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研究的實證主義和有關問題

　　     實證主義是的基本，不可須臾或離。史學自司馬遷起就是實證主義的，至宋代加入義理，并完善敘述法。清代出現(xiàn)考據學高潮，民初兼采考古學成果和西方考證方法，益臻完善。其后，一度陷入教條主義決定論，但并未拋棄實證原則，近20年來。實證更加豐富，達于昌盛。西方史學曾長期受制于神學，文藝復興后，到l9世紀才有蘭克(L.von Ranke)的實證主義史學。然自l9世紀末即出現(xiàn)批判思想，并于20世紀初、30年代、50年代形成三次反對實證主義的高潮。這三次高潮并未根本動搖史學的實證傳統(tǒng)，但提出不少，豐富了史學的和方法論。下面我想就三次高潮中爭論的幾個問題略述拙見，向方家求教。

19世紀西方的實證主義，按照孔德(A Conte)的理論，是把原來視為的史學比同于，先確定史實，再找出。于是史學家熱情發(fā)掘史料，考據和重訂史實，成績斐然；而尋找規(guī)律則遲無成就。其中有語言學和法學兩種考證方法，頗具功效。1859年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史學進一步向自然科學靠攏，進化論方法進入實證主義，麥特蘭(F.W. Matiland)史學名重一對。

這里我想提一下，語言學的考據法實即中國的訓詁學，惟音義外并重句之構造。傅斯年留德歸國創(chuàng)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寅恪治史，通十數(shù)種古今語言，30年代史學家皆重訓詁。今青年學者對此似有忽略。其實不僅古史，治近代史亦有語言問題，如“民主”一詞，在五四前后、解放前后含義有異。當代西方史家，如美國海登·懷特(Hyder White)、后派大師�？�(M.Foucault)從語言結構、話語情態(tài)上重建語言考證學，可資注意。

20世紀初的第一次批判實證主義高潮，主要是新康德主義的許多學者，可以克羅齊(B。Croce)為代表，又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則屬新黑格爾學派。他們并不反對確立史實和考證功夫。惟當時盛行的新康德主義，認為自然界是統(tǒng)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規(guī)律；而歷史是人為的、個別的、“一次如此”的東西，沒有普遍規(guī)律。黑格爾學派更強調歷史是精神過程，與自然過程迥異。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再則，自然界元價值可言，而歷史是有價值(重點在道德)的，因而對歷史事件有價值判斷問題，判斷的標準則其說不一。

這兩個問題都長期爭論，迄未解決。我個人看法：歷史學屬于人文科學，并具有藝術()功能。但是，史無定法，自然科學、科學的方法都可有選擇地用于歷史研究，特別是用于實證。把歷史看成是純粹精神過程是不對的，但若克羅齊之強調歷史事件的現(xiàn)實性，柯林伍德之強調歷史思想和行為，未始無益。歷史本身也是有一些普遍性、規(guī)律性的東西，但主要在人口、社會和結構與組織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可在有關學科或專業(yè)史中研究�？椎隆⑺官e賽(H. Spencer )之否定價值判斷，l9世紀史學家之力求“中立”免涉是非，都不可取；因史學如無價值判斷，怎能古為今用?我主張有實證的(positive)和規(guī)范的(normative)兩種價值判斷。作實證判斷時，應將所論事物或行為放在它產生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來考慮，不可用今天的標準妄議古人。作規(guī)范判斷時，則可用今天的歷史知識和價值觀為準，指出當時人的歷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夠的謙虛，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下一代人也會指出我們判斷的歷史局限性。

30年代第二次對實證主義的沖擊來自歷史認識論的相對主義，可以卡爾(E.G. Carr)和貝克爾(C.L. Becker)為代表�？�爾提出，過去的事物經緯萬端，歷史事實只是根據史學家的要求選擇出來的部分，總不免主觀的判斷。貝克爾更認為，“歷史便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只存在于人們頭腦中。史學家在“創(chuàng)造”歷史之前，“歷史事實對任何歷史學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加以史料總是掛一漏萬，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有限，實證主義者要求“如實的說明歷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再如海德格爾(M. Heidegger )的“前判斷”說，伽達默爾(H.G.Gadarner)的“成見”說，認為史學家總是根據他已有的民族文化和習慣心態(tài)來選擇、解釋歷史事實，不得稱為實證。

