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總體詩文體現(xiàn)的道玄思想
人們向來對陶淵明的研究，學者們偏重對其總體文學作品中的哲學思想闡釋，并以寫意田園總括其詩文特征，而小編所搜集的下面一篇論文范文則是從道玄思想下探討的，歡迎閱讀。
引言
歷來對陶淵明的研究，學者們偏重對其總體文學作品中的哲學思想闡釋，并以寫意田園總括其詩文特征，在這一基礎(chǔ)上，重點對其某類作品的分析更能發(fā)現(xiàn)他思想中的突出特征。陶淵明的總體詩文包涵其棲田園之心、抒歸隱之志，但是作品中的酬、答、和、敬詩以及詠懷、疏、述、贊詩文似乎更能直觀體現(xiàn)其受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想影響后領(lǐng)悟生命真諦和感受生活的方式。
1 隱士情懷: 現(xiàn)實人生的體驗者
陶淵明是一位生活于東晉后期的隱士。東晉后期社會的混亂和政治的黑暗都已經(jīng)處于極端的狀態(tài)，歸隱就成了士人們保身全生的重要途徑。而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士人，遠離禍患的意識更加強烈，陶淵明也不例外。在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潮中，玄學思想的發(fā)展進入后期，而玄學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合流的產(chǎn)物，道家思想在整個魏晉時期呈現(xiàn)繁盛的局面。這與漢代儒家思想獨尊的狀態(tài)是不同的。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想均含有歸隱的人生處世方式。同時，隱逸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人生理想的追求①。陶淵明生活在這樣大的社會環(huán)境下，也不可能脫離其所處的時代變得徹底“遺世”。歸隱后生存的方式有多種，“漁隱”、“樵隱”、“醫(yī)隱”、“吏隱”等等[1]，而陶淵明選擇了田園。
不同于其他魏晉詩人對隱士生活不食人間煙火的描摹，同時也不入超凡進仙的彼岸世界，陶淵明的歸隱生活中充滿了人間交往的真情，這種真情表現(xiàn)在他與友人、親人的話語中，如“有客有客，爰來爰止”[2]。友人的到來實給他獨居的生活帶來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歡欣。“嘉游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答龐參軍》)②。友人相聚的快樂時光總是短暫的，轉(zhuǎn)眼老友即將分別。“負痾頹檐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示周續(xù)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表達終日想著友人何時才能再來的殷切期盼。陶淵明對待人間真摯的友情出自內(nèi)心的淳真，念著“數(shù)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答龐參軍》) 的溫情。他的隱居的落腳點是“人境”，“人境”中含情，親情在其中是無法回避的，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想對人情多以超脫的心境看待，人情多歸于一種對得道的羈絆。陶淵明卻以人情為立足點，對友人的相邀避世山林，他直言“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酬劉柴�！�) 。對待親情上，當他看到自己拮據(jù)的生活狀況，流露出難以排遣的傷感，“汝輩稚小家貧，毎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與子儼等疏》) 。我們分明看到的是一位慈父因家貧對幼子生存的擔憂，拳拳之心分明可見。這就是陶淵明，其情出自對人性自然狀態(tài)的直觀表現(xiàn)，無矯揉，無做作; 其心淳然，生活的落魄與捉襟見肘都難以是他割舍下人間的摯友與溫情。
無怪清溫汝能評價“其心蓋真且淡，故其詩亦真且淡也; 惟其真且淡，是以評之也難。”[3]這樣的評價可謂得其人其詩之旨。因為有情，使得他的隱居生活充滿了樂趣，這是他在爾虞我詐的官場上難以體會到的，所以于他而言彌足珍貴。
陶淵明的酬、答、和、敬詩文是將自己的人生見解與感受訴諸同時人，詩文內(nèi)容答客贊友實有，事實上卻是自我心靈的宣讀。他的詠懷、疏、述、贊詩文則是以古代先賢為鏡，映射出的是與自我心靈的契合。這兩種詩文意向構(gòu)成了他感受現(xiàn)實生活的另一種方式: 在恬淡的自然環(huán)境中尋求心靈的解脫，在靜謐的田園中固窮守拙，在追慕先賢的'期望中寄托超越苦難的人生理想。
陶淵明善于用心捕捉蘊藏在現(xiàn)實自然景物中的意趣，這種意趣一經(jīng)展開便具有渾然天成的效果。
“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酬劉柴桑》)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jié)……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和郭主簿》) 。“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秋日凄且厲，百卉具巳腓”(《于王撫軍座送客》) 。
