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境界”與“權利”的錯落處

　　儒學作為“成德之教”（一種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為己之學”（一種為著人的本己心靈安頓的學問），其經(jīng)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種“權利”分際的孜孜探求�！叭藱唷庇^念誠然有著終極意趣上的人性背景，但總地說來，它屬于“權利”范疇，而不屬于“境界”意識。“權利”是有所依待的，“境界”是無所依待的。從這一層理致上看去，“人權”問題雖不能說與儒學無緣，卻也畢竟只可勉稱之為拓展中的儒學的一塊可能的“飛地”。

　　“人權”意識在中國的自覺，受啟于近代西方。但最早萌生“人權”意識的一代中國先知，卻是在儒學的熏炙下獲得其人文教養(yǎng)的。從“人權”在這一代人那里遭逢的親切和難堪，或正可以看出“儒學”在接受一個新的時代所必由的曲折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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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地說，“人權”觀念的初萌，并不早于西方近代自然法學派，盡管這個從格勞秀斯開始而在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那里臻于完成的學派，其學緣可上溯到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和伊壁鳩魯哲學。按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照“理性”而生活，按照“自然”而生活亦即是按照“德性”而生活，斯多葛派所認可的“自然”、“理性”、“德性”的三而一、一而三的理路對此后“自然法”的“自然”內(nèi)涵的貞定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伊壁鳩魯由原子的“偏斜”所引出的原子間的“沖撞”，則第一次為所謂“社會契約論”提供了哲學依據(jù)。黑格爾曾恰當?shù)匕阉鼈兎Q作“自我意識哲學”——其所祈向的主要在于境界意味上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于人的個我權利的證可與分辨。

　　當古羅馬的法學家以后期斯多葛派和西塞羅為中介把斯多葛派的“自然”范疇作為某種 終極設準引入法學領域時，含著明確的權利指謂的“自然法”觀念產(chǎn)生了，這同羅馬法學家把斯多葛派的希臘文著作譯為拉丁文時生造了“自然法”（iusnaturale）這個詞的事實是可以相互說明的。在查士丁尼時代，御纂的《法學總論》認可了這樣的提法：“根據(jù)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1）人的“自由”權利被認為是自然所賦予而出于“自然理性”，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已可說是開了近代“人權”意識之先河。但當時這一觀點畢竟還在所謂君權神圣信念的籠罩下，而且它也并未妨礙它的宣示者對奴隸制的必要性的認可。伊壁鳩魯?shù)脑�子學說的個體本位原則及其所必致的“社會契約論”，顯然還在羅馬法學家的視野之外，但它畢竟曾喚起過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的靈感。這位古代的思想啟蒙者對原子“偏斜”所蘊涵的個體自由原則是別具慧識的，他甚至觸到了與原子因“沖撞”而結合之意味相貫的所謂社會起源于契約的假說。

　　中世紀是經(jīng)典的基督教信仰時代。羅馬法典所透露的“權利”意識這時被淹沒在對“上帝之城”的深情向往中，“法”和“政治”在中世紀的神學家那里更多地被處理為帶著神圣背景的倫理學的一個支脈。從奧古斯丁到托馬斯·阿奎那，神學把人的心靈引向一種“境界”，但在這“境界”中起決定作用的原則是他律而不是自律。自然法學說在這里延續(xù)著，但“自然”的自己是自己的未可致詰的原因的意識沒有了，它必得從“上帝對創(chuàng)造物的合理領導”這一“永恒法”那里獲得憑借�！袄硇詣游镏畢⑴c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2）當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界說“自然法”時，“自然法”的著眼點已不再是個人的權利，而是國家的尊嚴。與此相應的是，“自然法”的神學闡釋者雖然也認為“克服暴政弊害的辦法應以公眾的意見為準”，（3）但對“公眾的意見”的看重卻并不要引出作為“人權”的某種對象性表達的所謂人民主權，而是在于證說“君主制是最好的政體”。

　　所謂近代自然法理論，屬于見解遠非一致的一批思想家；它歷經(jīng)了一個多世紀的變化，貫穿在其中的某種前后相承的旨趣須得在一種動態(tài)流變中去悉心把握。如果就近代自然法學說對“人權”觀念的醞釀與提撕看，幾位著名的以自然法為邏輯公設或法律擬制的思想家，對這一學說的主要貢獻或可作如是評斷：格勞秀斯的奠基性工作在于為自然法作某種脫開神祗的獨立宣告；對法的理念的認可使這位宗教信念極強的思想家有理由指出，即使上帝被認為不存在或不過問世俗的人事，自然法的效準依然存在。自然法的自律、自性的品格使“法”獲得了神或世俗權力不可侵涉的地位，公正或正義因此得以超越經(jīng)驗的存在而被永恒地確認。霍布斯的最有價值的話題則在于原子式的“個人”：這個把思維歸結為一種“加”或“減”的“計算”的英國人，以分析（“減”）的方法在經(jīng)驗的國家和社會中找到最后的不可再剖分的因素“個人”后，又以個人的重新組合（“加”）推演出了在他看來真正合理的社會和國家。在他那里，個體意志以契約方式的聯(lián)合最終取消了個體意志，但正像從格勞秀斯之后以人性為依據(jù)的“永恒的正義”的信念成為此后自然法學者的共同信念一樣，從霍布斯之后，每個有意志的個人被——無論是斯賓諾莎，還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認為是社會或國家的權力之源。洛克從“自然狀態(tài)”的懸設中推出了人的個體自由和人與人的平等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近代自然法學說的經(jīng)典闡釋者，并且，正是從“個人”的“自由”和“平等”出發(fā)，他得出國家主權在于人民的結論。孟德斯鳩沿著洛克開出的方向系統(tǒng)地闡說了“法的精神”，并補正和完成了在洛克那里已初見格局的以權力制衡為歸著的“三權分立”學說。盧梭承認“洛克是以完全一樣的原則處理了和我一樣的題材”，（4）但無論如何，在洛克更多地突出了“個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意味后，盧梭已開始注意到“權利”意識的孤峭化可能帶來的新的社會后果。因此，他一反啟蒙思潮的樂觀信念，把至可珍貴的“權利”意識重新關聯(lián)于以“良知”（“天良”）為主題詞的人的道德境界。而這一點，甚至決定性地影響了此后康德哲學的大致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