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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的學科定位與法學方法
古希臘人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傳統(tǒng)是真善合一的，盡管他們區(qū)分自然的真理和倫理的真理。在希臘人看來，一個真的判斷同時就是善的。這一真善合一的學術傳統(tǒng)是人們的知識欠發(fā)達、學科分化不夠的表現(xiàn)。真善合一的傳統(tǒng)與科學方法的單一和不分同在。近代實驗科學發(fā)展起來以后，實證的方法大行其道。由于希臘開創(chuàng)的真善不分傳統(tǒng)的影響，實證方法向社會科學中傳播，這大大促進了關于社會知識的科學化。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由于忽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社會科學患上了實證病。其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社會科學中的價值相對主義在實證主義旗號下的復活。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學術研究的方法應當與學科性質相適應。再好的方法，如果用錯了地方，也會適得其反。
出于這樣的考慮，愚以為，討論法學方法首先要給法學以正確的學科定位。而法學的學科定位又與科學觀息息相關。讓我們從科學觀談起。
科學大概有三大要件：概念、邏輯、實驗。缺乏其中任何一項的科學都不是真正的科學。在西方，前兩項在古希臘已經存在。但由于缺乏實驗，真正的科學在古希臘是沒有的。在中世紀，實驗科學的開拓者們并沒有像他們的繼承者那樣幸運，他們不得不偽裝成瘋子，以逃避宗教與世俗的仇視和迫害。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科學才取得了合法性。起初，科學只是眾多話語系統(tǒng)中的一支，到后來，她逐漸取代了神學的話語壟斷地位，成為最具權威性的話語系統(tǒng)。就像在中世紀許多話語都以神學的面貌出現(xiàn)以期取得權威一樣，在實驗科學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后，許多話語都以科學的面貌出現(xiàn)。各種意識形態(tài)在最積極之列。這使得科學的概念模糊了。最典型的要數(shù)19世紀初法國以塔西為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學派。這一學派將意識形態(tài)稱為“思想科學”。在塔西其時，這一思潮的影響并不大，拿破侖就對塔西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表示蔑視。他輕蔑地稱“意識形態(tài)學派”為“意識形態(tài)者”，認為塔西等人只是一批對政治現(xiàn)實盲然無知的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知識分子。[1]但隨著實驗科學的威名日隆，將各種思想科學化竟成不可阻擋之勢。各種思想的論爭成為搶占科學殿堂之爭。與此并存的、作為它的對立面的就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旨在維護科學的純潔性，他們強調只有實證的學問才是科學的。在馬克斯·韋伯時代的西方，實證主義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科學與價值無涉”已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敖裉爝�有誰會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能教給我們一些有關世界意義的線索？……自然科學家總是傾向于從根底上窒息這樣的信念，即相信存在著世界的‘意義’這種東西�！盵2]馬克斯·韋伯的價值中立理論其實是較公允的，他在堅持科學的實證主義立場的同時，強調科學對價值問題應當有所克制，這實質是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保障轉向方法論。在現(xiàn)代西方，一個科學的結論和一個價值的言說或一個真的描述和一個善的理論的區(qū)別為學界大多數(shù)人認同。
與此同時，中國也發(fā)生了一場幾乎是與西方同樣主題的討論：以張君勵為代表的新儒家同丁文江等人關于科學與人生觀關系的討論。張主張人生觀應當由玄學實際上是由儒學去解決。丁則主張科學應當解決人生觀的部分問題。這時候，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一些人出來作裁判：張固然是唯心主義，丁以及包括較公允的梁啟超、胡適之等均成了折衷主義。他們宣稱，科學當然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而且這可以在物質世界中找到根據。[3]這一思潮設定的任務不是維護科學的尊嚴與權威，而是以科學的名義強化新的思想權威，這就使對同一問題的討論得出了與西方正相反的結論：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這個新的權威恰恰是在科學的大旗之下的�？茖W替代傳統(tǒng)的“天”成了價值權威的淵源，這個“科學”的靠山則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在社會中就是“物質生活條件”。進一步要問，誰是這個注定一言不發(fā)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代言人呢？當然是“物質生活條件”的支配者。這就是中國的邏輯。因此，上世紀初那場發(fā)生在中國的希臘式的諸神的戰(zhàn)斗并未能維持多長時間，一旦有一神在物質上戰(zhàn)勝了他的敵人，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斗便告結束。于是，新的統(tǒng)治者就成了科學的源泉，一切統(tǒng)治思想都是科學的、不容懷疑的�？茖W成了正統(tǒng)的代名詞，科學成了清除不同思想的利器。由此可知，與西方正相反，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是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在中國成為謬誤的代名詞。
上述描述告訴我們，科學這一概念在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以后便患上了意識形態(tài)綜合癥，它承擔了太多的意識形態(tài)重任。這使得國人的科學概念大大地寬于西方人，且不說相對于持狹義科學觀的英美人，就是相對于主張廣義科學觀的德國人來講，也是大大地寬的。①且這個中國式的科學的外延是不斷擴展的。在陳獨秀那里，他是明確把哲學的本體論排除在科學之外的，他的科學中有哲學，但不是哲學的全部，只包括哲學中的唯物史觀。[3]但是現(xiàn)在，哲學完全成了科學的不容懷疑的成分，哲學甚至成了“科學的科學”，是評價一種理論是否科學的標準。只要是權力者的宣示，都以科學名之。這就是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所說的貶義的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②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結果便是從權威出發(fā)的、解經方法成為主導的方法，依據這一方法，在研究之前結論已經產生———這就是權威早已認定的結論，一切所謂的研究只不過是在經典中尋章摘句，一切所謂的結論只不過是權威的復述或演繹。因此，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社會知識領域）與學術爭論便告結束，代之以各種形式的語錄仗甚至是政治棍棒。
據當代學界的共識，科學的首要含義是方法意義的———實證的方法。除了方法意義以外，科學還指一種與信仰相對的精神，一種科學的實證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本身具有普遍性、公正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的精神氣質；由此衍生出獨立性、獨創(chuàng)性、異議、自由、寬容、公正、人的尊嚴和自重。
本著方法和精神意義上的科學觀，我們可以把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規(guī)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追求的是真，規(guī)范科學追求善，人文科學追求美。只有追求真的學問才是科學，追求善的是倫理學，追求美的是美學。
這一分析架構中的法學是什么呢？這一問題的回答與人們對法學的定義有關。德國的法哲學家德來爾（RalfDreier）說：“法學的用語在德文的語言使用上，雖有爭議，但是通常是賦予廣義的，廣義的法學不僅涵蓋了法律科學，還包括法官的、以及法律咨詢的法律實務�！豹M義的法學專指法律理論。艾瑟（Jo sefEsser）則將法學區(qū)分為法律知識和科學�！爸R還算不上是科學。知識欠缺對個別表象所以發(fā)生的全觀、各種關聯(lián)和法則的理解�！盵4]拉德布魯赫則認為，“我們有三種觀察法律的方式：涉及價值的觀察，即將法律看作文化事實———法律科學的本質在于此；其次是帶著評價的觀察，即把法律視為文化價值———這是法哲學的特征；最后是超越價值的觀察，即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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