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法家的人性觀與法治
論文摘要 人性及其善惡問題是中國思想史的核心問題之一，其善惡之爭，自古及今一直喋喋不休。本文無意于探究各家人性論之優(yōu)劣，僅試通過對法家人性觀的解讀，理清法家思想的源流，加深人們對法治思想的理解。
論文關鍵詞 法家 人性觀 法治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立說，百家爭鳴，圍繞著如何富國強兵一統(tǒng)天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在這個過程中，人性的善惡問題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甚至成為支撐士子們思想理論的基石。
就法家而言，它所倡導的政治體制是“法治”，他們的代表人物從人性論入手，通過對人性的認識和分析，提出了“因人情”而“治天下”的法治思想，并在百家爭鳴的浪潮中成為諸侯朝堂上的最后贏家，尤其是經過變法實踐檢驗以后，法治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雖則漢以后法家作為一個派別已煙消云散了，但“儒表法里”的治國思想?yún)s一直是支撐中國封建社會的柱石，它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本文試通過對法家人性論的解讀，理清法家思想的源流，加深人們對法治思想的理解。
關于人性問題，我們現(xiàn)在一般認為：人性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tǒng)一。自然屬性是指人的原始本性，就是人的感官和肢體的生理欲求，即人同于動物的自然屬性;而人的社會屬性則是指人之所以為人的規(guī)定性，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道德屬性，集中表現(xiàn)為仁義禮智等善德。但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對人性及其善惡問題卻是各持己見。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人性論，起源于儒家學派。孔子認為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多言仁義而重教化，試圖以倫理道德的說教來協(xié)調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利害矛盾關系。他雖未過多的言及人性，但卻是后世思想家人性觀念的思想發(fā)端。
孔子之后，諸子百家對人性及其善惡問題大致分持四種觀點：無善無惡論、有善有惡論、性善論和性惡論。
“無善無惡論”認為人性無善惡，所謂的善與惡都是后天的因素所造成的：“有善有惡論”認為“善”和“惡”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這種先天本性的強弱在于養(yǎng)。養(yǎng)善則善性長，養(yǎng)惡則惡性脹：“性善論”認為人生而有“善端”，并可通過存心、養(yǎng)性發(fā)展這種善端：“性惡論”認為人生而有欲且自私自利，故人性惡，但同時還認為后天的教育可以變惡為善。
面對上述四種人性觀，法家并未糾其枝葉論長道短，而是直面人性指出其然，其人性之說多被歸入性惡類。那么，法家究竟是如何看待人性的呢?
《管子》中講：
“夫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而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萬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
“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
《商君書》有言：
“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無擇也。”
“夫農，民之所苦;而戰(zhàn)，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利出于戰(zhàn)，則民致死。”
“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求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
“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后止”。
《韓非子》中說：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yǎng)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yǎng)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己也。”
“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次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
“醫(y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法家認為人的本性是自利、自為、自私的，但卻并未明確指出這些都是惡的表現(xiàn)。他們只談人性，不講善惡，只講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要，不論后天的倫理、道德教化及其評價�？梢赃@樣說，在法家的`眼里，人們不能也不應對自然人性進行善惡的道德評價，人性既然是與生俱來的、人皆共有的自然而然的現(xiàn)象，那么，就不應該給其冠之以善或者惡而加以扭曲。如同食色之性，人皆有之，此性有善惡否?當然沒有，人們之所以會有善或惡的意念，實在是基于對其實現(xiàn)欲念的方式方法做出的判斷而已。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則為惡;利人利己、大公無私定是善!所以，法家認為正確的做法不是壓抑人性而是導引人性——合法地利己�？梢姡c其說法家主張人性惡，倒不如說法家主張人性無善無惡更為準確一些。
其實，在法家思想里，他們觀察人性、分析歸納人性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判斷其善惡，而是為了探尋更加有效的治世方案。他們通過對人性的認識和分析，指出人的最基本生理、心理需要，并提出在因循的基礎上加以作為的主張，即實行法治，以法對人性進行導引，從而使天下歸治。
法家認為，人性好逸惡勞、好利惡害等，恰恰為統(tǒng)治者規(guī)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提供了可能。《管子·侈靡》中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贍其所愿，則能用之耳。”《管子·權修》曰：“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商鞅說：“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韓非也講：“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人性既然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現(xiàn)行政治政策就必須以人的本性為依據(jù)，在順應人性的基礎上，用法律來調整人性，用賞與罰兩手來發(fā)揮禁止和引導的功能，使人們理性地去控制自己的行為，從而使社會規(guī)范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