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樓夢》中書名的翻譯論析文化信息傳譯

時間：2024-10-24 18:35:45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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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guān)鍵詞]文化信息傳譯；書名譯文；《紅樓夢》

　　[論文摘要]就文化翻譯而言，涉度文化個性很強的文化信息翻譯時，譯者一般應遵循“內(nèi)客先于形式”的原則。本文運用此原則采分析《紅樓夢》中書名的英譯，初步得出以下結(jié)論：遵循了“內(nèi)容先于形式”原則的譯文一般都能做到“迭意”；反之，譯文則未能剝開語言外殼，顯露內(nèi)核。

《紅樓夢》作為文化巨著，包含著大量而豐富的文化信息，單從其中出現(xiàn)的歷史作品這個小小的側(cè)面就能看出這一點。在文化翻譯理論中，文化信息的傳譯有一定的原則，它們在這些實際翻譯的操作中，理應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文化信息傳譯理論

按照喬治·斯坦納在他有關(guān)翻譯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所言，翻譯就是一種闡釋，而這種闡釋的運作包括四步:“信任”、“侵人”、“吸收”、“補償”�；谌魏我粋€譯者都相信文本中“存在意義”這樣一種“信任”感，翻譯活動由此而始;而這一原始的“信任”往往遭遇文本的抵抗和考驗，難以輕而易舉地接近原文的意義。正因如此，便有了帶有積極進取性的第二步“侵人”，即在遭遇理解障礙時不能退卻，在文本表層所構(gòu)成的屏障中不能迷失自我，而是要知難而進，甚至強行進人，人于內(nèi)而悟其意，正如中文所說的“得意忘言”，透過語言的表面，透過文本的表面，直指文本的深處，在字里行間把握文本的意義，否則，將會水遠在文字的表面徘徊，或為其字面意義所迷惑，或采取簡單主義的轉(zhuǎn)換方式，在字詞的層面進行譯解。在翻譯的這一步中，斯坦納一再強調(diào)要“剖開語言的外殼，顯其意義”，從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看出，文本的“意義”，特別是那些內(nèi)涵豐富的文本的“意義”.在翻譯活動中應該永遠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因而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就不得不考慮到如何處理“意義”及其載物，簡言之，即內(nèi)容與形式的問題。

奈達在他的翻譯理論中信息傳譯一節(jié)強調(diào)，譯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傳譯信息內(nèi)容，盡可能避免信息走失或走樣;譯者必須盡可能完善圓滿地傳譯文化信息的聯(lián)想意義;在保證信息內(nèi)容和聯(lián)想意義得到圓滿傳譯的前提下，譯者可以盡量顧及信息表達形式的傳譯。這也就是說，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圓滿地傳譯文化信息，內(nèi)容往往先于形式，在此基礎上，才能再考慮形式的同一。

筆者認為，奈達的這種觀點在劉毖慶的翻譯理論中也得到了體現(xiàn)。劉毖慶在總結(jié)文化信息的表現(xiàn)手段時提出了幾種方法.他認為，為了免得讀者費解，對于文學作品中的專名和典故，最好的辦法就是本乎原語中的“tenor"本意)在譯語中另找“替身”。這就是所謂的’‘替代”，大致相當于傳統(tǒng)譯論中的意譯。對于有文化或形象通感的文化信息，才能用到“模仿”的方法，即用目的語模仿原語的文化信息表現(xiàn)式，大致相當于傳統(tǒng)譯論中的直譯。其次是“闡釋”，大致相當于譯文加注。

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在翻譯那些文化個性很強的文化信息時，透過文字“看”文本，攫取其中真正內(nèi)涵才是至關(guān)重要的。

將這些理論運用到作品的衡量中，則好壞曲直立見端倪。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的楊憲益英譯本中書名譯文(即劉亦慶所言之“專名和典故”)遵循了這種指導思想，幾乎都能不折不扣的傳達原文的文化信息;譯文則在信息傳譯上有所欠缺，容易使讀者費解或產(chǎn)生誤解。

　　二《紅樓夢》中部分書名譯文例舉

《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鴻篇巨著，也被稱為清代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解讀《紅樓夢》，就是解讀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沉淀。在小說中，為了行文需要，也為了烘托、渲染、反襯、伏筆等寫作目的，作者不斷地引經(jīng)據(jù)典，歸納一下，大致有這么幾類:

文:《離騷》《文選》《王摩潔全集》《西廂記》《牡丹亭》《白蛇記》《滿床筋》《南柯夢》《西游記》《劉二當衣》

史:《左傳》《國策》《公羊》《谷梁》

哲:《四書》《五經(jīng)》《秋水》《南華經(jīng)》《參同契》《五燈會元》

對于這些歷史文化含義極其豐富的文化元素，譯者大致采取了這樣幾種翻譯手法:

(1)直譯

《王摩潔全集》Wang Wei ‘s Regular Pentasyllabics

《西廂記》T7ie Western Chamber

《牡丹亭》Peony Pavil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