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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圍城》的文化批判價值
[論文關(guān)鍵詞〕錢鐘書 《圍城》 文化 批判價值
[論文摘要〕錢鐘書先生的《圍城》，在其稚俗共賞、幽默風趣的語言里透視著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深層意蘊，他思考、關(guān)注著人的本性，將筆觸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揭示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從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類文化、精神的頹廢。《圍城》以其“格式特別”和豐富的蘊含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了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并為20世紀40年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圍城》自問世以來，便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比較有爭議的作品，從審美范疇的角度探尋，它沒有正面描寫美，通篇幾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燭照下描繪丑陋、卑下、粗糙與低劣這些否定性審美范疇的東西，這些東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繪的丑中蓄積了審丑意蘊，觀照和透視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弊害，鞭撻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圍城》以“丑”作為創(chuàng)作母題，將社會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膽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從而也為人們重新認識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機。
丑是作為美的對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時丑也就產(chǎn)生了。然而，長期以來在高雅的美學殿堂里是沒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建立起一座輝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許丑的存在。東方文化也一直強調(diào)“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理性去節(jié)制美感的過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國古代小說中多是將明君賢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近現(xiàn)代小說同樣以描寫追求理想、美好前程、遠大抱負、為國爭光作為主潮。而《圍城》則是背離當時主流文學的作品，所以，《圍城》一度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沒有地位。隨著研究者對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認識，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圍城》才走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與20世紀40年代其他現(xiàn)代小說家一樣，錢鐘書的小說以對丑惡人性的提示和批判為基本母題，客觀地將社會、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膽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使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落后狀況與沉滯的氣氛。這只是《圍城》帶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寫層面”，具有認知價值。作者自稱，“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秶恰匪伎肌㈥P(guān)注人的本性問題，人性之丑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最終將筆觸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以揭示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從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類文化、精神的頹廢，在諷刺與幽默的審丑藝術(shù)的運用下，《圍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別”和豐富的蘊含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了不容替代的歷史地位，并為40年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1對中國封建傳統(tǒng)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學就其總體而言，永遠是對社會生活的觀照與探索，永遠是對人類自下而上狀態(tài)的思考與寫照。五四運動以來，“批判國民性”的主題已經(jīng)形成一種傳統(tǒng)，其最終落腳點是“反封建”�！秶恰返闹黝}意蘊是多方面的，對于丑的審視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種文化批判。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著驚人的人生智慧的學者型作家錢鐘書，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種深刻的批判眼光，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獨具慧眼的評判。
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是《圍城》意蘊最深刻之所在。無論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還是對西方文化的鞭撻，都是揭示了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作者筆下的“圍城世界”和“圍城人生”構(gòu)成整個存在世界和整個人生的本體象征，極富于哲學意味。
《圍城》的主要社會環(huán)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識分子云集的大學—中西文化在中國的交匯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傳統(tǒng)封建家庭、先受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后又留學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這種環(huán)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廣泛地展開他對歷史文化和人生命運的探究。
《圍城》是從“反英雄”角度描寫知識分子主人公的，其“視點”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同類題材作品中顯示出獨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點或探求知識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圖以寫“新儒林”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反省。小說對于落后的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來許多作家所已經(jīng)做過的那樣，通過刻畫舊式知識分子的形象去完成這種反省、批判，而是從“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過一些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實現(xiàn)這種反省與批判�！秶恰飞羁唐饰龊托晾敝S刺了中西兩種文化相撞擊時產(chǎn)生的種種畸形可笑的現(xiàn)象和人物，以詼諧生動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tǒng)封建思想合流所產(chǎn)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時髦，鄉(xiāng)氣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制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的兩方補釘，也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小說嘲諷了“國粹”和“洋物”摻和在一起所產(chǎn)生的不倫不類的現(xiàn)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學設備”，卻“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觀世音咒，求菩薩保佑自己。作者對此調(diào)侃地寫道:“可見‘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并非難事”。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體西用”，實際上是對固守中國封建文化者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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