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建立證據開示制度的部分探討

刑事訴訟的控辯雙方，在開庭審理前，將各自把握的一定范圍的證據材料向對方展示，這種制度即證據開示制度。近來，刑事訴訟法學界的專家學者，對在我國建立證據開示制度的有關進行了探討，現將探討中的部分觀點述要如下：

　　一、在我國建立證據開示制度的現實意義

　　第一，建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發(fā)現案件的客觀真實，實現訴訟公正。刑事訴訟是一個查明案件事實的過程，各項訴訟制度設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盡量拉近程序參與者對案件事實的熟悉同犯罪事實之間的間隔。建立此項制度能夠促進控辯雙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以此弱化對抗制審判方式帶來的副作用。在實行控、辯舉證具有對抗特征的訴訟程序中，控、辯雙方可能采取各種“競技”手段進行攻擊、防御，同時削弱對方的進攻和防御能力。因此需要在制度上解決以封閉信息作為“競技”手段的題目。否則，法庭審判將變成一場與查明事實***盡不相干的司法競技對抗。

　　第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開庭審判前有權了解被指控的事實上和證據是“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憲法性原則的應有之義。然而，由于新的刑事審判方式取消了卷宗移送方式，被告人的這一權利將大打折扣。證據開示制度，無疑會將這種因立法改變而給被告人權利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限度。由于依此制度，被告人可以通過其辯護律師，知悉支持起訴的證據，并有針對性地預備辯護。同時，通過證據開示，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還可以了解到檢察機關所把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這些證據無疑會成為支持辯護的強有力的理由，尤其是在我國辯方收集證據的條件和手段遠遠不及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的情況，這一作用更為明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證據開示是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證據開示，被告人便沒有保障辯護權的充分行使的手段，控辯雙方程序意義上的同等對抗則將成為一句空話。

　　第三，證據開示，有利于確認對立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即訴訟的焦點，而且，通過獲得預備訴訟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在正式審理中難以取得的相關信息，有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

　　第四，設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保證案件審判的質量，由于進行了證據開示，控辯雙方進行了充分的預備，法庭中的質證就能做到有的放矢，證據信息能夠在庭審中得到充分的交流，這無疑有利于法庭對案件事實形成正確的判定。也只有這樣，真正意義上的對抗制庭審方式才能得以順利進行。否則，在審判中，控辯雙方要么不積極參與法庭調查，要么通過出示新的證據相互突襲，而法官由于沒有高質量的法庭質證，難以對案件事實得出確定的結論，不得不依靠于庭后閱卷，或者進行調查核實證據的工作。長期下往，法庭審判必將流于形式，回到刑事訴訟法修訂前的老路上往。

　　第五，設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節(jié)省司法資源，進步訴訟效益。證據開示不僅可以使法庭審判不至由于需要調查核實證據而經常休庭，以保證法庭審判不中斷地進行，而且可以保證案件事實建立在可靠的證據基礎上，被告人服判的可能性增大，不必要的上訴和中訴也將大大減少。

　　二、證據開示的范圍

　　關于證據開示采取雙向還是單向的題目，有學者主張為強化辯護功能，防止檢察官庭前針對辯護證據采取措施，證據開示應是檢察官對辯護律師的單方面的開示。由于，控方的證據展示是律師先悉權的延伸，因此檢察官負有向辯方展示證據的憲法性義務，而從現有的來看，則很難推導出辯護律師也有向檢察官展示證據的義務，而且辯護律師取證的權利和能力較之公訴方極為有限。何況案件提起公訴，也是建立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所以，只能由控訴方單方向辯護方展示證據。也有建立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所以只能由控訴單方向辯護方展示證據。也有學者以為，證據展示應是雙向的。由于司法公正不僅要求程序公正，還要求結果公正；不僅要求對犯罪嫌疑人公正，還要求對被害人公正；不僅要求公訴人要有公正的心態(tài)和訴訟理念，也要求律師要有公正的心態(tài)和訴訟理念。假如僅是控方向辯方展示證據對控方而言，顯然有失公正，對查明案件事實，確保無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也有害無利。固然英美等國證據開示制度的確實走過了一個由單向開示轉向雙向開示的過程，但這種轉變不是隨意進行的，而是在經過激烈爭論后理性化選擇的結果。假如我們承認法庭審判中的突襲行為在控辯雙方都可能發(fā)生，就應當承認雙向開示的公道性和性。就我國刑事訴訟的現狀而言，采取雙向開示原則，也有利于推動檢察機關積極開示證據。而只有檢察機關能夠通過開示證據，辯方不開示證據，檢察機關即使用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下也能夠通過各種限制辯方得到控方的證據村料，證據開示終極無法實現。

