zhì)，經(jīng)過革命的改造后被賦予給英雄的戰(zhàn)士，俠的個體性和簡單生活方式便與革命的集體性目標實現(xiàn)了完美的有機結(jié)合。90年代后的革命英雄傳奇借鑒和傳承了歷史上”俠"文化傳統(tǒng)中的積極成分，所塑造的人物常常超越了一般革命軍人的簡單特質(zhì)。他們勇猛善戰(zhàn)，快意恩仇，追求個體的操守與自由。如《林海雪原》中所塑造的俠與革命的形象己經(jīng)是難以分清。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俠的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以個體獨立的人格和節(jié)氣對抗某種社會秩序的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為當代戰(zhàn)爭注入新的沖擊力。它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文化中個體超越社會現(xiàn)實的浪漫理想與愿望的集體記憶，是對戰(zhàn)爭文學審美形式新的探索與努力，從此俠文化在現(xiàn)代體系中實現(xiàn)了自身的價值升華。

　　俠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傳說故事到傳奇小說，從戲劇到，從詩歌到繪畫，到處充滿著俠氣、俠影，俠文化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重要部分。雖然俠文化作為一把"雙刃劍”不可避免有其負面性，但俠在中國人心靈世界中的強者形象影響深遠，它所倡導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的積極因素仍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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