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經濟增長要素計量模型實證研究論文
本文應用計量經濟方法對制度因素、產業(yè)結構、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在寧夏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相關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寧夏經濟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在歷年對寧夏經濟增長的研究中未能將制度因素、產業(yè)結構因素和投入要素綜合起來對寧夏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如果單獨研究某一方面，就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出經濟增長過程中各種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從定量分析的角度出發(fā)，研究制度變遷、產業(yè)結構和投入因素對寧夏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要素理論與實證研究概述
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揚、熊彼特、奈特都探討了驅動經濟發(fā)展的基本因素，試圖解釋財富的積累和生產率的增長。二戰(zhàn)后，哈羅德和多馬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分別發(fā)表了極為相似的長期經濟增長模型，因此，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哈羅德——多馬模型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出現的標志。以索洛、斯旺、卡斯、庫普曼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為了解釋經濟的長期持續(xù)增長，引入外生的技術變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相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盧卡斯、羅默、雷貝洛、巴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礎上，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內生化，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幾乎與新增長理論同時代誕生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則將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中，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隨著現代新制度經濟學的發(fā)展，制度內生性的假設逐步被引入發(fā)展經濟學視野，增強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力。
隨著經濟增長要素理論的發(fā)展，我國學者在理論模型的應用尤其是在對我國經濟增長實證研究方面也不斷發(fā)展。舒元比較系統(tǒng)地分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郭克莎從結構主義理論的角度針對改革后我國的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作用進行了考察;沈利生、朱運法主要針對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了闡述;金玉國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作了實證分析;王文博，許永兵，章安平等從定量研究的角度出發(fā)，研究制度變遷、產業(yè)結構和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各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計量模型
影響一國(或地區(qū))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制度、產業(yè)結構轉變、勞動力和資本。圖1給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指標體系。
由此可建立寧夏經濟增長模型：
Yt = A(t) Itα Stβ Ltγ KtδHtθ (1)
式中，Y表示國內生產總值;A(t)表示綜合生產要素;I表示制度;S表示產業(yè)結構;L表示勞動力;K表示物質資本;H表示人力資本;α、β、γ、δ、θ分別為制度、產業(yè)結構、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對(1)式進行對數變換得到：
lnYt =lnA(t)+αlnIt+ βlnSt+ γlnLt+δlnKt+θlnHt(2)
指標和數據處理
經濟增長(Y)。一般而言，衡量國民經濟整體產出的指標應該是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由于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采用以1978年為不變價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基本指標。
制度因素(I)。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制度變遷，而制度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程度四個方面。本文在金玉國(2001)，陳志昂和繆仁炳(2001)，王文博(2002)，樊綱等(2003)的研究基礎之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從四個方面來衡量制度變量，并運用統(tǒng)計學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對指標進行綜合，可得到1985～2005年寧夏經濟制度變量及主成份得分值。
產業(yè)結構轉變因素(S)。為了反映產業(yè)結構的變化對國民經濟的作用，本文選用了二、三產業(yè)從業(yè)人數占總從業(yè)人數的比重作為產業(yè)結構變化的`指標。
勞動力因素(L)。由于數據資料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歷年勞動力投入數量(即勞動力人數)來表示勞動力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物質資本(K)。關于生產函數中的物質資本投入的度量有許多定義和方法。一般來說我們把資本可以分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兩類。本模型選擇用“固定資產凈值”與“流動資金”之和來表示資本存量。在本文中用固定資本存量替代固定資產凈值，用存貨增加替代流動資金。計算公式為：Kt = KCt + KVt = [KCt-1 (1-δt-1 ) + It] + KVt[其中，Kt、KCt和 KVt為當年的資本存量、固定資本存量和存貨增加值，KCt-1為上一年的固定資本存量，δ為折舊率(本文取5%)，It為當年固定資本形成額]。由于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采用以1978年為不變價的物質資本存量作為基本指標。
人力資本(H)。估算現實人力資本存量的方法很多，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來估算寧夏的人力資本存量，即按照不同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分類，將各級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權數進行加權求和。公式為：Ht=HEit*hi[其中，Ht為t年人力資本總存量;HEit為t年第i學歷水平勞動力的數量;hi為第i學歷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學制)]。
以上指標數據的獲得來自：《寧夏統(tǒng)計年鑒》(1984～2006);《中國勞動統(tǒng)計年鑒》(1997～2006);《中國人口統(tǒng)計年鑒》(1990、1996、2001、2004);《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3～2006);《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96～2002)。
計量分析
根據1985～2005年的樣本數據，分別取自然對數后,并運用統(tǒng)計軟件SPSS進行線性回歸可得到模型(2)的回歸模型：
lnYt =-4.977+0.274lnIt+0.322lnSt
(-2.954) (2.562)(2.816)
+0.468lnLt+0.442lnKt+0.233lnHt (3)
(2.621) (4.840) (2.539)
R=0.997 R2=0.994 ADR=0.992 DW= 1.939 F=528.477
從上面的結果可以看到，在顯著水平a=0.1的情況下，方程整體通過了F檢驗，常數項和自變量的估計系數通過了t檢驗，顯著程度比較高，而且方程的擬合優(yōu)度較好(R2=0.994)，表明方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很強。
根據回歸方程(3)中的彈性系數可計算出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及貢獻率，見表1。
結論
制度因素對寧夏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制度因素主成份得分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增加0.274個百分點，其貢獻率為5.98%。據測算，我國比較合理的非國有化率比重應該在85%-90%之間;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至少應達到80%;比較合理的對外開放度應在60%左右。而2005年寧夏這三項指標的值分別為44.1%、54.5%、13.1%，說明非國有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個方面有非常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空間，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內，它們是寧夏經濟增長重要的動力來源。此外，由于資料的限制，本文在測算中沒有考慮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fā)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的發(fā)育程度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量，以及指標設計的合理性均有可能低估了制度變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審時度勢，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改革，不斷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逐步建立、健全各項宏觀管理調控制度，為新世紀經濟的穩(wěn)定健康增長提供必要和合理的制度保證。
產業(yè)結構對國內生總值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322，它的貢獻率為6.49%。而2005年寧夏第二、三產業(yè)從業(yè)人數占從業(yè)總人數的比重為51.6%，和西方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產業(yè)結構進一步優(yōu)化的空間還很大。因此，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促使資源有效配置，提高優(yōu)化配置效率，推動經濟的更快增長應成為今后一段時期經濟決策的重要內容。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0.468，它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15.01%。說明寧夏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有很大的優(yōu)勢。因此，應當在不斷提高勞動力效率的前提下，積極拓展就業(yè)渠道，增加就業(yè)人數，使得經濟增長更加具有可持續(xù)性。
物質資本投入對寧夏的經濟增長貢獻最大。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的投入，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442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份額為60.57%。這是寧夏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因此，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保持較高水平的資本投資，才能推動寧夏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增長。
寧夏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較低，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233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份額為11.92%。因此，今后仍然要加大對教育、科學技術和研究開發(fā)的投入，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加速發(fā)展，提高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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