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獻書目簡論

所謂地方文獻書目，即指以地域為記載中心，將關于該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土民情、名勝古跡、人物故事、山川物異以及疆域分界等內容的著作收錄到一起而編成的目錄。

地方文獻書目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夠集中提供一地的全面材料，反映其工農業(yè)生產與科學文化的歷史及現實狀況，以便充分利用地方資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

我國編輯地方文獻書目的歷史非常悠久，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它發(fā)端于北齊、北周之間，發(fā)展于兩宋，壯大于明清，繁榮于建國后，其間許多學者如宋孝王、高似孫、祁承鄴、曹學佺等都為它的產生、發(fā)展及壯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獻書目在它的產生與發(fā)展時期，還一直沒能形成獨立的著作，大多僅依附于地方文獻的某一篇目之中。以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文獻的激增，它的重要作用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正因為如此，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一下地方文獻書目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fā)展歷史及歷代學者所作的努力，已是一件十分緊迫的任務。

（一）宋孝王與地方文獻書目的產生

我國地方文獻書目大約產生于北齊末及北周初，也就是公元五七七年左右。北齊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被認為是我國地方文獻書目的發(fā)端之作。

宋孝王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宋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①。孝王受父影響，自幼涉獵廣泛�！侗饼R書·卷四十六》記載：“（孝王）好輯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撰《別錄》②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北史》說：“（孝王）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此書專記鄴下（今洛陽）一帶雜事，已佚。

其中《墳籍志》一篇，則專錄鄴下一地之著作，僅列書名，而無內容。唐劉知幾于《史通·書志篇》中說：”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上。仇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是其佐證。《關東風俗傳》體例近于傳記與地方志之間。專記一地人士的著作，即是從《關東風俗傳》始。在目錄學史上，它及其作者宋孝王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高似孫與地方文獻書目的發(fā)展

地方文獻書目歷經隋、唐、五代十國，發(fā)展極為緩慢。南宋時期，地方志大量出現，才為地方文獻書目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南宋嘉泰元年（1201），湖州人施宿撰《公稽志》，此書共分一百十七目，僅有一目專記該地詩文，但無書名，嘉定七年（1214），余姚人高似孫撰《剡錄》一書，地方文獻書目的發(fā)展，方向前跨進了一步。

似孫字續(xù)古，號疎寮，淳熙十一年（ 1184）進士。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其讀書以奧僻為博，以怪誕為奇�！敝苊堋豆镄岭s識》論其《剡錄》時云：“此書乃其所作嵊縣志也。嵊為漢剡地，故名剡錄”。似孫于目錄學上的貢獻不能抹殺，正如翦伯贊在《中國史綱要》中所評論的：“高似孫編纂的《剡錄》等等，是當時人所編寫的地方志當中比較出名的幾種”。

《剡錄》分為十卷，其中卷五既有書又有文，共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謝玄、謝靈運等十四人著作及阮裕、王羲之、謝玄三氏家譜的名目凡四十二部，又移抄謝安、戴逵、孔德璋、沈約、裴通、白居易、李紳、舒元興等八人有關剡地的單篇文章。這種有文有目、專錄有關一地著作的方法，標志著我國地方文獻書目體例已經完善，只是還沒有從地方文獻中獨立出來。高似孫開創(chuàng)了我國地方志著錄文獻的風氣。

（三）祁承鄴、曹學佺與地方文獻書目的壯大

明清兩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但文化事業(yè)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無論是從文獻的數量，還是質量來說，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以祁承鄴的《兩浙著作考》、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為代表，地方文獻書目也第一次以獨立的書出現于人們的面前。

承鄴字爾光，浙江山陰人，萬歷進士，歷任江西右參政。他一生嗜好藏書，所藏均校勘精核，為大藏書家之一。大約在萬歷中，承邱編成《兩浙著作考》，共四十六卷，所列書目均為歷代關于浙東、浙西（今浙江�。┑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