“凄凄歲暮風，翳翳經(jīng)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巳潔”(《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這種對四時季節(jié)的描摹中含有對自我生存狀況的摹寫，春之萌發(fā)、夏之繁盛以及秋之雍容、冬之凜冽在陶淵明的筆下染上了生活的真切感受，由于生存的困境帶來的種種不便都掩藏在這四時的變化中，或悲或喜，或暢達或郁結(jié)，總能在景物中找到對應(yīng)的感情。淵明獨愛菊，而菊開在秋季，因此對秋著筆甚多，秋季在他生活中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季節(jié)，更是其超越生存苦難的場所。自然景物帶給他的是心靈的暢達，以此消解生命中的種種不順利。“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和郭主簿》) 。和風迎面而來，吹入衣襟，身與物渾然一體。正是由于這種物與人心靈的契合才使得他在田園中找到了適合自己性情的歸屬。在經(jīng)歷了幾番仕途之后，他更加向往回歸悠游自得的田園生活中，理想和志趣都能在這里實現(xiàn)，甘心在其中固窮守拙。這是他的“人生理想深受玄學崇尚自然的時代思潮的影響，具體地說，就是拋卻仕進之心，歸耕肆勤，以實現(xiàn)他抱樸含真，與‘道’合一的夙愿”[4]。他直言“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乙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 。“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答龐參軍》) 。“愿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示周續(xù)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我實幽居士，無復(fù)東西緣”(《答龐參軍》)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和劉柴�！�) 。對于不得不出仕的違心之舉，眷戀家園的心情貫穿羈旅的始終，“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 。此時更加懷念田園生活的美好，“息交游閑業(yè)，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讀山海經(jīng)》) 。“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酬劉柴桑》) 。與親人同游，在這游駕四方的期望中寄托超越苦難的人生理想。陶淵明對田園生活的熱愛，不是因為田園生活的富足，相反，他常常感受到的是饑寒交迫，他說: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詠貧士》) 。但是他在意的不是這些生存上的困窘，“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 賴古多此賢”;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 “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 。而一時的富貴也不能撼動他的心志，“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詠貧士》) 。不可否認，陶淵明的隱居生活是貧寒的，但他并不寂寞，在與同時代人的應(yīng)答贈和中體會友情的真摯、親情的溫暖; 在與古人的“對話”中找到心靈的契合，追慕先人以達己懷，使得他能真正體會“丘山”生活的苦中之樂，感受現(xiàn)實的溫情人生。
2 大而化憂、清新和穆的生活化的詩人氣質(zhì)
陶淵明既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又有對道家以及玄學思想的認同。他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飲酒》) ，他的家族淵源中也包含這樣的思想，他的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當時顯赫一時的仕人，盡管當時玄學盛極一時，儒家思想因是其接受的開蒙教育而深深植根在他的人生選擇中，而他后期的人生觀逐漸偏向于道、玄思想，社會思潮的影響是一個方面，他性本自然的人生態(tài)度卻是最主要的因素。
這一點前人學者早有論述。那么，陶淵明何以表現(xiàn)這種受道、玄思想影響的人生態(tài)度呢? 又是怎么樣將這種人生態(tài)度表現(xiàn)出來的呢? 他通過大而化憂的“萬化”之道，消解人生“命”、“名”的牽累，以“心期”的內(nèi)在感受構(gòu)建沖盈的胸懷與心境。陶淵明的追憶古賢的詩文中，常用“化”字，如“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于王撫軍座送客》) 。
