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岔》與中國歷史重估文化論文
近幾年，對中國傳統(tǒng)歷史的評價，恰逢各種西潮重又洶涌東來的當口，開始也變得飄忽不定起來。原以為后現代、后殖民思潮不會對古老的中國歷史發(fā)生沖擊，事實卻不然。地球既然已經變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種思潮紛繁迭起，爭雄斗奇，怎么會把中國給遺忘在一旁呢？看來對此類事情，若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不先弄清其由來，難免會產生無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說理智選擇了。
例如，“海通”之后，鑒于中西國力對比的現實落差，中國史家開始了對自己傳統(tǒng)社會的重新檢討，中西歷史比較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中國何以會由古代的輝煌轉向近代的沉淪，何以不能像西歐那樣率先轉向現代，卻落入后進挨打的命運，成了百年中國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問”�，F在，從大洋彼岸卻傳來了不同的聲音，弗蘭克、彭慕蘭向我們棒喝道：歐洲最先進的英國和中國最先進的長江三角洲，在17、18兩個世紀里，其發(fā)展水平和發(fā)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發(fā)展狀態(tài)還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紀才開始分道揚鑣。（見1月25日《學林》版周武文章《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西歐的現代化，包括英國工業(yè)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個別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國何以不能像英國那樣的設問，純粹是一個被“歐洲中心主義神話”制造出來的偽問題。言下之意，我們多少有些庸人自擾式的“意戀”。
如何打破歐洲中心主義史觀
“二蘭”的說法不免有些夸張，但他們主張在歷史研究中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桎梏，反映了要求變革史學觀念的一種動向，值得我們重視。西來的許多社會理論往往產生于對歐洲歷史經驗的提升，從經驗事實的層面上，自然就很難完全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地域歷史的觀察。不顧活生生的歷史實際，硬將中國歷史強行拖進歐洲經驗框架以求“規(guī)律”一致，將西來的觀念絕對化，我們過去確實有過這方面的嚴重教訓。中國歷史的走向自有許多有別于歐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所忽視。例如中國就沒有勞役經濟、實物經濟、貨幣經濟三段迭相更替的階段，至少從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經濟、貨幣經濟及至商業(yè)、信貸資本在戰(zhàn)國至西漢一度還相當發(fā)達。又如私人雇傭勞動、土地轉讓買賣出現之早，也決不落歐洲之后。當然，還有被“二蘭”完全撇在一邊的權力高度集中、權力決定財富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一方面產生過經濟高度發(fā)展的強盛國力，一方面也同時產生貧富的高度懸殊和嚴重的階級對抗，此種現象亦為歐洲歷史所不及。打破歐洲中心主義，在我看來，它只是要糾正唯歐洲歷史為正常的歷史偏見，而決非是要放棄對人類歷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種地域歷史的多樣性，合理地進行各種歷史量長度短的比較，正是為了更好地總結全人類歷史的實踐經驗，加深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普同性的認識。
坦率地說，“二蘭”由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神話產生的新結論，對歐洲歷史的解釋實在過于簡單化，簡單得難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響世界歷史面貌改變的時代轉折的發(fā)生，竟系于一個或二個偶然的因素，而非歷史眾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學革命、技術革命、農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乃至社會革命等等）長期積漸發(fā)生的突變？相反從中國的立場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譚》式的東方神話，似乎中國與世界的聯(lián)系并不重要，毋需學習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邏輯的發(fā)展，重新恢復“世界中心”的地位。
無論弗蘭克，還是彭慕蘭，他們都堅持必須離開歐洲中心主義的路燈重新打量中國歷史，如前所述，其主觀意向并沒有錯。然而，面對這樣一個挑戰(zhàn)傳統(tǒng)、新意別出的宏大歷史敘事，話題太大，難點甚多，涉及到必然與偶然、個性與共性等一系列歷史哲學陷阱，既然以“破”為主，過分苛求也許不近情理。但歷史學不管如何變革，都不能改變它必須基于實證的“天性”。否則，它就不再是歷史學。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須全面地準確地對待史實。如果立論在前，隨意摘取與己有利的史實，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體歷史的體驗，嚴肅地證實或證偽自己的命題，這樣的“立一家之言”，就難脫思想制作的干系，即為宣傳他們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思想而刻意制作歷史的嫌疑。
任何觀念都有適用的范圍和邊界
這一事實使我強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識固然都申明有史實作依據，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語境，卻是讀懂他們史識所萬萬不可忽視的“話外音”。說實在，我很懷疑弗蘭克和彭慕蘭對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歷史體驗，或許他們對真實的明清江南歷史也沒有太多的興趣。因為從他們的歷史敘事里，可以聞到一股非常濃厚的挑戰(zhàn)現代主流的“后現代”理論氣息，選擇史料是跟著他們的理論興趣走的（因此，他們援引的史實多來自第二手）。“后現代”在史學上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否認歷史有必然性，一切歷史的變遷都是耦合的，任何歷史發(fā)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適性。因此，依托歐洲歷史經驗產生的“現代化理論”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歷史比較的框架里，不被認可為一種值得借鑒的參照目標。與此相關，他們也強烈反對歷史的目的論，認為一切歷史的變遷都不是預設的，都是人們各自活動的自然延續(xù)，自然產生的結果，不可能復制、不可能重演。從這樣的理論出發(fā)，他們當然會不無真誠地告誡中國人：你們自身的歷史不僅沒有錯，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著你們歷史內在的自然邏輯，別管別人怎樣，獨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這對中國人是一種誘惑，還是一種誤導？試問：在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現實的今天，我們在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時候，難道還要重復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級錯誤，拒絕接受任何對我們有用的，別人的、也包括歐洲在內的成功經驗，重新回到“各掃自家門前雪”的狀態(tài)嗎？