　　對于證據開示是否對等的，有學者主張應采取對等開示原則。也就是在法庭審理前，控辯雙方互相向對方展示已方對本案已獲取的全部證據材料。對控訴方而言，開示的范圍應該是既包括自己預備在法庭審理中出示的證據，也包括案件中存在的、不打算在上出示的證據對律師而言，開示的范圍也應是律師調查取得的所有證據材料。也有學者以為，控辯雙方的證據開示應當是不平衡的。檢察機關負有全面開示證據的義務，在證據開示中居于主導地位，辯護律師只負有有限度地開示證據的義務。首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視職能決定了公訴人既要向辯護律師開示支持起訴的證據，又要向辯護律師開示支持辯護的證據。辯護律師的辯護職能則決定了辯護律師只能向公訴人開示支持辯護的證據，而不能向公訴人開示支持起訴的證據；其次，公訴人既要向辯護律師開示預備在法律上使用的證據，又要向辯護律師開示不預備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由于訴訟要求，公訴人不預備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則不能被公訴人用來支持起訴；第三，辯護律師的先悉權決定了公訴人應當首先開示證據，公訴人只有主動開示證據以后，才能享有要求辯護律師開示證據的權利。

　　對于部分開示還是全面開示的題目，有學者主張可作如下要求：

　　第一，就控方而言，開示范圍應包括：（1）凡是在偵查、起訴過程中獲得的案件指控事實有關的證據材料，都屬于證據開示的。這個范圍基本包括了過往偵查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加上起訴機關補充取證的材料。（2）上述開示范圍中對其中凡是預備在庭審時提出的證據，無論是被告人過往的供述與辯解、證人的庭前證言、被害人的庭前陳述，還是物證、書證，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以及視聽資料，均應事先開示。對這部分證據原開示屬于法定開示、強制開示和主動開示。凡事先未開示的證據，在法庭上不能使用，除非有公道的根據并獲得法官答應。（3）在第（1）條規(guī)定的范圍內，除第（2）條以外的證據，即不預備在法庭上的相關證據，經說謊護方指明并要求，檢察機關應當開示，這屬于請求開示和被動開示。（4）此外，還應該對檢察機關提出一項一般性的要求，即檢察機關在開示程序中不能陷瞞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材料。

　　第二，就辯護方而言，基本要求是：凡是辯護方預備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都需要事前向控方開示。（1）對辯護方預備傳喚到庭的證人，應事先通知檢察機關其姓名和地址，假如對這些證人有詢問被告人、被害人以及鑒定人，假如開成筆錄，經檢察機關要求，也應當向其開示。（2）對擬在法庭上使用的書證、物證、鑒定結論、勘驗及檢查筆錄等證據，應于事前向檢察機關開示，以便控方有所預備。

　　有學者指出，對證據開示的范圍，仍需進一步以下幾個題目：

　　第一，對于公訴人的證據開示要不要設立例外規(guī)則？對此應當具體題目具體。對于預備在法庭中出示的證據，不應當設立任何例外。由于這類證據終極總是要公然的，即使是不公然審理的案件，也不可能不讓辯護律師參加法庭審判。因此，對這類證據開示設置的例外沒有實際意義。對于不預備在法庭中出示的證據，可以設置例外規(guī)則。具體可參照英國的“公共利益寬免”（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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