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
一、地方文獻的意義和作用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論語·八佾篇》：“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毙掳妗掇o�！穼Α拔墨I”的解釋有二，一曰：“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二曰：“亦指與某一學科有關的重要圖書資料”。我們通常所說的“文獻”是指第一種，即“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而對于某一地區(qū)的歷史、地理、人文等問題，具有史料性，有研究價值的圖書資料，即為本地區(qū)的“地方文獻”。地方性加文獻性，是地方文獻的實質(zhì)，二者缺一即不成為地方文獻。
地方文獻與地方志不同，地方志只是地方文獻中的一個類別，而地方文獻包羅的內(nèi)容則更為廣泛、更為詳盡。諸如區(qū)域歷史、區(qū)域地理、地方檔案、地方文物、地方叢書，以及能反映一個地區(qū)史料的類書、筆記、雜著、文集、書目等，都屬于地方文獻的范圍。
由于地方文獻中詳盡記載了本地區(qū)諸如礦藏、水源、作物的種植、氣象的變化、文物的分布、特產(chǎn)的淵源等資料，以及地方上其他特殊問題，所以它對發(fā)展一個地區(qū)的科學文化，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對于全國性的科學研究，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作為圖書館來說，加強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確是利用圖書資料更好地為四個現(xiàn)代化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范圍
第一，“地方文獻”，顧名思義，首先應當著眼于“地方”二字。因此，確定“地方范圍”，是有目標地搜集地方文獻的先決條件。“地方范圍”不能局限于現(xiàn)在的行政劃區(qū)，而應根據(jù)本地區(qū)的歷史沿革，政治、文化等實際情況來確定，以鄭州市來說，除現(xiàn)有的鄭州市和滎陽縣外，近幾百年來，歷史上還曾設立過滎澤、河陰、汜水、成皋等縣治，這些縣的全部或大部縣境，都在現(xiàn)在鄭州市屬區(qū)內(nèi)，因此上述各縣的縣志、人物志及其有關的歷史圖書資料等，都應屬于鄭州市的地方文獻；再如現(xiàn)在的新鄉(xiāng)地區(qū)，不僅在歷史上擁有衛(wèi)輝府和懷慶府兩府的地域，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新鄉(xiāng)市還曾作過平原省的省會，因此，新鄉(xiāng)市的地方文獻不僅要考慮到豫北的大部分地區(qū)，而且對于原平原省建制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資料，也應注意加以搜集。
第二，要區(qū)別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各自的特性，有重點地搜集地方文獻。地方文獻從形式上來講，有書籍、報刊、畫冊、圖片、碑刻、拓片、地圖、公文、報表等等，涉及到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的業(yè)務，如不加區(qū)別，統(tǒng)統(tǒng)搜集，必然造成重復蕪雜，業(yè)務混亂不清，而失去了各自特色，因此必須有各自的側重。一般來講，博物館應以碑帖拓片、攝影照片、金石書畫，以及具有文物價值的實物為主；圖書館除搜集古籍外，對于現(xiàn)代出版物，則應以正式發(fā)行或內(nèi)部發(fā)行的圖書報刊為主；檔案館則應以現(xiàn)代的公文、布告、計劃、統(tǒng)計報表、會議記錄、人事檔案等內(nèi)部文件、資料為主。