“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 。“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fù)悔”(《讀山海經(jīng)》) 。西晉郭象《莊子注》中“化”為主要概念，“化”指“變化”，進而有“獨化”之意。”與“獨化”概念相關(guān)的概念則有“有”、“無先”、“性分”、“不為而相因”等[5]。陶詩文中的“化”含義沿襲了郭象注，承認事物萬化而歸一的性質(zhì)，但是，其中的“化”又具有由內(nèi)而外的動力性和普遍感召力，由此即引發(fā)出涵容萬物的內(nèi)蘊。這種內(nèi)蘊暗含了順隨自然的理趣，能夠消解現(xiàn)實世界中的“名”、貧的牽累。“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 。“此事真復(fù)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云，懷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介焉安其業(yè)，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詠貧士》) 。“大象轉(zhuǎn)四時，功成者自去……放意樂余年，遑恤身后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二疏》) 這種大而化憂的自我超脫，來自與人生的苦悶、生存中的種種不順意的抗爭。陶氏將自己恪守的理想心性作為一種力量和武器來應(yīng)對它們，而苦悶的生成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是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自我期望與現(xiàn)實不符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他的解決辦法就是自身的思想力量，所以在陶詩中出現(xiàn)超脫后又表現(xiàn)出苦悶并不稀奇。
他的精神的可貴之處就在于能夠不斷消解這種苦悶，達到生存狀態(tài)的適性而樂。
在對待人生中的生死問題上，他認為“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fù)何如”;“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 不死復(fù)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讀山海經(jīng)》) 。陶淵明不懼死，對生的謹慎態(tài)度成就其對死的超然，即大而化憂。他關(guān)注生死，自覺思索，是其獨立人格的顯現(xiàn)，而生死問題是常解常新的話題，以一種精神信仰來讓自己解脫體現(xiàn)其砥礪不滅的力量，具有了哲學思辨的意味，所以撼動人心。至此，“化”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哲學概念了，更具有了某種人格力量，不但能化己、化人，推而廣之則，具有化天、化地的指向功能，它超越了道、玄思想，而具有某種人類生命存在價值的永恒意義。
袁行霈先生認為: “他( 陶淵明) 既熟諳老、莊、孔子，又不限于重復(fù)老、莊、孔子的思想; 他既未違背魏晉時期思想界的主流，又不隨波逐流; 他有來自個人生活實踐的獨特的思考，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jié)論。這才是陶淵明之所以為陶淵明的地方。”[6: 2]他的詩寫的是自己切切實實的生活，卻“常常是從生活里得到一點啟示，忽然悟出一種道理”[6: 8]，這道理充滿了哲學理性的意味。這種道理在人格上的表現(xiàn)就是以“心期”的內(nèi)在感受構(gòu)建沖盈的胸懷與心境。“心期”就是內(nèi)心的認同，不僅包括對人、物的情感上的歸屬感傾向，更包括對生命存在價值上的理性思索的認同。前面說到陶淵明的酬、答、和、敬詩文是將自己的人生見解與感受訴諸同時人，詠懷、疏、述、贊詩文是以古代先賢為鏡，那么，他的《自祭文》則是作者與自我的對話，“茫茫大塊，悠悠高旻。
是生萬物，余得為人……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無恨……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 文章的言辭是沉靜、凝重的，自然造化萬物，順而成人，然而人生艱難，身在其中，感觸至深，生命的存在只能付之天道運行，又怎么能考慮到死后會怎么樣呢? 陶氏想到古代先賢生不逢時、零落成泥，終成煙土，為他們感到惋惜、憤慨。他自身的苦是生活的真苦，切切實實。他最終選擇了遺世獨立，接受了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想，繼而走向通達。
由此之后，他的生存困境得到解脫。解脫表現(xiàn)于樂，可以說，陶淵明受苦之透徹，享樂之至極樂。
將這種苦發(fā)揮到極致，經(jīng)過詩人自身的錘煉，結(jié)出別樣的清新和穆的果實，寫出獨特的抒情表意詩。在清 新和穆的詩風背后，承載的是詩人洗練塵世的厚重靈魂。其心寓于詩，其思表于字，其情馳騁于天地之間，簡潔的文字下面是陶氏百轉(zhuǎn)千回的至性之情，這些也是他詩人氣質(zhì)的生活化表現(xiàn)。
魏晉時代是玄學思想形成和發(fā)展的時期，陶淵明無意于絕隱而完全與世隔絕，同時也并不有意成為任何社會思想的代言，他就是一個生活在田間的詩人，用自己敏銳的眼光發(fā)現(xiàn)隱居生活的美好，感受靜謐的生活帶給自己的無限樂趣，這就是陶淵明，一位本真生活的追慕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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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袁行霈. 陶淵明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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