現在有一種傾向，觀念越新越好，見異而思遷，成了一種時髦，一種風尚。殊不知任何觀念都有適用的范圍和邊界，決不會是全能的。“現代化理論”確有可以被反駁的地方，“現代化”也決非盡善盡美，但“后現代理論”正像有些人所說，破壞多于建設，可以質疑和反駁的地方也不少。歷史學的悖論就在這里：觀察歷史無論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維，因此一定的觀念和方法是我們進行研究無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歷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識到，“史無定法”（吳承明先生語），任何“工具”一經濫用，都有可能成為遮蔽我們真實地觀察歷史的屏障，甚至是人為制造歷史成見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蘭克、彭慕蘭的某些指責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歐洲中心主義的標準估量中國歷史，一定會產生許多偏差。例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論”，不要說套用西歐“封建”是何等地不倫不類，就是近二千年來的帝國歷史，易朝換代，其間又何嘗沒有許多顯著的變化和發(fā)展？我也相信中國人的經濟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賦重費的壓力下，為了生存，逼出了一條多種經營的經濟“活路”，就是明證。然而，又有何種充足證據能夠否定，不管如何曾經輝煌，到頭來農業(yè)經濟高度發(fā)達的中國，到了需要轉變?yōu)楝F代工業(yè)社會的關口，卻被卡住，不能主動走過去的事實？即使在近代化已經展開的一百多年里，我們遇到過多少“死的拖著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難道這也能夠置若罔聞嗎？！
解決問題最后還得靠歷史情景的準確
弗蘭克、彭慕蘭的宏大敘事存在巨大的斷裂，即對于解釋英國19世紀何以能轉變、中國何以不能轉變這種強烈反差，與它們先前歷史因緣果報的復雜關系，采取了逃跑主義的策略。這種不近情理的逃逸，終究顯示出他們和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們盡量尋找19世紀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陰暗面于不顧；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期望中反對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光芒才相對黯然失色。然而他們并不能理解19、20世紀之際的'中國人如何苦于向現代轉變的艱難，這種心境并非來于觀念，而是來于生活實在的體驗；因此他們當然也不能理解，我們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問19世紀以前的歷史，追問原有的社會發(fā)展機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謂“飽漢不知餓漢饑”，此一時、彼一時也。
“二蘭”的中國命題，無視中國發(fā)展高度不平衡的國情，徑用江南代表中國，以一斑窺全豹，明顯是一個致命的論證軟肋，經不起反駁。至于明清江南，也許確實可以找到不少證據，支持這樣一種學術見解：這里的農業(yè)、手工業(yè)乃至商品經濟、貨幣經濟、市場發(fā)育程度等等，其發(fā)展水平都不比同時期的歐洲為低。但同樣是鐵定的事實，而非人的幻覺，已經過去的幾百年歷史證明：江南是大一統(tǒng)中國的江南，無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國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約，阻礙著這一過度發(fā)達的前現代地區(qū)順利變遷到現代；即使被動地開始了現代化的驅動過程，社會的變遷也非常之不順利、非常之曲折。我覺得，我們過去在“資本主義萌芽熱”情景下產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點在尋找“光明面”，看來是為“二蘭”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提供了片面而不準確的“信息”。因此，現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經濟發(fā)展水平及其限度”這樣一類重大問題上進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與一些國外學者、特別是帶有后現代傾向的學者之間的分歧，往往主要發(fā)生在心境以及語境的不同上，但解決問題最后還得靠歷史情景準確而不是粗枝大葉的估定。新見，不管是何種新見，也都必須經受事實的檢驗。對明清江南，鑒于史料的局限，最難的是對發(fā)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計。個別外國學者既然計算出了古代中國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國學者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應。明清江南的經濟狀況，千頭萬緒，錯綜復雜，唯有對關聯(lián)發(fā)展過程的眾多因素（包括決不可忽視的非經濟因素，如權力體制、財政體制等）盡可能逐個省視其實際狀態(tài)，并作綜合的整體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細化。這就需要發(fā)掘更多的微觀材料，加以細致的考訂和總體匯合。因此，我覺得未來的明清江南社會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觀研究的層面上來。當然這絕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復，而是有針對性地前進，否定之否定的升華。其中有些環(huán)節(jié)長期少有進展，例如各種經濟主體（庶族地主、工商業(yè)者、農民）的財政與法外的經濟負擔，縣級乃至市鎮(zhèn)鄉(xiāng)村的各種行政費用與名目眾多的攤派，它們對于經濟發(fā)展的制約，都需要有切實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據此評估其得失利弊。因為，在這一點上，正顯示出中國歷史與歐洲大相迥異：在中國，很難像歐洲那樣產生具有主動推進現代化沖動的新富裕階層（相反，中國的富裕者往往尋求與傳統(tǒng)政治的融通，屈從于體制的壓力），因此也就無法產生引發(fā)國家與社會互動、變革社會體制環(huán)境的歷史主角——獨立的社會中間力量。
進入多元化的時代，什么樣的新論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對話來交流溝通。從歷史考察的角度來說，“二蘭”的挑戰(zhàn)，我覺得無論是從宏觀的史觀、史學方法，還是從微觀的史實考據，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對于宏觀敘事比較冷落的當下中國史學界來說，這一外來的逼迫，或許還是一種難得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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