第三，要區(qū)別文獻與科技情報的不同。文獻與情報之間，確實存在有一定聯(lián)系，如科技情報工作者從專業(yè)角度來看，把情報視為總體，而把文獻作為情報的從屬部分，外國科技情報機構，在情報的分類中，便有“文獻”這個類目。這種科技情報中的文獻，是一種狹義的文獻，即《辭�！分兄赋龅哪欠N“與其一學科有關的重要圖書資料�！边@種資料以專業(yè)性強、時間性強為其特色，對于推廣新技術有很大作用，但對地方歷史來說，往往沒有價值。因此，我們不能把某個地區(qū)所出的科技情報資料都作地方文獻處理。但是某些科技成果匯編、總結報告之類，能夠反映出本地區(qū)在某項科學上的發(fā)展過程，具有史料性，則可考慮作為地方文獻。不過一般地講，要從嚴掌握。
第四、圖書館如何選擇地方文獻？第一要防濫，第二要防漏。能與“地方”聯(lián)系起來的圖書大致可分為四類，即地方資料、地方人物傳記、地方人著作、地方出版物。這些圖書雖然與“地方”有關，但不一定都歸入地方文獻，應視其歷史價值與學術價值來取舍。
地方資料，即記述一個地區(qū)的歷史、地理、風土、人物、名勝、古跡等具體情況的書、這些書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對本地區(qū)某些問題進行研究的參考價值，一般都應歸于地方文獻之列。地方人物傳記及其研究資料，則不一定都作地方文獻處理，需要視其內(nèi)容與本地區(qū)關系的大小，以及傳記的價值來確定之。比如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畫家叢書”中有一本《趙佶》（即宋徽宗），這本書只是一般介紹趙佶在繪畫上的成就的小冊子，對河南地區(qū)關系不大，只能作為一般美術資料處理，不歸入地方文獻；而《揚州八怪史料》一書，雖亦是介紹畫家，但其內(nèi)容較充實，不僅對鄭燮、金農(nóng)等人的生平活動記載頗詳，且對清代中葉揚州的文化情況也有記述，故可作為江蘇省或揚州市的地方文獻處理。對于地方人士的著作，則要看其與地方關系大小而定，凡其著述內(nèi)容沒有反映地方問題的，雖然作者為本地人，也不必列入地方文獻。至于個別在歷史上有突出影響與成就，值得后世對他進行專題研究的人物則又當作別論。這種人的全部著作、手稿、日記、書信，以及同一著作的各種不同版本，還有他人所寫的對其生平、著作作專題研究的各種資料等，都應作為地方文獻處理。如浙江省的魯迅，四川省的郭沫若等都是。至于古代人的著作與現(xiàn)代人著作有很大不同，我主張明、清兩代地方名人著述的文集，不論刻本、抄本、稿本，都可作為地方文獻，因為作為地方名人，在地方活動，很有鄉(xiāng)土氣息，又按古代文集的體例，往往分為論、贊、奏議、傳、記、序、雜著等多門類，這些不同類型的文章中，又往往記述到地方的歷史、地理、建置、人物、事件的情況，多為其他書中不易見到的資料，頗有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清代人的稿本，如一些讀書人的窗課、制藝文、試帖詩，以及冬烘先生們吟風弄月的詩集等，既無藝術水平，又無歷史價值，后因種種原因，也混入圖書館的書庫中來，象這類東西，應予剔除，不列入地方文獻；至于唐、宋以前地方人士所著的詩文集，能流傳到今天的都屬于全國性的大名人，對他們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也不局限于本地區(qū)，因此，如地方上無專門性的紀念或研究機構（如山東的“李清照紀念館”），一般來說就沒有必要收入地方文獻進行專藏，可以在編制地方人著作書目中反映。如河南的李商隱、元稹等唐代詩人的詩集即是。關于地方出版物，特別是現(xiàn)代的，如在內(nèi)容上不具有研究地方歷史的價值，一律不作地方文獻處理；一些較古的出版物，能反映出一個地區(qū)的雕版、印刷水平，在文化史上具有文物價值的，也可視為地方文獻，如宋版的“浙本”、“建本”、“蜀本”等。還有一些地方出版的，描寫本地區(qū)歷史的小說，是否作為地方文獻的問題，近年來頗有爭論，我的看法是，對待這個問題，仍應以其史料價值為標準�，F(xiàn)代小說要從嚴，一般不作地方文獻。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攻克汴京》，雖以解放開封戰(zhàn)役的歷史事件為主題，但畢竟是小說，有很多虛構的細節(jié)，而關于開封戰(zhàn)役的通訊報導、革命回憶錄、歷史文獻等，目前還都十分豐富地保存于世，因此，《攻克汴京》沒必要作為地方文獻，明末以后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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