對此，我以為應當承認歷史認識有相對性，老實證主義者阿克頓(J Acton )所企望的那種“極終的歷史”是不可能的。我常說，歷史研究就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過去的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歷史上總有認識不清楚的東西，己認識清楚的隨著知識積累和要求又會變得不清楚，需要沒完沒了地再認識。貝克爾把歷史研究比作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無止境的問答”，伽達默爾說是史實與我們見解之間一次又一次的“游戲”。說得不錯，但應補充，每次問答或游戲，都應是歷史認識的一個進步。此外，歷史認識的缺陷，往往是因為考察的片面性，或過去線性因果關系造成思維的簡單化；50年代以來法國年鑒學派提倡的整體史觀(holistic perseptive)和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對此大有禪益。

對實證主義的第三次攻擊來自美國的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原是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它是以經驗為根據，以邏輯為工具，進行推埋，用概率論來修正結論。這個學派傳入美國后，與美國原有的實用主義結合，產生一種模式法的“哲學”，并首先用于學，以波普爾和亨普爾為代表。波普爾(K.R. Poppor)以為歷史學和科學同屬經驗科學，但科學之成為科學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證，而在于合乎邏輯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據學最常用的歸納法，并認為資料不能產生，資料比理論“更不可靠”，轉而從推理出發(fā)，邏輯的“覆蓋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亨普爾(C.G. Hempel)完成了這種三段論的模式，卻首先要有一個或幾個普遍的，其次是具備一組事情發(fā)生的初始條件。最后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釋，只有這樣得出的描述和解釋才是科學的歷史。這就把實證主義完全撂到一邊。

我個人一向是反對用模式法研究一般歷史的，并不贊成一切決定論、預期論的。邏輯實證主義，首先是普遍規(guī)律。亨普爾也承認他提不出歷史本身的普通規(guī)律，而是借用學、學、心等已有的規(guī)律。一個經濟的運行、社會的結構確實會形成某種模式，但那是歷史的結果，不能說歷史是按某種模式安排的；其次。所謂初始條件，除非是單稱命題。是不可能齊備的。即便大體齊備，也只能如索洛(R.M.Solow)所指責的，“用時間變量代替歷史思考”得出一種預期的結論3預期是否合乎歷史實際，仍然要進行實證古事實上，在美國，用邏輯實證模式進行研究的。主要是經濟史、社會史的某些狹小領域，多半是已知歷史結果的領域。等于是回歸。

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某些計量分析中，可以用模式法。不過這些計量模式并不是三段論的邏輯模式，而主要是回歸模型�；貧w模型的自變量都是經驗數(shù)據，常量和系數(shù)也是由經驗數(shù)據求出。因而，實際是歷史實證主義方法的更加謹慎小心的。

最后，我想再提一個長期困擾西方史學界的問題，即因果關系問題司古代西方史學是一個個的故事，彼此無關古近代史學出現(xiàn)后，沒有別的辦法，就用因果關系把它們串連起來，成為因果鏈。正如休謨(D. Hume)所指出。這實際是一組事件出現(xiàn)后。隨之出現(xiàn)另一組事件，人們就把前者作為因，后者作為果。在啟蒙運動和科學興起時代，人們比照科學理論，用理性來解釋因與果，形成線性因果關系，支配著整個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邏輯實證主義興起，按三段論法用邏輯推導因與果，完全排除了主體(人)，成為客觀因果關系：這一點可說是有貢獻的。但是邏輯因果關系只能在有普遍規(guī)律和邊際條件的狹小范圍內求證。歷史上的因果關系是多元的，十分復雜的，要待結構主義史學出來，和以此為基礎的制度學派興起，根本破除線性因果鏈的概念，歷史因果關系的理論，才可望有更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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